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天，出生的那天和你明白你为何出生的那天。

——马克·吐温

１

马克·吐温先生是文学界的老前辈。不过说实话，老童到现在也没特别弄明白马克·吐温先生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含义。但是，老童还是比较看重他的这句话，因为这跟老童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多少有一点关联。

毕竟这是一个问题。

老童出生在黑龙江省寒谷县的谷镇。不过，谷镇仅仅是老童的出生地之一。我没写错，老童一共有两个出生地，一个是谷镇，另一个是梨花县。我先说老童的年龄和出生地的问题是怎么被提到“议程”上来的。这要牵扯到谷镇“野麦诗社”的社长吴大行。前些日子他给老童打了个电话说：“十一小长假，老师有啥安排没有？要是没啥安排就到谷镇来玩一趟呗，看看咱家乡的变化。”老童这个人比较迟钝，但还不是特别的迟钝，便“狡诈”地问他：“不光是玩吧？”吴大行轻描淡写地说：“顺便去‘谷镇中学’搞一个座谈，对您来说那是轻松一个动作。”

今年黑龙江的天气反常，加上连续几天下雨，冷飕飕的。众所周知的疫情原因，老童在家里憋得的确挺难受。古人在《秋游帖》中说：“大好秋光，何不一游。”再加上老童刚整（买）了一台新车，正好可以借此行程走合一下，况且节假日期间又不收过桥费。小便宜兮小愉快。老童这样考量之后，决定去。

说实话，老童跟吴大行认识是认识，但并不属于特别熟悉的那种朋友。吴大行在电话里说：“童老师，您是谷镇中学毕业的嘛，谷镇中学欢迎您。”老童立刻反驳：“我不是谷镇中学毕业的，我没在那儿念过书。”吴大行听了还挺意外：“呀，这样啊，那可咋整？谷镇中学的校长已经把您安排成校友了，大标语，电视台都整出去了，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都知道您是谷镇中学的校友。”

老童明白了，这事儿他们都事先策划好了。老童说：“吴大行，咱能不能不闹？讲座就讲座呗，不一定非整成个校友。我再说一遍，我是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中学和中专……”

话说一半儿电话就断线了。

见面之后，吴大行说：“童老师，我听说您在谷镇中学的‘国高’（国民高等科）读过书，就是现在的谷镇中学嘛。”

老童听了之后多少有一点小伤心，心想，我有这么老吗？不少朋友和同事都说我年轻。原来他们这是客气话呀。其实老童也不是不明白，通常，一般比较年轻的同志见到年纪大的人，自然会说，哟，您可真年轻，瞅着也就五十多岁。《溜须经》上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逢人减寿，见物廉价。”可是，老童也是天天洗漱之后照一下镜子的人。难道我真的有这么老吗？在这个混账的吴大行眼里，我不但没减寿，反而增寿了。

老童说：“大行啊，你知道不？国高就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我要是在谷镇中学念过国高，那我现在至少得100岁，我可不是骂你，那你就是我孙子辈的人了。是不是？”

看到吴大行百无良策的样子，老童心软了，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我读过国高，那我就应当是上个世纪二几年出生的，跟鲁迅、郁达夫和沈从文他们是一批的。是不是？”吴大行说：“是。可是人家谷镇中学都宣传出去了。咋整吧？”老童说：“啥咋整，改呗。”吴大行说：“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咋改呀。”然后，他认真地问：“童老师，您到底有多大岁数？”

老童说：“你看我应该有多大岁数吧？你仔细看。”

吴大行说：“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记得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我还是小孩呢。小孩儿眼里的大人都是挺大岁数的人。这不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

老童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百岁老人呗。”

吴大行说：“不是不是。童老师，我只是问您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老童说：“我应该是1950年出生的。”吴大行叫了起来：“啥叫应该呀，该哪年出生就是哪年出生，这种事还能含糊吗？”老童快速地眨了眨眼睛郑重地说：“现在我说这个事儿没问题了，我已经退休了嘛，不存在我发神经要争什么，抢什么的了，而且也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可以追补。”说到这儿，老童突然愤怒起来，提高了嗓音说：“再说了，一个人多几岁和少几岁跟生死没啥关系。我的不少至爱亲朋，包括早年处的对象，都是年纪轻轻的时候走的。”吴大行说：“黄泉路上无老少。”老童说：“对呀。所以说呀，死这件事不是用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排的。”吴大行说：“童老师，我看过您的身份证，关键是您说的和您身份证上不一样啊。”

