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梯门口接到老家来的一个电话,没想到惹来后续一连串的麻烦。
不是电话内容麻烦,也不是打电话的人麻烦,而是我在接电话时无意中说了句“吃老鸹子”,被对门的老太太听见。她由此断定我们是同乡,而且是很近的老乡,于是,像是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旋律找到了自己的战友与同志,热情地凑了上来。
确实是老乡。我早知道。听他们一家人说家乡话我就知道他们是我正宗的老乡。但我不打算认老乡。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哪个地方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同乡,认得过来吗?关键是现代都市人邻居之间都不来往。不是冷漠,而是不想给自己也不想给别人增添额外的麻烦。大家都不容易,在单位或者是在生意场上应付复杂关系已经很紧张,回到家就想图个简单与清静,邻里之间不来往看似缺少人情味,却可以避免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麻烦,所以,邻居之间,哪怕是门对门的邻居正好在电梯里碰见,也遵循给了笑脸就不点头,点了头就不开笑脸的原则,保持分寸与距离,避免关系走得太近。这是一种文化,现代都市人的文化,和早年乡村的“远亲不如近邻”一个道理。是根据社会的基本面新变化而产生出的新文化。我好歹也算文化人,发表过诸如“深圳文化的核心是效率文化”这样的奇谈怪论,自己当然更要带头遵守文化,并不打算与邻居攀老乡。
但老太太很热情。在我看来甚至热情得有点过分。虽然没有直接敲我家的门,却也堵在我家门口,用家乡话和我打招呼,我就是再想保持距离,也不能不搭理人家。文化人没权没钱,如果再没教养,那就不是人了。而文化人所谓的教养,第一条就是不能傲慢,要谦虚。为了谦虚,为了不傲慢,我必须搭理自己对门的同乡。
虽然搭理,但我搭理得有分寸,就是她问我什么,我客气地回答什么,但绝不反过来问她。比如她问我之前在老家的哪个单位工作?我非常诚实地告诉她我来深圳之间在老家当中学老师;她问我是哪所中学?我回答是师大附中;她问我教什么课?我回答是教语文等等。但我绝不反过来问她在老家是哪个单位的。我认为自己是一种礼貌的疏远,她要是个知趣的人,就该理解,倘若她不够知趣,也没关系,等我回答完她的问题,也已经打开家门就要进家了,她总不会未经邀请就跟着我进家吧?万一她真这么做,我也会用自己的身体堵住自己的家门,大家都不进。
还好,老太太没有硬往我家里挤,止步在离我家门一米多远的地方,允许我礼貌地与她说完“下次再聊”,然后从容地进门关门。并且我的门关得很轻,并没有“扑通”一声,因为那样太不礼貌。
但是,第二天她竟然早早在我家门口等着!
当然,我们两家门对门,在我家门口等着,也可以说是在她女儿女婿家门口等着。她在自己女儿女婿家门口等着,我自然无话可说。
我们居住的是万科新楼盘,大户型,设计比较合理,一梯两户。房屋的客厅和正房朝南,因此门口的走廊朝北。比一般的走廊长,两边的走廊里面分别承载着电梯和消防楼梯,这样,两户门对门的人家就隔着电梯和消防楼梯,不存在传统上的隔壁关系。比隔壁更远,因此更加隔音,住户的私密性更好,但是再远,毕竟还是门对门,老太太专门拿着小板凳坐在她女儿女婿家门口,就等于是坐在我家门口,只不过她的座位离她女儿家的门近一点,离我家的门远一点而已。说她专门在门口等着我,是因为我从电梯出来,拐进我们两家门对门的走廊,老太太就立刻喜笑颜开地站了起来。
“啊呀,您可回来了!”老太太热情地说。
“啊,您好!”我回答。但回答得比较节俭,嘴里蹦出的词尽量不要超过她,然后走向自家的大门,准备开锁进去。
“你等一下。”老太太边说边赶紧跑回屋里。
我没等,该干什么仍然干什么,开门、换拖鞋、进屋,但我这三个动作还没做完,老太太已经端着盘子来到我面前。
“包子。”老太太说:“我自己包的。一种是肉沫菱角菜,一种是肉沫水芹馅。你一定喜欢吃。”
