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诗，其实是被击中的伤口上开出来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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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的诗，这一句最有力。

这是《与诸子登岘山》开头的一句。大气。在孟浩然的笔下不常见。孟浩然的好处是一种淡素之美，一般人不会觉得他的诗和力量、气势有关系。但这一句除外。可见当时感触特别深，不写他特别擅长的景物，也不徐徐地抒情，直接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念头，或者说一声叹息，却好。因其慨然，又叹得大。孟浩然这首诗是这样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这首诗伤感，但伤感得浩瀚。天地无情，人生短暂，生老病死，无法抗拒，悲欢离合，转眼成空，面对时间，谁能不在某一个时刻被这种无处可逃的巨大伤感击中呢？怀古诗，其实是被击中的伤口上开出来的花。

岘山又名岘首山，在湖北襄阳南。羊祜是西晋征南大将军，为晋灭吴的部署和准备颇有贡献，据《晋书·羊祜传》，羊祜镇荆襄时，常到此山置酒言咏。

第二联从古写到了今，然后写登临所见：因为是冬天，江水浅落而鱼梁洲更多地露出了水面，因为天寒，草木凋零，云梦泽更显得迷蒙幽深。萧瑟的冬日景色中包含了人在巨大时空中的孤单和伤怀。

最后说看了羊公碑，流下了眼泪。为什么？有专家认为是因为伤感，“四百多年前的羊祜，为国（指晋）效力，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是以名垂千古，与山俱传；想到自己至今仍为‘布衣’，无所作为，死后难免湮没无闻，这和‘尚在’的羊公碑，两相对比，令人伤感，因之，就不免‘读罢泪沾襟’了。”（李景白语）总觉得似乎把孟浩然的复杂感受说得简单了一些，也有点太“及物”。羊公碑本来就有“堕泪碑”之别名，可见羊公事迹和人格魅力之感人。这样的“贤达胜士”也终归难免化作“此山”的一部分，羊公碑“尚在”而羊公早已不在，也是令人悲伤叹惋的。孟浩然来此凭吊，也是延续这个感情基调的。“泪沾襟”也可能是暗用了“堕泪”的典故。这是流泪的第一层原因。羊祜当时发出的慨叹，是有生命意识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体会到或者被苦恼的，就是生命短暂，一代代更替，无法避免无法挽留，还可能湮没无闻，在时间中如此短暂和不确定的人生，究竟是有意义的，还是归于虚无的？诗人孟浩然到了这里，不可能不想起羊祜之叹，不可能不对此有深切的感触，对四百多年前羊祜的伤感如此有共鸣，以至于都分不清是谁的伤感了。这是流泪的第二层原因。此外，想到自己眼看会成为羊祜所叹“湮没无闻”中的一个，“吊古”而格外“伤今”，而至流泪，这也是可能的，如果是，这就是第三层原因。

为什么说他伤感得浩瀚？因为孟浩然是和无数前人一起伤感的，而且他知道同时代的无数天下人在共鸣自己的伤感，而且就在伤感的同时，他已经知道后世还将有无数人会共鸣。羊祜的伤感，羊祜同时代人的伤感，孟浩然的，孟浩然同时代人的伤感，后人的伤感，许多面心理的镜子，形成了无数次折射，循环往复，绵绵不绝。人作为渺小而脆弱的个体，无法与时间对抗，但是如此无数次折射，人的这种浩瀚的伤感，却超越了生命的长度，变得永恒了。

2

怀古诗，其实还可分几个小主题：

第一种是慨叹时光无情，人生短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有时寄托生不如意，有志难伸的悲凉之感和抑塞之气。这种怀古诗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第二种，慨叹世易时殊，物换星移，兴废更替。有的是单纯的感慨，有的也寄寓自己的心事。如崔颢《黄鹤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第三种是赞颂或同情某个历史人物。往往寄托自己的理想或暗含自己的境遇。比如杜甫写诸葛亮的《蜀相》《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

当然，怀古诗常常不止一个主题，比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和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都兼具一、三两个主题。

第四种是感喟王朝兴衰、人世沧桑。也分“及物”和“不及物”两种，前者纯感慨，后者还会进一步，反思前人功过和兴亡原因，有的暗含现实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如刘禹锡的《金陵五题》、《金陵怀古》等。

论怀古诗，必须说到刘禹锡。他的怀古诗，识见剀切，语多警绝。仅《金陵五题》，问世后就让白居易读了“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而且指着其中《石头城》中“潮打空城寂寞回”句，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白居易没有具体说激赏的理由，但李慈铭的看法大约给出了解释：“二十八字中，有无限苍凉，无限沉着，古今兴废，形胜盛衰，皆已括尽，而绝不见感慨凭吊字面，真高作也。”（《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唐人万首绝句选》）

