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邯郸肥乡一个名叫赵寨的小村旁,费孝通田野中国纪念馆静静伫立在河畔。纪念馆里的展板上,讲述了一段美丽的姻缘。河水日夜淙淙流淌,仿佛就在诉说着这段短暂而永恒的旷世姻缘。
费孝通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曾担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拥有“学术泰斗”和“国家领导人”等多重身份的费孝通,祖籍苏州吴江,为何会在冀南平原腹地一个小村旁建有他的纪念馆呢?
时间先回到1993年。这一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到邯郸考察,期间他悄悄问当地领导,能否安排他到肥乡赵寨村怀个故?他这一问,揭开了尘封近60年的爱情往事。
原来,赵寨村这个小小的村庄,是费孝通第一任妻子王同惠的故乡,他是这个村的女婿。而王同惠,也不可小觑,书香门第出身的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民族学者。
他们的爱情故事,起缘于美丽的未名湖畔。当时,他们同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一次社会学系聚会上,两人初次相识,互生好感。费孝通后来说:“我一见她,我就知道她将是我钟爱的人。”自此以后,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社会学,互换校对各自的译著,王同惠还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语法文。两人在爱情与学问间相互扶持,彼此激励,共同立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宏大志向。
1935年8月,费孝通与王同惠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浪漫的新式婚礼。两人为了开创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体系,还未度完蜜月便几经辗转远赴广西大瑶山开展实地考察。现代社会里的夫妻二人突然进入原始社会实地考察,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积极融入瑶族同胞,很快便获得了瑶族人接纳,考察得以有序展开。
然而,正当费孝通和王同惠潜心考察之际,灾难降临了。12月16日这天,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他们因与向导走散,费孝通一不小心落入当地猎户的陷阱,被成堆的木头和大石块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地跳进陷阱,奋力将压在费孝通身上的木头和大石块挪开。此时,费孝通腿部和腰部受了重伤,不能动弹,王同惠便对费孝通说:“我去找人,你不要乱跑。”说着便爬出陷阱寻求当地人援助。费孝通躺在陷阱里痛苦地等待着,可是天黑了仍没能等到妻子归来。熬过了整整一个寒夜,天蒙蒙亮时,久等无望的费孝通艰难地爬出陷阱,又一步步地爬着去寻求援助。获救后,众多瑶族人帮助寻找生死不明的王同惠,直到七天后才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处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原来,王同惠是为了救丈夫,不慎摔下悬崖身亡的。当时,年仅24岁的王同惠已怀有身孕。而他们的幸福婚姻,才刚刚开始短暂的108天,令人扼腕叹息。
费孝通得知爱妻罹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于是带着妻子遗体欲回老家安葬。船至梧州时,因遗体已不便长途转运,费孝通只好将爱妻埋葬在梧州的白鹤山上。他拖着半残之身亲笔写下碑文:“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
养伤期间,费孝通将两人在大瑶山期间的考察资料进行整理,并于1936年以王同惠遗著的名义出版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以示对结发妻子王同惠的纪念。
1939年,费孝通与第二任妻子孟吟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费宗惠曾说:“我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同惠妈妈而起的!”
后来,费孝通出版了代表作《江村经济》,他在这本书的卷首深情地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可见对王同惠刻骨铭心的爱。
1988年12月,在王同惠遇难53周年之际,78岁的费孝通又一次来到王同惠墓地追思爱妻,并写下一篇长诗追念。
在离别爱妻王同惠的岁月里,费孝通对王同惠的深情一直深藏于心,不曾减去一分一毫,乃至对王同惠的家乡也怀着特别的感情。于是,才出现了1993年费孝通在邯郸考察期间对赵寨村的询问。那一次,他专程来到肥乡赵寨村看望乡亲们,与大家拉家常、合影留念。1997年,在费孝通的关注推动下,赵寨村修筑了长约6公里的通往县城的柏油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为“同惠路”。
2005年4月24日,95岁的费孝通在北京逝世。按照遗愿,家人将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生离死别70载,一对学术伉俪在另一个世界再次相聚。
那108天的感人至深的旷世姻缘,那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将永远传诵在这人世间,供后人感动,感怀,感悟……
郑永涛,笔名土生,男,1984年生,河北邯郸人,毕业于江西大宇学院中文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理事,邯郸市肥乡区作家协会主席。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法治日报》《人民公安报》《中国城市报》《中国妇女报》《语文学习报》《作文周刊》《河北日报》《河北法制报》《河北农民报》等多家报刊,出版有散文集《土生土长》。曾在驻京空军某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