是,我确实喜欢。我们老家属典型的江南水乡,水芹、菱角菜是家常菜,小时候几乎天天吃,也没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反正母亲做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没想到来深圳后,这两种菜忽然见不到了,被她一说,还真勾起了我对儿时的记忆。我脸上不动声色,喉咙却忍不住活动了一下,心想,不就几个包子嘛,不值钱的,如果执意不要,明显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就既不礼貌也不谦虚了。
“两个就够了。”我说:“一样尝一个。”
“都拿了。”老太太热情地说:“还有你太太呢。”
“就两个。”我坚持说:“她贵州人,不吃这些东西。”
说完,我不容老太太争辩,自己赶紧回屋,洗手,带着自家的盘子出来。老太太指了两下。我分别捡起一个菱角菜包子和一个水芹馅包子,说着“谢谢谢谢”,回到自家屋里,等老太太转身离去,才轻声把门关上。
说实话,真的很好吃。我没想到这么好吃。不知道是确实好吃,还是因勾起我对童年味觉记忆而感觉特别好吃,总之,我居然有些后悔没有把老太太盘子里的包子全部收下,反正拿两个包子是拿,收一盘包子也是收,我差点厚着脸皮去把退回去的几个包子再讨要回来。当然,只是想了想,并没有真这么做。不过没关系,此例一开,就等于正式确立了两家的友好关系,今后对门的老太太只要做类似包子或饺子这样的东西,都固定给我们家留一份。从在门口守候,到直接敲门奉送,关系似乎越来越近。
无功不受禄。不占别人的便宜。礼尚往来。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与原则考虑,我老是吃对门的东西总是感觉内心不安。总惦记着回报给对门什么。回报什么呢?最好是对等,可我们家从来不包包子也不包饺子,再说,我就是想包也找不到菱角菜和水芹啊,难道我只包鲜肉香菇饺子给对门送过去?如果那样,还不如直接从超市买两袋速冻水饺送过去算了。为此,我着实焦虑了一阵子。幸好,老家的晚辈快递来两斤新茶,我决定忍痛割爱,借花献佛,自己舍不得喝,赶紧给对门送过去,好歹把人情补上。
老太太觉得太贵重了,不收,说她不喝茶,再说就是喝也不用这么多,建议我把一大盒包装精美外包装拆开,从里面分出一小盒给她家尝尝即可。
我心里承认她说的有道理,是该这么做,可面子上我却做不出来,好不容易逮到一次回礼的机会,哪能还拆封呢?拆了封还能作为礼品吗?我坚持要给,老太太坚持不要,说他们家不怎么喝茶,再说也喝不了这么多。我说:“你女婿不是自己开厂的吗?他经常要给客户送礼的,这是我们老家的新茶,用来送礼最合适。”
我这样一说,老太太就不能不收了。因为这是她女儿女婿的家,女婿虽然在东莞开工厂,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却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邻居给这家主人送礼,老太太只是代收,好比她女婿不在家,快递送来她女婿的包裹,老太太有什么理由拒收呢?最后只好收下。于是我就发现,送礼只要诚心,就总能送得出去。我把包装精美的新茶送给对门就是诚心的,而且是抱着一定要送出去的决心这样做的,所以就成功地送给了对门。我感觉了却一桩心事,长长出了一口气。
但是,我老婆却看出了端倪。她忽然感觉我们家和对门的关系热络,比如在电梯里再碰见,对门的男女主人不再是那种点头不微笑或微笑不点头的都市模式,而是既点头又微笑,若是老太太,还热情地问长问短一番,这明显与以往不一样,并且与周围的文化格格不入。
老婆警觉地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含糊其辞地回答可能是住在对门久了吧。
在坚守文化的力度上,我和老婆不完全一致。性格不一样,我属于外向型,她是内向型。另外,从小生长环境不同,我们虽然都是所谓的干部家庭出身,并且都是在大院内长大的,但我在人民公社的大院长大,她在省委大院长大,虽然都是大院,环境完全不同。在文化认同上,我虽然认可并遵从都市文化,但也能理解甚至可以接受乡村文化,可她不是。我坚守都市文化更多的是入乡随俗,老婆似乎天生就排斥乡村文化。于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继续维持着与对门有限度的同乡邻里关系,另一方面又小心地在老婆面前尽量隐藏这种关系,同时还希望找机会转变老婆的认识,希望她也能在遵从都市文化的同时,不排斥甚至偶尔接受乡村文化,就如我自己现在这样。
