百年中国文学叙事中，革命叙事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最为剧烈的变革图景就蕴含在革命叙事之中。然而，革命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种方式，又总是与各个时期的社会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学史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叙事形态、叙事模式和审美追求，成为复杂而又多元的文学图景。近年来，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历史节点的到来，革命历史叙事再次成为作家们青睐的对象，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比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庞贝的《乌江引》等等。这些作品在接续革命叙事传统的同时，也体现出明确的求新图变的努力。如何赋予革命叙事更为宽阔的内容和更为深邃的意义，如何更好地接通广大读者，成为作家们努力探索和超克的问题。江西作家程晖的最新长篇小说《乡缙》亦可放置于此一文学脉络之中进行考察，它同样接续了革命叙事传统，同时在叙事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

一

《乡缙》讲述了20世纪30至50年代发生在江西高安地区的抗战史、革命史。江西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故事遍地流传，英雄人物闪耀历史，有关江西革命的叙事遍布于各个时期、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之中。《乡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着意以一种雅正的宏大叙事来正面描绘恢弘壮阔的革命史，而是以乡绅为人物主体来观察和叙述发生在江西地区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从一个特殊视角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细节和地方形态，同时也重塑了革命史中的乡绅形象，将乡绅以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和结构位置嵌入到革命史的叙事中去。

乡绅作为历史产物在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在已有的文学史叙事中并不鲜见，并形成了一条叙事脉络。古典文学的世情小说中不乏这样的人物，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叙事、革命叙事中更是有大量的乡绅形象。但以往的乡绅叙事，呈现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和问题，比如很多作品将乡绅视为人民大众的对立面，进行污名化的叙述和塑造。但实际上，乡绅阶层具有多面性，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乡绅都具有剥削性质，有一些乡绅是通过个人的成功经营来积聚财富，比如《乡缙》中的谢炳坤，他的财富有很多都是通过商业经营得来的。另一方面，在社会革命中，他们发挥了一定的建构功能，起到了动员组织民众甚至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比如在《乡缙》中，金贵田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在抗战中，金贵田积极组织民众进行自我保护甚至是抵抗；在灾荒年岁，他利用自身的经济条件组织民众自救，度过饥荒岁月，也一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不断成长，最终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以往文学史叙事中对于乡绅的“劣绅”界定和形象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失客观的，遮蔽了乡绅阶层的复杂性。而《乡缙》的一个重要价值和贡献就在于对这一写作倾向进行了反拨和重构，写出了乡绅这一阶层人物的立体性和丰富性，还原了他们的历史形象，并重新构建了他们与大历史的关系。

《乡缙》中的乡绅是生活化、具象性的。作品用了大量的笔墨写金、谢两人的明争暗斗以及两大家族复杂的情感纠葛，使人物从阶层的樊笼中走出，成为更具生命质感的人物。两大家族中，不仅金贵田、谢炳坤、熊芙蓉、江翠柳之间有暧昧不清的情感交集，子一代的年轻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尤其是在历史重力的裹挟下，他们的情感关系出现令人唏嘘的诸多错位。这些生活化的情感叙事赋予了历史叙事一种特殊的温度，使乡绅形象具有了更多在地性和日常性，摆脱了以往观念性和符号化的塑造，有了更为具象的肉身。

作品中的乡绅也是具有革命性的。金贵田虽然并不是革命者，但对抗战、革命一直起到正面的支持作用，尤其是随着形势发展，他对共产党的革命理念更加认同，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谢炳坤虽然更看重个人财富名利，但在看到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时，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在临终之际申请加入党组织。这一行为颇具象征意义，是乡绅阶层向革命的最终靠拢和融入。因此，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革命属性。这种历史定位和形象塑造可谓是对于乡绅形象的一次重要重构。

可以说，作品通过对于乡绅的生活化和革命性的书写，塑造了一种迥异于文学史叙述常见的乡绅形象，完成了对于这一叙事脉络的反拨和丰富。当然，作者并没有去刻意美化这一群体，同样写出了这一群体的局限性。比如谢炳坤在政治立场上的左右摇摆、大局观的缺失、在两性关系上的混乱状况等等。这些局限性的描写更为真实地还原了这个群体复杂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也还原了不同历史事件抵达乡村社会，尤其是乡绅这一阶层时所引起的不同反应，建立了一个观察和分析当代历史的新视角。

二

《乡缙》的另一重价值在于通过乡绅这一新视角，实现了对地方性革命史的重构，展现了革命史的一种地方形态。

作品主体部分的叙事时间开始于1930年代，结束于1950年代，这20年正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大历史事件复杂交织的历史时段，也是特别能够凸显不同阶层人物在历史合力中走向不同方向的一个特殊时空。作者非常巧妙地将家族史与抗战史、革命史进行了融合，讲述了发生在高安地区的红色历史。作品描绘了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在高安地区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展现了战争带给人民的深重伤害。与此同时，作品也叙述了乡绅阶层组织下的人民自卫以及共产党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抗斗争。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抵抗力量和行动，正是战争背景下各方力量协同合作的真实图景。作品通过乡绅这一叙事视角，建构了地方性抗战的历史图景，形成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历史叙事。

与此同时，作品中的家族史和革命史也巧妙嵌套在一起，家族史内蕴着革命史的复杂动向，革命史的起伏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轨迹。金贵田和谢炳坤的家族性对抗，一定意义上也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对抗，这一点在子一辈人的关系中体现得较为鲜明。金贵田的大女儿金葳蕤嫁给了共产党员许宏志，从华林山游击队开始一步步走向全国战场。二女儿金潋滟嫁给了革命战士杨天元，终生守护革命烈士的亡灵。金家子女都站在了共产党的阵营之中。而谢炳坤的三个儿子更多依附于国民党甚至做了汉奸，成为另一阵营的成员。两个家族在抗战和革命的洪流中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显现出历史洪流对于个体生命的深度裹挟，也是大历史之于“具体的人”深刻影响的一种显影。

抗战史与革命史是交织在20世纪上半叶沿海地区城市发展史中的重要历史结构，在民族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双重背景下，城市及乡村都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洗礼和重组。在此过程中，救亡图存与革命解放形成的双重变奏裹挟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促使每个人的精神发生蜕变，也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走向。小说所描写的高安，可以视为沿海城市发展史的一个历史缩影，它既是地方化和具象性的，也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象征性的。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乡缙》以乡绅为主要人物和视角，完成了对于革命史的地方形态的新叙事，也在微观上重塑了乡绅的历史形象，是一部有着文学史和社会史等多重价值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