老童沉下脸说：“身份证就可靠吗？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开始跟我是同岁，过两年比我小两岁了，再过两年又比我小四岁。你说身份证可靠不可靠？是不是不可靠？”

吴大行说：“是不可靠，可是……”

2

关于老童这桩年龄的“私案”，我得从头说或许能说明白。当然不说也可以，啥大事啊？这不是事情进入到小说里了嘛，能说清楚还是说清楚的好。只要读者不把它当成老童的“上访信”就行。

现在从头捋一下。老童父亲国高毕业以后（老童的老爸才是真正的国高毕业），因为是日本语一等合格（讲一口标准的东京口音的日语），被分配到梨花县伪公署，历任吏员、属官，还有“委任官”（不知那是什么鸟官儿）。还给小鬼子县长做过翻译。解放以后，组织上定性他是“一般历史问题”。可是一般历史问题也是问题呀。这个定性就像古代犯人脸上的刺青一样，让老爷子带了一辈子。

哈尔滨“光复”是1945年（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亦称“共和国的长子”），日本关东军投降了。梨花县伪县公署挑灶了（黄了），老童的父亲也就没了工作。之后老童的父亲参加了铁路文工团（通常，从工作岗位下来的人一般都转向文艺界，玩书法，画点儿画，搞点儿摄影，写点儿诗词歌赋，包括吹拉弹唱、广场舞，等等）。要知道，谷镇也好，梨花县也好，这两个县镇都是老中东铁路沿线上的铁路站（先有铁路，后有县和镇）。老童的父亲在梨花县铁路文工团里干编剧和演员，曾经出演过人民公敌蒋介石。1950年，因为老童的老爸有文化，又被调到玉米县的土改工作队，还当上了工作队的副队长，参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这时候老童在“谷镇”降生了（但户口本上却写着老童出生在“梨花县”。不管在哪儿生的吧，肯定是出生了）。于是，老童的母亲打电话给老童的父亲，孩子出生了，你给他起个名吧。老童的父亲说，我正好在玉米工作，就叫“玉米”吧。巧的是什么呢，老童的大哥、二哥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米”字。顺理成章，老童就叫“玉米”。1979年开始，老童就用“玉米”这个笔名发表文学作品。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笔名。

可为什么户口上写着老童的出生地是梨花县呢？这是一个谜点，或者疑点。

先说老童的出生年月日。

老童查了一下（老童是一个认真的人），黑龙江的土改运动是1950年开展的。老童个人认为，我1950年或者1951年出生是比较可信的。问题是，户口上却“安排”老童1947年出生（还有一个老户口本写着老童是1949年出生，和共和国同龄）。老童的老爸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他当初在“哈尔滨特别市”报户口的时候胡乱填的。老童的老爸说这话时，老童两个胳膊肘支在饭桌上，目光锐利地看着父亲，表情、姿态完全不像是个儿子（更像是一个审查人员）。老爸说，我记不清孩子们究竟是哪一年出生的，也可能是当时太紧张了，填写户口的时候，拿蘸水钢笔的手都直哆嗦。老童声音很低但很严厉地问：“为啥哆嗦？”老爸说，这不是因为我过去在伪公署给日本县长当过几天翻译嘛。赶快抓紧填完，填完后我就慌慌张张地溜了。老童说，这么着急溜，难道害怕公安机关把你扣留吗？老爸说，应该不能，但也不保证他们不扣留我。毕竟我给日本鬼子县长当过几天翻译，跟汉奸沾边儿。当时每天都有反革命分子被拉到刑场枪毙，就在八区那个地方，每天都有。警车的警笛白天黑天地响。

不过，老童还是有一点困惑，老童觉得还不能完全相信老爸的话。儿子对父亲撒谎，父亲对儿子撒谎，这是寻常百姓家生活中的常态。白发苍苍的老父亲看到老童这副缺德的表情说：“儿子，哪年出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一家人从谷镇到哈尔滨得有当地户口啊，要不就是黑户，那可是天天要接受审查的，尤其我这个当过日本翻译的人，整天提心吊胆的。你那时候刚出生不懂事，更不懂得害怕。但老爸不行，老爸是跟日本鬼子合作过的人，能不紧张，能不害怕吗？户口本填错了就填错了，那又能怎么的呢？嗯？”老童说：“不能怎么的，我就是问问，您不用反应那么强烈。”但老童心里说，是啊，我不能苛求一个整天提心吊胆的准日本汉奸做事丝丝入扣有条不紊。如果老爸填写户口的时候能够沉着应对，那他就不是汉奸那么简单了，应当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