机会终于来了。这次我和夫人又要出国旅游,去美墨加三国,时间比较长,家里的花花草草需要请人隔一天浇水一次。之前请她姐姐或我侄女,但她姐姐是官太太,架子比较大,请她来浇水大材小用;我侄女倒是可以随叫随到,但侄女住西丽,我家住坂田,往返一次成本太高。之前为出国期间浇花的事我们俩闹过意见,分歧是到底委托她姐姐还是指派我侄女,后来感觉委托和指派都不合适,干脆两口子分别出游,她先去,等她回来后我再去,或者我先去,等我回来后她再去,留一个人在家。浇花的问题果然解决了,但新的麻烦又来了,不仅给旅游公司平添许多麻烦,每次都要求他们完成准确配对很不容易,而且我们自己要忍受与陌生人共处一室带来的诸多不便。有次我那室友睡觉打呼噜,声音忽高忽低,中间还带变调,搞得我想适应都很困难,几乎夜夜难眠,苦不堪言,她也有过类似甚至更加不堪的经历,有一回她遇上一位占了卫生间就死活不出来的室友,搞得她不得不跑到楼下大堂找厕所,语言不通,人家以为她找按摩场所,不能怪外国人笨,实在是谁也想不到每间客房都有卫生间还居然有人跑到大厅找厕所。这次,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出游了,把家里的钥匙给对门保管,请他们两天帮我们浇一次花。
“好吗?”她多疑。
“有什么不好?”我坚决。
“人家会答应吗?”她疑虑。
“肯定没问题。”我十分笃定。
“凭什么?”她问。
我不能回答她凭什么,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和对门的老乡已经走得很近,只说:“不相信你看吧。”
为证明给她看,我一改之前避着她与对门老乡交往的做派,特意选择当着她的面和对门说这件事。对门的女主人自然满口答应,而且她母亲也就是那个老太太听见后,赶快从屋里跑出来,欢喜至极受宠若惊的样子。
为方便联系,我还当着老婆的面和对门的女主人加了微信。
不用说,这次我们美墨加三国之行玩得非常快乐。对门的女主人每次替我们浇花之后,都善解人意地发来照片,还特意说明,每次晚饭后,她一进我们家就先打开门窗,等逐盆浇水之后,走之前再把门窗重新关好。说实话,对门的老乡比她姐姐和我侄女还热情周到。每次对门把照片一发过来,我就立刻把手机递给老婆,她看后自然很放心也很开心。
旅行回来,我们自然给对门带些礼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小玩意各有一点,感觉比较有分量的是墨西哥的皮具,虽不是名牌,但一看就是货真价实的牛皮。其实没花多少钱,对门却认为我们太客气,反而对我们说了不少感谢的话,搞得好像欠了我们的人情。
从那之后,我们再也不为出国旅游家里无人浇花发愁了,只是我本人需要继续充当双面人,当着老婆的面,和对门礼貌客气但却保持分寸与距离,单独一人面对他们时,遵循远亲不如近邻的乡村规则,偶尔说说诸如“吃老鸹子”这样的家乡话,顿时有一种身在他乡似故乡的感觉。其中的享受,只有自己知道。老婆似乎也有感觉,有次她忽然问我,“你们好像是老乡吧?”我回答是。她问:“为什么没听你说过?”我心里想,我倒是敢说啊,跟你说不是自找麻烦?嘴上却回答:“同乡多呢,有什么可说的。”
由于我“双面人”做得好,一直相安无事,直到2020年春节,安宁才被打破。
起因还是因为对门的老太太。
在此之前,老太太已经适应都市新生活,养成了每天的活动规律,早上集体太极拳,晚上大妈广场舞,下午打老人麻将。2020年春节期间,疫情突发,禁止聚集活动,一开始甚至都不能出门,于是,老太太早上的集体太极拳打不成了,晚上的广场舞更是取消了,至于小区的棋牌活动室,我不打麻将,不知道,但估计也早已关闭。于是,不知是老太太太勤劳了,还是太无聊了,总之,也不知从哪一天起,老太太突然开始了捡垃圾。
