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在中国文化元素里,魏晋的智慧风度和飘逸，昭示了真正的人的自由精神的觉醒，魏晋风度在中国人的精神界里显得极为绚丽而感伤。那一代的士人，用自己的生命悲剧和超尘的情志,诠释了中国人文精神最为动人的一面．阮籍在魏晋风度的诸多士人里面，他用自己内心深处的孤愤和清狂，用朴素而善良的道德操守，解构着时代和历史的黑暗与铁血．这些心灵的质素，都潜藏在他的诗酒生活里，散发着令人惊叹的人性美的异彩． 在阮籍人文精神的血液里，有着极为可贵的中国哲思的精髓：儒者的道统和道家超尘出世、翩然入仙的渴求．在世人眼里，阮籍是＂不拘礼教＂＂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人，事实上，目睹浊乱不堪的世间，礼乐崩坏的世道，士人为政治权力所利用，身心皆不得自由．他用一种不守礼教规范的方式，来确证儒家的道统．在儒家道统里，孝道师道是其根本精神之一，史书称他是＂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的人．其母亡故时，他是伤痛欲绝,“毁瘠骨立，殆至灭性”，但他却不以儒家的丧礼祭奠，而是率真的用酒醉和恸哭表达自己的哀思。他的朋友裴楷说他是”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而一般的士人则是以儒家之礼教自居，两者在形式上是相对立,其实是都在维护一种普泛的人伦道德规范。面对世俗之人他示之以白眼，对于同道之人、性情中人则是示之以青眼，这正是他的清狂之处。． 他的当世知音自然是魏晋另一位清狂之士嵇康。阮籍与嵇康的迕逆世俗权贵不一样，他是以一种缓和的退避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和苦痛。伴随他孤独与痛苦一生的就是诗酒，他亦隐亦仕，自寻山水之乐，博览典籍，以老庄的逍遥来调适自己的孤愤之情。雅好弹琴清啸。独处深山，与隐者孙登见面相遇，商略道家栖神导气之术，临别又潇洒忘言，只是以一声长啸，犹如鸾凤和鸣的清啸，完成了他与知己之间的心灵交流，这种不可言传的精神契和，可谓是独绝古今；能有这样的精神俦侣，让许多的文人艳羡不已．阮籍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文人天然的善良和仁爱，这种纯洁的善良在浊恶不堪的世间，显出了一种异样的人性光芒，直刺世人贪求权贵和名利的卑琐。俄国的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除了善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美好的品格”，阮籍的真诚与善良，对美丽生命的逝去，表现了一种特有的天真和直率，在《晋书·列传十九》中的记载，他闻有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虽不识其家人，“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内心的坦荡与善良淳厚，实在是耐人去咀嚼和体味。他的诗酒云水生涯，也难免有对世事前途茫然不知所之的彷徨，他用诗酒放纵内心的愤懑，时常独自一人独驾出行，自寻山水之乐，也悟古今兴亡之理，驾车至穷途末路，辄恸哭而返。这种哲人式的精神探寻，外化为自己的生活形迹时，显现出一种深沉的感伤和苍凉，他曾经登临广武山，观前代之楚汉相争战之处，遂发“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千古一叹，道出历史的许多真相和无奈。 儒家雅正的道德风范，是这个魏晋畸人（庄子认为不偶于俗是谓畸）的内心持守。阮籍的个人道德操守，坚持着儒家礼教的道德规范。虽是一代狂士，但他内心的善良和人性之美，使他的狂又有了一种清凉而美的意味．他之所以要以一种反礼教的方式来确证儒家普泛伦理道德的不应毁坏，正是源于乱世的弄权者和士人君子，以道德礼教为名，暗地里却是贪求名利官位，或者是明哲保身，再不就是互相构陷倾轧，这些人以礼教的名义来破坏儒家的根本道德规范。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他将这些君子比喻为如“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儒家的首道德纲常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阮籍的兄嫂归宁，他坦然与其嫂相见，又互相道别，受人讥评，他却说“礼岂为我设邪？”。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际籍也不顾世人的讥嫌，常去饮酒，醉则卧于其侧，少妇的丈夫也不怀疑其有什么私情。他的这些行为恰好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训。他以君子的行仪来要求自己的言行，这也是君子坦荡荡的儒家行持。阮籍这些令人惊异的行止，其实是来源于他对人性美和善良的认同，也传达出魏晋时期独特的诗性智慧风度，史书里称他是“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魏晋时期的士人，有美男子如嵇康、潘安，也有丑陋如刘伶之辈，而阮籍则是瑰杰宏放，自有一种豪气溢于胸襟。