吴大行听了之后说：“童老师，本来还挺明白的，现在听您这么一说，更糊涂了。行啦，糊涂庙糊涂神吧。再说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老童说：“不，你还不能这么说，这事对我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

吴大行说：“可这个事儿您不是说不明白吗？”

3

既然是天大的事，就有必要继续倒查一下。

念中学的时候，老童经常回谷镇过寒暑假。那次暑假老童的父亲也在谷镇，他去看望他的父亲，老童的爷爷。他们爷俩儿聊天的时候，老童的父亲说他曾经问过老童的爷爷，为什么给他起名叫铁山。但老童的爷爷并没有解释清楚。吃过晚饭后，老童父子俩去兰花河畔散步。老童倒不是喜欢散步，老童还小，不懂散步，更不会享受散步，主要是陪父亲散步（散步是人到中年的重要标志）。兰花河的风景很美的，清凌凌的山水河，两岸是一片妖冶的兰花，湛蓝的天空上悠闲着白云。这几样组合在一起，很像一幅莫奈笔下的水彩画。在这个画面里，老童的父亲指着河对面的那幢俄罗斯式平房说：“儿子，你就是在那儿出生的。”老童的父亲还说：“你是一个俄国女军医给接生的。”关于这件事，一次，老童在省作协和来访的俄国作家座谈时，当说到他是俄国军医接生的时候，用老童的话说，我的那些二逼同行都哈哈大笑起来，还相互做鬼脸。

但是老童喜欢父亲的这种说法（老童当时就想，这里肯定有故事呀）。但问题来了，老童家的户口本上明明写着老童的出生地是“梨花县”。

这里我普及一下，从谷镇到梨花县坐火车有好几站呢，坐马车得颠一天一宿。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样子呢？

不过，关于老童的出生日期倒是有一个辅证。这里要牵扯到老童那位被雪藏多年的大舅。老童的大舅是在谷镇被解放军同志抓走的（老童的大舅原是国民党的长春接收大员之一）。那个场面老童的母亲曾经讲过。大舅给抓走以后被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也查了一下，它是1950年建立的。说到这儿不禁有人要问，这跟老童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有啥关系？有关系。老童的大舅被抓走后——毕竟镇上有人被抓走了嘛，而且这个被称之为大舅的人又是老童家的亲戚。这就不好继续在镇上混了，“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嘛（之后，老童的大舅就从老童这个家族的历史当中蒸发了）。于是，老童的父亲带着全家迁往哈尔滨。住在北风街的一个地下室里（刚光复，哈尔滨城里的空房子特别多）。那是个冬天。老童的老爸就是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当时报户口需要排长队。虽然说这个城市突然少了一些人，但同时又涌进来了一批人，其中包括像老童父母那样的人。这些外来人口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报户口。

报户口那天下着大雪。排的长队像领救济粮食似的，一直排过了三趟街还拐弯儿。老童的母亲跟老童说：“你是哪天生的我记不住了，可那天下大雪我倒是记得很清楚。你爸就是冒着大雪去报户口的。”

那，问题来了，就是，老童究竟是谷镇出生的还是梨花县出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多年前老童跟父亲“探讨”过。

老童父子分别坐在桌子的一边，桌子上有普通的纸烟和普通的茶水。

老童问：“老爸，您这儿还有没有民国时期的户口本？”老父亲告诉老童，民国时期的身份证叫“口卡”，办口卡很麻烦的，要填写的选项多达28项。假如说，你没有照片，警察就会在“特别栏”上注明你是左撇子呀还是麻子脸等等这些特征。同时还要标注报户口人的双手指纹，你的10个手指头上有几个“斗”几个“箕”，都标得清清楚楚。而且还要斗对斗、箕对箕逐一地摁上手印儿。老童的老爸“嗤嗤”地笑着说：“回来的时候，我的十个手指肚都是蓝色的，用碱洗了半天才洗下去。”老童听后也咧嘴笑了起来。

老童问：“老爸，这个老户口本还在吗？”

老爸说：“早就不在了。”