主要是捡快递包装盒。疫情突发,大家封闭在家,经济被摁下暂停键,许多行业大受影响,但快递业务似乎比之前更繁忙了,或是出不去所以必须网购,或是在家闲着无聊只能在网上云游,顺便买点东西,总之,那段时期快递包裹量不减反增,对门闲着在家里的老太太一开始可能觉得自家这么多快递包装盒扔了怪可惜,不如收集起来做废品回收,后来想到把我家的包装盒也顺便回收了。有次我正打算下楼仍包装盒,老太太的女儿也就是对门的女主人喊住我:“丁老师,您是要下楼扔吗?”我回答是啊。她说您就放在这吧,我妈妈要回收。我说好好好,没问题。就给她了。
真没问题。别说是关系这么好的老乡了,任何人要我手上准备扔掉的包装盒我都会给。换上谁都会给。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始料不及。老太太不是收集自己家和对门包装盒这么简单,而是专门从楼下的垃圾桶往回捡包装盒。这个性质就变了,变成正式捡垃圾了。
我感觉心里特别堵。
首先不安全。疫情期间,快递员都不让进小区,我们去门口取快递的时候都小心翼翼,隔着一米多远,戴着一次性手套或临时垫一张卫生纸接过包裹,包装盒不贴身,更不进家门,在家门口甚至在楼下就拆开外包装,而现在,对门的老太太却从外面把别人扔掉的包装盒往家里捡,这多危险啊!
其次,这事情影响到我家。老太太从楼下把别人丢弃的包装盒捡回家,必须和我们乘同一部电梯,走我们两家共用的走廊,而且她就在这共用的走廊上堆放整理包装盒,受风险影响的就不仅仅是他们家,也包括我们家。倘若是一般的问题,我肯定就忍了,但疫情期间涉及安全问题,我不能不说。
问题是怎么说。
前提是不能影响两家的关系。
几经斟酌,带着合适的机会,我向对门的女主人也就是老太太的女儿表达了这个意思。大意是说,老太太因为闲着无聊顺便回收包装盒是好事。环保嘛。但把楼下的包装盒往家里捡不合适,万一带回病毒传染给孩子怎么办?
我相信自己这样说不会影响两家关系,因为我说话的方式完全是“为你好”。我家没有小孩,就一个儿子已经是大人了,在北京工作,近期根本不回来,而他们家则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读小学。
立竿见影。第二天,老太太就再没把楼下的垃圾往楼上搬。我下楼跑步的时候,亲眼看见老太太在楼下的单元门口整理包装盒。具体做法是把快递包装盒拆开,摊平,码齐,压紧,捆绑,然后用小拖车拉走。
我借着跑步的机会特意跟踪了一次,看着老太太把满满一小拖车的废品拉过坂雪岗大道,上永兴路,再朝东走。我不好意思也没必要跟踪到永兴路上,估计那边有一个废品收购站。
我仍然担心安全问题,不是我家的安全,也不是对门家小孩的安全,而是老太太自身的安全。看着她拖着一大堆废品横穿坂雪岗大道,真有一种想把她女儿叫过来看看的冲动,让她看看,你妈妈这么大年纪,这样拖拽着一大堆废品过马路,不危险吗?你忍心吗?换上我,无论是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我的岳母,我都不会让老太太干这种事情,倘若家里实在困难,一定要这样做,宁可我自己做,也绝对不让家里的老人做。
这段时期,我也在暗中帮老太太,方式是不断拨打12345市民热线,敦促门口的立交桥升降电梯早日开通。坂银通道开通前,立交桥没开通,坂雪岗大道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市民横穿马路有斑马线,坂银通道开通后,启用立交桥,红绿灯和斑马线取消了,市民横穿马路要走立交桥,但是立交桥的升降电梯却并没有同步开通,年轻人爬楼梯问题不大,老太太拖着一大堆废品爬旋转楼梯不可能,只能硬穿马路,十分危险。我既然不好意思说服对门的老太太放弃捡垃圾,就只有拨打市民热线要求有关部门赶快开通立交桥的升降电梯。
深圳的12345市民热线态度很好,不仅接听的态度好,而且之后还有电话回访,解答和答复我电话反映的问题,但我需要的不是态度,而是解决问题,每次态度很好地接听电话并电话回访后,坂雪岗大道的立交桥升降电梯仍然没有开通。刚开始我以为是懒政,因为疫情期间,一旦开通升降电梯就要天天消毒,给他们增添了额外的工作量,后来他们答复是电梯需要验收,但验收了半个月,等来的是一纸贴着电梯门口“故障”通知,一次没用哪来故障?我再次拨打市民热线,获得的回访电话说是升降电梯设计有误,暂时无法使用。我反问:“设计有误?工程没有经过招标吗?是不是暗箱操作了?有没有猫腻?”