有学人将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特征，定义为风度，或者说是一种智慧风度。这种魏晋风度里，包含人性诗性和美的追求，也内含一些终极性的智慧向往。 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普遍有一种才情化和哲思化的倾向，人文素养和艺术品格也是极高，大多都精通琴棋书画、经史文哲。阮籍的才情和哲思体悟，直接透露了士人的智慧和深情，现实生命的灿烂而惨淡，他们的精神境界则是宗教性的生死探索融和了世俗情调。思想境界的个性差异使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人文精神趋于多元化，可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相提并论。在当时，除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异域文化，这就是佛教。佛教进入中土，使思想界出现了一次大震荡，不过阮籍所在的时代，佛教还没有得到普泛的文人的认同；另一方面，汉初独尊儒术的局面初步形成之后，遭遇连年战乱，人们失去生活的安定感，也失去了精神的归宿感，刚确立的礼教纲常崩坏难继，儒家的道德伦常又受到了当政者阴谋和暴力的否定，士人名宿，大多被当政者直接辟用为官吏，但又要受政治的倾轨和利用，甚至时常还有生命威胁。处于这样历史和思想背景下的阮籍，除了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以外，他是非常心仪道家的飘逸风骨。史书中称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尝与隐士孙登共论栖神导气之术。他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当时文化上的新元素佛教，这其实是一种遗憾和无奈。 他造《达庄论》，多论道家无为之贵。其《大人先生传》又多孤独之语、愤世嫉俗之音。历代诗论家从钟嵘、沈约到清代的何焯、刘熙载等，大多认为他的诗文直接可追溯到诗之小雅，楚辞之离骚，以至老庄之道家风骨。钟嵘在《诗品》论他的诗是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歌，成了他生命里极为重要的东西．醉酒又成了他内心悲凉和苦痛的逃避．正因为目睹了太多名士的鲜血和美丽生命的易逝，他的诗酒生涯，又有一种乱世的感伤和苍凉．千百年来，他的诗性生命和独特人格，成了后代不愿入俗的人的心灵坐标．嗜酒，常醉不问世事，是他生命里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阮籍入仕途作官，可谓是干练清明，他骑驴到东平郡，直接撤毁府衙内的屏障，使官衙内外相望通达，为政清简。他听说步兵营有人善酿酒，贮酒三百斛，于是请求迁官步兵校尉，使自己更方便的能饮到酒。他是为官饮酒，母亲亡故也饮酒，权贵钟会因咨问时事请见，而他醉酒不言天下之事。酒，让阮籍避开了许多政治上的麻烦和罪责，也深沉的伤害了他的生命和性灵，大概也因为这样他只有五十四岁的世寿。有人称他为诗中酒仙，后世的陶渊明也是嗜酒如命，他们两人都不能摆脱酒醉生涯懮淡的宿命。严峻的政治生活削减了他们终极性的人性探索。酒其实只是在昭示自己内心的怯懦、无奈，盘桓于内心的黑暗不能自拔，嗜酒并不能显现人性的美和自由，反而是一种人性之毒。 生命历程里的感伤情绪弥漫了整个魏晋时期，这也是他诗酒生涯里一个重要的心灵体验。他的八十首咏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精品，这些诗或隐或显的透露出感伤。咏怀诗之一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诗末则是忧思感伤之极。咏怀诗之二，慨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诗里讲述郑交甫偶遇水神江妃两个美丽的女儿，两情相悦，两个美丽的女子赠之以环佩，相别的刹那，当郑交甫回望两个美丽女子时，只有烟水茫茫，两个美丽的女子与怀中之环佩，皆了不知所终。诗里传达了对美丽而易逝的东西的敏感，对情爱、对生死无常变幻的深刻体悟。感伤之情绪，深深的积淀于诗中。现实里挚友知交的离散零落，目睹身边美丽生命的夭亡，对于人生终极性的思索，使他的诗酒生涯显出一种深深的悲剧感。政治的冷血，暴力的凛冽，作为天地间个体的人又是如此的卑微。面对社会和历史的惨淡现实，他的清狂品性，显得善良而脆弱；他沉溺于诗酒，又暗含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感伤。 阮籍是一位内守儒家礼教、渴望道家羽化登仙的清狂之士，他以自己的善良和人性美、孤独和感伤，诠释着自己诗意而智慧的人生、身处乱世的清醒与坚定。他用诗歌与酒，放纵于历史和思想的旷野，用云水生涯的一生，给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留下了一道放着异彩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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