老童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户口本保存下来呢？”

老爸说：“日本鬼子一投降，县衙里的那些日本职员就开始烧各种文件。我们这些中国职员也都个个慌了神儿，也跟着销毁文件。不管是该烧的还是不该烧的全都烧了。咱家的老户口本倒是没烧，但被苏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给炸没了。”

为这事，后来我也查了一下，的确，当时是有苏联空军的飞机轰炸。但我奇怪的是，既然老童家的户口本给炸掉了，那为什么他家那幢老宅还完好无损呢？

老童父子俩再一次坐在桌子前，老童问起了这事。老童的父亲说：“那就是烧了。时间太长了，谁又能记得准呢？现在我转个身还忘事儿呢。你说是不是，儿子。”

老童问：“那，您为啥烧户口本呀？”老爸说：“户口本上白纸黑字标明我在伪县公署工作，职务，属官。儿子，你说这个东西能留吗？再说共产党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是穷苦农民出身，不大识字，一看到‘属官’，就以为是多大的官呢。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的。”

老童说：“您不是翻译吗？”

老爸说：“我不是职业翻译，只是专职翻译刘殿一郎不在的时候，因为我的日语好嘛，经常被叫过去帮忙翻译一下。这种事儿一年也没个四次五次的。不能算是职业翻译。老爸充其量就是一个票友。”

老童说：“既然这样，那您为什么把我的出生地改成梨花县了呢？这有点不合乎逻辑呀。”老爸说：“合乎逻辑呀。你想啊，我把你的出生地写在谷镇，外调人员到谷镇一调查，肯定就把你大舅的事情也给调查出来了。你大舅那可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哪，属于战犯，你知不知道？比我在伪县公署当几天翻译那个性质更严重。你琢磨琢磨。所以我就把你的出生地改了。这一点我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假如组织上派人到梨花县来调查，老爸也就是个一般历史问题呗。是不是？”

老童问：“那日本翻译这个事怎么解释？”

老爸说：“刚才不是说了吗，翻译有专职的日语翻译，刘殿一郎才是专职翻译。”

老童说：“原来刘殿一郎是个中国人哪。”

老爸说：“对喽。他叫刘殿清。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刘殿一郎。”

就这样，老童的大舅从老童家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消失了。老童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妹妹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大舅，似乎这个家族里根本没这个人。而且老童可以确信，父母在填写他们个人履历的时候，肯定也从未填写过大舅这个人。总之，老童的母亲和父亲隐瞒了他们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哥哥和大舅哥这件事。老童觉得他们二人肯定是商量过的。

这样子，老童便有了两个出生地。

到了哈尔滨之后，老童的母亲生老童的时候没有奶水（挺可怜的）。地下室非常阴冷潮湿，当爹当妈的又囊中羞涩，只能烧那种极其廉价的“大头煤”取暖驱潮。老童的父亲就抱着小童在屋子中央的那个俄罗斯式的铁炉子上烤小童的屁股。这个凄惨而又温馨的画面跟1950年是有关系的，一是老童吃奶，肯定是个婴儿，二是冬天。你想啊，在炉子上面烤屁股，如果是两三岁的孩子也用不着。但问题又来了，假如说老童是1950年或者1950年以后出生的，那么，老童是哪一年在谷镇读的书呢？这个“谎”怎么圆呢？很不好圆啊。

4

吴大行为难地说：“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了，要想改变已经不可能了。再加上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很期待，有一个作家是我们学校出来的，光荣不是？童老师，您突然说您不是谷镇中学毕业的，不明白的人还以为咱们撒谎了呢。”老童说：“怎么是‘我突然’‘我撒谎’呢？明明是你搞错了。”吴大行说：“只是，这跟校方没法交代呀。”

然后他自责地说：“我怎么这么不走心，咋就一直认为您在谷镇中学念过书呢？”老童说：“有可能是我们多年没有联系了，你又以为我很大岁数了，是不是？”大行说：“嗯哪（是的）。”老童说：“谷镇中学不是小学、中学、国高一体的吗？”大行说：“是一体的。”老童说：“这样，就说我大哥在这儿念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特别淘气，我大哥就把我带到学校里一块儿坐那儿听课，这种哥哥带弟弟一块儿上学的样子差不多有半年多，或者一年多都行。在咱们黑龙江的乡镇这种现象是很多的。可否？”吴大行乐了：“别说，这个招可以呀。但是，咱不能把它说得太清楚。不论谁问，咱就是不解释。中不？”

