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老师现在心里很烦，也很担忧。烦的是那位同行三番五次打电话向他认错道歉，像是不相信他似的；担忧的是他怕那位同行想不开，会出事。

其实，这件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乔老师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可自从昨天起乔老师的电话就响个不停，一连三四次打电话的就是那个同行。不说这件事倒也罢了，一提起就令乔老师很生气。不夸大其词地说，乔老师也算是本地区有点名气的人，作为教师，他教学有方，撰写的不少教学论文频频刊登在省市教育期刊上；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的作品也常常见诸报端。从这两方面来说，他不仅是位名师，也是位作家。人怕出名，树大招风。居然有人原原本本地抄袭了一篇乔老师的论文给刊登了，刊登的杂志竟然是本市教育局主办的教育期刊。

没有不透风的墙。期刊一出，各校都收到了一本，很自然的，乔老师一眼便看出其中一篇就是自己曾经撰写的论文，他两年前就给该杂志编辑部投过稿，没想到现在竟然被另一位同行给盗用了。想想看，自己花费心血的研究成果被他人窃取，还公开发表在本市杂志，这怎能不令人恼火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乔老师立即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经确认，就在两年前，编辑部是收到乔老师的这篇稿子，但因为篇幅过大，那期杂志版面有限没能及时刊登。可是，这次有人投来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且明显将原稿删减了很多。

“不论他改头换面也罢，删减压缩也罢，可文中的那些观点一个都没变，连论述的句子都是原原本本的，这不是抄袭、剽窃，是什么？”可谁又能证明这篇稿子的原创是乔老师，而不是她呢？随后，乔老师将自己两年前曾发表在教研网上的这篇文章的网址链接发给了编辑。

事情过去都两个月了，乔老师没再过问这件事，他不想为了此事而伤了同行的情面，况且，他与那位同行很熟，更不想为此让她难堪。但事情并没有像乔老师想象的那样简单，会不了了之。或许，那位同行也早就看到那本教育杂志了吧。可她却一直没能向乔老师解释过什么，也没有道过歉。可近来，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传入了她的耳中，她听说乔老师为此事不得了，还专门写信向市局告发她。这让她惶惶恐恐不得安宁。

她终于给乔老师打来第一个电话。可电话里没有诚恳道歉的意思，只是一再试探口风，看乔老师怎么想，有没有做出对她不利的举动。乔老师说他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不愿意再提起，叫她放心好了。

十分钟过后，第二次电话响起。又是她，听起来很担心的样子，并一再向乔老师道歉，请他原谅她。说都是自己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求乔老师不要计较。乔老师说他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请她放心好了。

二十分钟后，电话再次响起。碍于情面，乔老师耐着性子，非常认真地解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不会追究，也没想过要为难谁。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都是同行，总有互相帮忙的时候，就算这次帮忙了。”

言之以此，仁至义尽。乔老师想这次她总该放心了吧。可半个小时后，她又来电话了。她恳求乔老师务必向编辑部说一说，不要伸张此事，替她保守秘密。乔老师很同情她的处境，毕竟做教师的最怕影响，这可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乔老师连忙给编辑部打电话，声明自己不再追究，不要公开这件事，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乔老师刚放下手机，第四次电话铃音又响起来了，不是别人，还是那位同行。乔老师把他怎么向编辑部说的都一五一十地说给那位同行，还一再安慰她别担心，这件事其他人并不知情，不会有事的。

第二天早上，一连四次，那位同行打来电话，乔老师觉得烦，没有理睬。或许是乔老师没接电话的缘故吧，第五次电话铃音再次响起。乔老师接通电话，本想生气，只听那位同行带着哭腔，说她一夜都睡不着觉，有人说这件事情很严重，负面影响很大，她很害怕。乔老师动了恻隐之心，劝她别怕，他本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其他同事，编辑部的人也说了，他们没有声张此事，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的领导。乔老师还劝她别多想，没人说，这件事就过去了。

没过一会儿，电话响了，乔老师拿起手机一看，不是别人，还是那位同行：“怎么没完没了，自己做错了事，还搅得别人不得安宁，像是她没错，反倒是我错了……岂有此理！”这次乔老师真的生气了，他拒绝她的所有来电。

后来，乔老师听说，那位同行为了发表那篇剽窃的稿子，不仅托人找关系，还请客送礼，费尽了心机，用尽了手段，最终达成所愿。

【作者吴利强，教师，系中国教育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教育学会教师作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青年文学家杂志社签约作家、《中国乡村》散文编审、《宝鸡教育》兼职编辑。作品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作家报》《延河》《华夏》《散文选刊》《北方作家》《山东青年》《教师博览》《教师文学》《教师报》《各界导报》《陕西工人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