这二十八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五题的另一首《乌衣巷》，也是传诵人口的杰作：“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金陵怀古》也特有奇气、字字精神：“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十字真是字字立于纸上。这是名句，也是刘禹锡怀古诗中蕴含的主题，它道出了一个至理：国家兴亡，取决于人事，如果统治者昏聩腐朽，地形再险要都无济于事。结尾则借古讽今，意味无穷。前人赞叹：“才识俱空千古。”

确实，刘禹锡的怀古诗，在见识上是超过唐代绝大多数诗人的，包括杜甫。杜甫对诸葛亮是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来无条件推崇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最后两句是败笔，简直抵消了“万古云霄一羽毛”一半的好。

来看刘禹锡如何写同一个题材：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蜀先主庙》）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十个字说尽了刘备一生的功过得失。“凄凉”二字涵义自深，蜀亡令人感到凄凉，同时面对国势衰颓而当权者仍不知重视人才的现实，诗人更感到无尽凄凉。再一层，刘备英雄一世，诸葛亮神机妙算、鞠躬尽瘁地辅佐，转眼基业被庸碌无能、全无心肝之辈断送，而后人未必能吸取其中教训，盛衰转眼，兴亡无情，思之能不令天下人感到凄凉？

刘禹锡等于在说：人才决定兴亡成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相形之下，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将蜀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诸葛亮不幸早逝，而“运移汉祚终难复”将原因又归之于国运使然——汉祚气数已尽，诸葛亮也无力回天，为尊者讳复为贤者讳，没有触及失败的真正原因，更没有揭示历史规律的洞见。

杜甫这位仁厚君子，用情深挚，但始终不脱一个臣子的角度，“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快不成诗了，思想上的局限影响了艺术的完成度；而刘禹锡，他是审视的，眼光是洞穿历史和现实的，他相对超然，所以他的见识一点不曾拖累了才华。

3

刘禹锡的怀古诗，《西塞山怀古》最臻神妙：“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借西晋灭东吴事，兼及六朝衰亡，证明山川之险、防御之固都不足恃，人事昏庸必定导致覆灭，可叹此后几代统治者也未警醒，以至于历史一次次重演，六朝均国祚很短而相继灭亡。如今终于天下统一了，旧日堡垒都残破于秋风芦荻之中——及时总结历史经验也好，不铭记败亡教训也罢，兴衰成败都是人的事情，大自然是永恒的。

“随手插得‘几回’二字，便见此后兴亡，亦不止孙皓一番，直将六朝纷纷，曾不足当其一叹也。”（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六朝纷纷”，“不足当其一叹”，在其他唐诗中，似乎都不曾领略到这样的力量和魅力，因此如果有人将刘禹锡这首列为唐代怀古诗之冠，我会欣然赞同的。

晚唐杜牧也写了不少怀古诗，如《赤壁》《泊秦淮》《金谷园》等，流丽跌宕，别具情致。杜牧有一首不如这几首著名的《登乐游原》：“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万古人事和孤鸟一样，都没于澹澹长空，多少事业、皇家贵胄，到如今坟上连树都没有，只有秋风回旋在一片空旷之中。顾随特别看重这首：“其所写之悲哀，系为全人类说话。”“‘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二句，真包括宇宙，经古来今，上天下地，是普遍的、共同的，写全人类之事，自己自在其内。”

我觉得这几句话说得极好，但杜牧未必完全受得起，另一首诗才十足当得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顾随说怀古而“自己自在其内”，到了宋代，苏轼就是如此。苏轼在原本“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外，为词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宋词的疆界和调子发生了很大变化——“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如诗如文”，就是不再将词当成酒余宴后的“小道”“余事”，而将之和诗文一样，当成了可以抒情言志的文学样式。于是，他写下了豪纵清旷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发出了“词坛”从未有过的硬核之声，这阕词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

“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开口‘大江东去’二句，叹浪淘人物，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故垒’句至次阕‘灰飞烟灭’句，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故国’三句，是就周郎折到自己。‘人生似梦’二句，总结以应起二句。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主于宾。是主是宾，离奇变幻，细思方得其主意处。不可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黄苏《蓼园词选》）

这两人说到了同一层意思：苏轼写周郎，其实是写自己。黄苏认为“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叹的是周郎，也是叹壮心正盛、意气风发的自己，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故意曲解一下其意，好像更有意思——“自己与周郎俱在内”，确是苏轼高处：一是里面有一个“我”在，“自己自在其内”，二是这个“我”，绝非等闲的、普通的“我”，而是和雄姿英发的周郎一样的，必将青史留名的、大写的“我”。

如果说刘禹锡的怀古诗有“我”在，表现为对历史上的贤者、大人物并不总是仰视，而是敢于平视、审视；那么到苏轼，就彻底和英雄豪杰平起平坐了，可见这个“我”有多大。这首词的风格，有人说豪放，有人说看破，有人说悲凉，有人说旷达，但无论是哪一种或者兼而有之，都出自一个很有气概、襟怀疏旷的大“我”，则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