5

吴大行把这次行动的内容排得挺满。先安排老童冒雨参观镇上的一家私人的“博物馆”，由谷镇的副镇长祥子亲自陪同。只是这家私人博物馆还不能称之为“博物馆”，就是个收藏室，或者收藏小屋（我绝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是借租一处普通民房改建的。在这幢民间博物馆里老童看到了一些老照片，其中有一帧婚纱照，是在一家名叫“新世界”的酒楼拍照的。那是一帧西式婚礼的婚纱照。老童跟周围的人说，当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这种西式婚纱照就是“新生活运动”的产物。馆长告诉老童，早年不少年轻人都到这里举办婚礼，伴奏的乐队队员都是铁路员工，其中有不少俄罗斯人，奏的都是世界名曲呢。老童感慨地说：“谷镇不简单哪，恐怕是最早接触世界著名音乐的镇吧。对了，他们都演奏过哪些世界名曲？”馆长说：“这还真不清楚。”

老童心想，看来，这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不少啊。

老童是知道这家“新世界酒家”的。听他父亲讲，他的父亲母亲结婚就是在这家酒楼办的婚礼。“裤裆街”上的新世界酒楼嘛。特别有名。不仅如此，老童还顺便记住了“新生活运动”。但是，老童的老爸老妈是哪一年结的婚，老童没问过。如果老童知道的话，老童就能推算出他大哥二哥大约是哪年出生的，还可以根据他们的年龄算出自己的年龄应该是多大？即便不能做到百分百的准确，但也不会太离谱。

参观完了，大家去回民饭店吃饭。

吴大行说：“童老师，饭店拐弯儿就是，就不坐车了。”

外面正下着雨呢。吴大行说：“不好意思，忘拿伞了。”老童说：“没事，这点儿小雨啥都不当。”

随后，吴大行建议老童和馆长一块儿在雨中合了个影。合影的时候老童笑得很开心。在去饭店的路上吴大行小声问老童：“童老师，刚才照相的时候您笑啥？”老童反问道：“你说我笑啥？”吴大行说：“老师在想自己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个地方出生的，对啵？”

……

6

老童知道镇上的这家回民馆子。文革运动结束以后，老童和老爸在这儿吃过一次羊肉包子、羊汤（老爸请客，当然是儿子做东）。这个饭馆当年是个什么样子老童已经记不得了，但是，老童记住了这儿的羊肉包子和羊汤，很好吃的。老童想，父亲建议到这儿来吃饭估计也是出于一种怀旧的心理吧。父亲说：“当年你大舅被解放军带走的时候（这时候老童的父母都承认有这么一个大舅了），就是在这儿吃的最后一顿饭。那几个当兵的边吃边说，不错，香啊。”老童问：“老爸，过去您是不是经常在这儿吃？”父亲愣了一下，说：“不经常，不经常，但每年都会吃个一次两次，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老童皱着眉头问：“那，啥时候有的我呢？”

到了饭馆，大家坐下来之后，还专门给镇上的丁书记预留了一个位置。很快，谷镇的丁书记来了。丁书记四十多岁的样子，是一个很和善也很精干的人。领导都是很会聊天儿的，根本不会需要预热。于是和老童就像老相识那样聊了起来。他和善地问：“听说老师是谷镇人？”老童说：“我就在谷镇出生（多年来老童一直这么说）。”他快速地眨着眼睛问：“在镇上的什么地方？”老童说：“就在兰花河对岸的那家医院。”他说：“我知道了，早先那儿是苏联红军的一个医院。那是哪年？”老童说：“户口本上写的是1947年。”书记听老童这样回答，稍微一愣，但没有接着问下去。显然这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领导，能准确地捕捉到细微的要点。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特别是让对方尴尬的问题，一定不问。

菜上来了，有水爆肚、凉菜、炒三样，还有什么老童记不住了。大行说：“这家饭馆就这几样菜，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老童估计当年他和老爸吃的也就是这几样菜）。”接着是羊肉包子。丁书记说：“老师，包子热乎吃好吃。待一会儿羊汤上来也得趁热喝才煞口。”老童尝一口包子，品一下羊汤，说：“好，还是过去那个味儿。”