事态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偏离了我的初衷,从一开始单纯希望他们早日开通立交桥升降电梯让老太太拖着废品安全穿越坂雪岗大道,到我义愤在反腐倡廉如此严厉的背景下,2020春节之后才开通的立交桥竟然出现“设计有误”?这些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我及时刹车。不让自己的情绪膨胀,告诫自己不要充当“反腐斗士”。反腐有专门的部门,我是小人物,要学会安分守己,只关心自己家里的小事情,最多关心到对门为止,不能无限扩大。
忍一步天地宽。虽然立交桥升降电梯仍未开通,但深圳的疫情防控形势喜人,连续几个月本土病例为零。我们小区门口广场上清晨的集体太极拳已经恢复,晚上的广场舞重新活跃,棋牌室我没去看,但估计也已开馆,只是座位稀疏一些,可是,对门老太太的废品回收工作并未停止,还有变本加厉越干越欢的趋势。之前在我对她女儿的暗示下,废品只限于楼下,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楼上,大约是疫情防控形势好转,通过快递包装盒传播病毒的风险减小了吧。既然快递员已经被允许进入小区送货上门,就说明通过包装盒传播病毒的可能性很小,老太太把从楼下捡到的包装盒拿到楼上来给两个孩子带来的风险也不会很大。但是,对我们家的影响很大啊。特别是我老婆,几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关于环境和卫生,人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既然对门一家允许老太太把楼下的垃圾捡到楼上来,那么他们自己的垃圾就更不当回事,直接摆到走廊出口的地方,甚至一摆就是半天,虽然没有超过我们两家的中间线。但每次我们出门进门都要经过一堆垃圾,你说烦人不烦人?在对门老太太捡垃圾之前,我们两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高尚人家”的形象,走廊一尘不染,即使不能把垃圾袋及时送到楼下,也只会暂时放置自家门口的墙角下,怎么能放到两家的分界线上呢?还有他家两辆小孩骑的自行车,以前一直放在自家的凉台或储藏室里,现在既然垃圾都能带到楼上来。按照这个标准,两辆自行车当然可以直接停放在电梯门口。一次两次没问题,一天两天也可以,但天天如此,把公共空间当成他家的私人空间,谁看着心里舒服?
我老婆的标准比我高,这是她从小生活的环境决定的,用我讽刺她的话说,就是她的“包容度”比我低,很多我能容忍的事,到了我老婆这里就容忍不了,比如门口走廊突然变得凌乱,比如电梯门口堵着两辆自行车,比如在“分界线”上堆放着垃圾,比如消防门内一眼看到的从楼下垃圾里捡上来的废品等等。我虽然也看着不舒服,但在我老婆眼里就“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劝阻老婆千万不要打投诉电话,因为一旦给管理处拨打了投诉电话,不管什么处理结果,两家的关系就没办法相处了。我们对万科紫悦山的居住环境非常满意,不打算在有生之年再换新居,如果搞得门对门没法相处怎么办?所以,我坚决不让老婆给管理处打投诉电话,我向她保证:“我能处理好。”
根据上次的经验,我认为还是先做通老太太女儿的工作,上次,不就是因为我对老太太的女儿说了从外面捡包装盒上来可能给孩子带回病毒,老太太才立竿见影第二天就再没把废品带上楼了嘛?可见,女儿的话老太太是听的,毕竟,女儿才是对门的女主人。我打算仍然做老太太女儿的工作,并且方法更进一步。
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从微信上发给对门的女主人看。