丁书记站起来说：“我以茶代酒，敬各位老师一杯。那天我听大行说，童老师要回来看一看，说实话，我心里真是挺激动。我本来应当早一点儿过来陪一陪老师，但是有两个会缠着我出不来。这次见到家乡人了，应当说备感亲切。虽然说这几年咱家乡变化不大，但是应该说一直在变化。作为党委政府这一块，我们在努力，无论是作为基础设施还是其他方面，努力把它办得越来越好。这次老师和各位领导过来了，领导们站得高，看得远，见识也广，给咱们家乡多提一些有益的建议。方方面面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谢谢各位老师各位作家和各位领导，在家乡视察期间，开心，快乐。谢谢。”

老童心想，领导就是领导，说得可真好，而且特别认真。像这样的人就绝对不会记不住自己是何时何地，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

7

吃过午饭以后，按照丁书记的指示，祥子副镇长带着老童去他的“出生地”和老宅去看一看。单是，老童爷爷的家具体在什么地方老童已经记不准了（老童过去的记忆蛮好的，这几年不行了）。丁书记说得对，虽然说这几年家乡变化不大，但一直在变化。

身临其境，老童恍惚记得爷爷的家似乎挨着铁路线。

车子沿着铁道线开始慢慢找。逡巡之中，觉得有两栋俄罗斯式单体房（当地人称之为铁路房）很像，但老童不敢肯定，这样的铁路房在谷镇很多，每幢都长得一样。祥子副镇长很热心地建议老童下车看一看，找一找呗。老童说：“不必了，人都不在了，看也没意义，在车上一眼就得了。”

接着，他们又到那家铁路医院去看一看。老童的老父亲不是说他是在那儿出生的吗？究竟是不是在那儿出生的，而且还是一个俄国女军医给接的生。现在看来谜点并没有完全消失啊。其实，老童很同情他的父亲母亲。在老童的记忆当中，父亲母亲从来没过过生日，包括60大寿、70大寿、80大寿、90大寿，都没过过。开始老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就不过呗，又不是国庆节，就是一对寻常人家的普通父母，过不过都无所谓，再说我们也不过呀，因为几个孩子个个都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哪天哪月哪年生的。现在，老童似乎有点明白父母为什么不过生日了，如果他们一过生日，儿女们势必会问他们，我们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这种不经意的提问对父母肯定是一种伤害，这会让当父母的感到尴尬。于是乎，老爸老妈索性连自己的生日也不过了——以上是老童猜的。

这家铁路医院纯粹是俄罗斯式建筑，三层楼。进去之后，整个楼内仍然保持着前苏联的装饰风格，高高的举架，俄式的吊灯。走廊、大厅的墙壁上贴着厚厚的紫檀色木板，非常款式。娘亲啊，老童心想，我他娘的能出生在这种高档奢华的地方吗？我是谁呀？再者说当时父亲不是已经落魄了吗？不仅落魄，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日本汉奸”的枷锁。这种污点人家的孩子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出生呢？绝不可能。难怪省作协那帮同行听我说是俄国军医给我接的生开怀大笑，做鬼脸儿呢。现在看来，他们都是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啊。那么，父亲为什么要跟儿子杜撰这样一个没边儿没沿儿又没劲的故事呢？难道恐惧也可以发生艺术创造吗？

8

按照吴大行的日程安排，老童该去谷镇中学了。要往那儿走的当口，老童还是有点儿忐忑不安，好像自己是一个“谎袋子”（喻喜欢撒谎的人），一个伪装者，一个文化骗子到学校行骗来了。

老童觉得自己不能再犹豫了，说：“大行，咱不去学校了，随便找一个什么理由，推掉。”

此时的吴大行也改了肠子了（看来吴大行也觉得这件事情不妥了），说：“能推掉当然好。只是咱撒一个什么样的谎才能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呢？”

老童说：“不撒谎不行吗？”

吴大行说：“恐怕不行。”

……

往回走的时候，吴大行搂着老童的肩膀悄声地问：“童老师，您跟我说句实话，您今年到底多大岁数？”老童诚恳地说：“大行啊，我也不知道我今年应该多大岁数，说六十五六岁也行，七十多岁也行，八十岁稍微有点高，但也行吧，反正早晚也得过八十岁。无所谓了。比起那些生下来就夭折了的婴儿，我就够幸运的了。我还什么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老童心里想，毕竟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深究它有必要吗？迷就迷呗，就算它永远是个谜，又能怎么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