文章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2008年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在奥地利的路边小径散步时,捡到一枚硬币,走了不远,又捡到一枚。我很惊喜,不是在乎硬币值多少钱,而是感觉这是好兆头。到国外旅游,路上不断捡到钱,不是好兆头是嘛?可是,正当我喜不自禁之际,当地的华人导游红着脸提醒我:这些硬币是乐善好施的有钱人故意丢在路上的,为的是让穷人在需要的时候捡起来买块面包吃,之所以不当面施舍而选择撒在小道上,是欧洲人的教养,他们就是不想搞成施舍而特意造成穷人自己捡到的样子。我听了当场无地自容,不仅把头先捡起的硬币扔掉,而且把身上所有的硬币全部丢在小路上,并且从那以后,我每次出国都这样做。我的想法是:不希望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多,外国的穷人饥渴的时候在路上找不到硬币,相反,我希望凡是中国游客多的城市,路上故意散落的硬币就多。长此以往,中国人的善良和教养就会在全世界传播并且得到全球的赞誉。至于在我们国内,眼下还没办法这么做。中国已经基本上不用硬币了,但这种彰显善良和教养的精神还是可以发扬的,比如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快递业务增长迅速,每个小区每天都产生大量废弃的包装盒,这些包装盒作为废品回收,也可以成为一种变相的施舍。比如每个单元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她们工资是很低的,每个工作日一百元,每月收入不到三千元,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其实很难生存,之所以仍然有人做,是因为她们可以用住户丢弃的包装盒等废品回收补贴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些“有钱人” —— 业主或租户 —— 实在不应该再与打扫卫生的阿姨们争夺废弃的快递包装盒,应当把这部分“福利”让给更需要的人。
可是,文章发给对门的女主人后,一点反应都没有,她母亲照样捡垃圾。
难道她没收到?
我再发一遍。
依然如此。
难道她收到了可是没看?
这有可能,我自己也不可能对每一条发给自己的微信认真阅读。
我把门打开,见到对门的女主人出来就主动和她打招呼,问她收到我发给她的微信没有?
她笑着回答收到了。
我又问她看了没有?
她依然笑着回答看了,还说写得蛮好,谢谢丁老师!
我真想问,既然看了,既然你认为“写得蛮好”,怎么你母亲还在捡垃圾呢?你怎么没告诉她应该把这块“福利”让给更需要的人呢?比如让给单元里打扫卫生的阿姨。
当然,我没有这样说,而是回家关上门,把心中的疑问说给老婆听。
“自作多情!”老婆说,“你以为人家真把你当老师了?上次听你的,是因为你正好说到了人家的痛处,人家是担心自己的儿女被传染才听你的,这次你跟人家谈善良与教养,对牛弹琴!”
我不承认是对牛弹琴。不管怎么说,对门的女主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蛮漂亮,气质不错,才三十多岁,与牛相差太大。可能这些年她老公在东莞开厂,她在家当专职太太,太专注子女和家庭而与社会有些脱节了,以为我那篇专门写给她看的文章是一般的转帖而没认真看。她说我“写得蛮好”纯粹是一种礼貌和客气话,并非表示她认真阅读并认同文章的观点。
老婆还是认为打电话给管理处投诉最简单。
我说再等等,等所有的手段都用完了,老太太仍然捡垃圾,你再给管理处打电话投诉不迟。并且我强调,打电话投诉,最多只能让对门注意走廊整洁与卫生,而不能阻止老太太捡垃圾,而只要老太太继续捡垃圾,他们家的整个卫生标准就那么高,注意一点会好一点,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阻止对门的老太太捡垃圾,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老婆问:“你还有什么手段?”
“我直接跟他老公谈。”我说:“我相信她老公应该能听得进。”
老婆说不一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说不一样。听老太太说她女婿是研究生毕业,又从职业经理到自己开厂,应该是遵守社会一般规则懂得按牌理出牌的人。
老婆问:“你有她老公的手机号码或微信吗?”
我说没有。不过没关系,他周末就回来,我可以当面说。我本来就打算当面谈的。
周末,对门的男主人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大约是很晚才回来的吧,但第二天早上我一打开门,就正好看见他。
“老乡回来了!”我大着声音打招呼。因为两家虽然门对门,但之间隔着长长的走廊,我如果声音太低,他可能听不见。
“回来啦回来啦!”他应着。
“我正好找你。”我说,“帮我看看电脑吧。”
我的电脑确实有个小毛病,每次关机的时候都弹出一个英文小方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如果不是正好找对门说事,弹出一个小方框也不碍事,我照样关机,可正好要找对门的男主人说事,就请他过来帮忙看看。
他立刻就跑过来,在门口把拖鞋脱了,光着脚进我家。
我赶紧说不必脱鞋,在你家能穿的拖鞋,到我家同样能穿。
他坚持脱了拖鞋进来,我拦都拦不住,因此感觉他素质确实蛮高。中国人所谓的素质,在多数情况下就体现在一个“礼”字上,懂得礼貌和礼让,我们就感觉素质高,反之就认为对方素质低,对门男主人一个进我家门坚持脱鞋的举动,让我感觉他素质蛮高。
他在帮我搞电脑的时候,我帮他泡茶,边泡边跟他说话,说安徽的茗茶很多,最出名的是黄山毛峰和太平猴魁,还有六安瓜片等等,但我自己通常更喜欢喝泾县条茶,口味重,像茶叶中的雪茄。我们是老乡,又住对门,我把你当家里人,今天我不给你泡毛峰或猴魁,就给你泡重口味的泾县条茶。
他说不用麻烦,马上就好了。但我肯定是要给他泡茶的,因为电脑搞完后,我有重要的话和他说。
电脑虽然是小毛病,但搞起来也需要一点时间,搞完之后还要重启。
在电脑重启的时候,我劝他喝茶。
他喝了一口,我说:“我专门为你夫人写了篇文章,她对你说了吗?”
他一愣,口中的热茶似要喷出来。
“是吗?”他很快镇定地说:“没有啊。”
“哦,”我说:“我以为她会转给你看。”
“没有。”他说。又问:“什么内容?”
“这样,”我说,“我们加个微信,我发给你。”
他和我一样,手机从不离手,这时候听我这样说,马上打开手机,调出二维码。
我扫了一下,加他。他点击接受,我立刻把那篇文章发过去。
趁他看着,我去厨房把电热杯里的水重新烧开,然后回来往他茶杯里续水。
今年的夏天有些热,我书房里开了小空调,因此书房的门是关着的。但他在开口说话前,还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门,似担心我老婆听见。
“她在里面的卧室,”我说:“还没起床。”
“怎么说呢,”他说:“其实我工厂里每天丢弃的包装盒比她一个月捡上来的都多。”
我点点头,表示相信。然后又故意岔开话题,聊了一些其他的家常话,诸如他是哪个学校哪一届的等等。这一聊,居然聊出一个校友来,我们居然都是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亲切感陡然增加一倍。
这一天,我们家的门再未打开,似我和老婆出去了,不在家,其实我们是做贼心虚,不敢开门,不想目睹对门的战争。我猜想,男主人应该不会对他岳母说什么,但肯定会责备他老婆怎么这么迟钝?对门专门给你发了微信,为什么不认真看看?看完为什么不及时阻止你母亲和打扫卫生的阿姨争夺废品?如果吃不准,可以把微信的内容转给我听听我的意见嘛。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那一天对门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从知晓,但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就发现焕然一新,一切似乎又恢复到疫情暴发之前的样子。可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们很少再碰见对门的老太太和女主人了,她们似乎故意躲着我们。老婆因此担心,下次我们出国旅行还能把钥匙丢给对门让她们隔一天帮我们家浇一次花吗?
我说肯定可以。
老婆问,真的还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不相信打赌。
老婆说怎么打赌?眼下国外疫情那么严重,旅游公司也不组织出境游啊。
“不能出国,还不能国内游吗?”我说。
为了打赌,也为了给自己“放风”,我们决定先来一次省内游。自己开车去顺德吃地道的广东菜。原本在外面住一夜足矣,为了能让对门帮我们浇花,故意在外面住两夜。临走之前,我大大方方地敲开对面的门,像以往一样把钥匙交给女主人,请她第二天帮我们家浇一次花。女主人依然像以往那样笑嘻嘻地接过钥匙,很乐意的样子。
第一天,我们住顺德。第二天晚上住肇庆。但那天晚上我们都没睡好,因为,我一直没有等到对门女主人像之前那样发来照片。
半夜,我听见老婆叹了口气。而我则想,对门的女主人虽然没有像之前那样及时发来照片,但肯定还是帮我们浇花了,只是态度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主动罢了。其实只要浇花就行了,我们干嘛那么在乎对方的态度呢?
一场疫情,或多或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谓新常态,可能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到之前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