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写作这个话题，一个有意思的坐标，就是像莫言、余华、格非等“50后”“60后”作家，早在他们30岁出头时，就写出了被今天的文坛奉为经典的作品。以此为参照，当下的青年写作似乎难以望父辈作家之项背。然而，这个坐标系的两端，分别牵系着两个不同的文学时代、两种不同的中国形象，甚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审美判断和表达逻辑。从新时期及至新世纪再到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嬗变背后隐含的是从农业中国、乡土文学向工业中国、都市文学的巨大跨越；从写作伦理层面看，是从内向型、本土化叙事到外向型、输出性叙事的根本性转化。这种变化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化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思想与理论的笼罩下生存、发展、求索、实践，我们的思维与视野，也还不曾达到俯视世界的高度与境界；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也还没有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对世界发言，用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文学作品去对话甚至影响世界。这当然与我们百年来所遭受的被侵略压迫以及民族抗争的艰难境遇有关。整个20世纪，我们都是在西方思想与理论的笼罩下生存与发展的，以至于我们接受的文学教育、艺术教育、美学教育都深受西方的巨大影响。文艺创作上也是如此，比如有些电影，尽管表达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故事，抒发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然而无论是叙事技巧、剧本架构，还是人物关系、形象塑造，在电影叙事的技术层面依然是西方好莱坞式的。

曾经的我们要面临西方的军事入侵、经济掠夺和文化扩张，中国对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方法一直是被动接受、学习的姿态，整体而言处于输入与承受的空间位置。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奋斗，现如今，中华民族终于越来越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历史背景里，也只有在这个历史背景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才能在中国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东方文明国度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践行，无疑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世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里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摆在当下中国青年作家与批评家面前的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是总体性、整体性和超越性，表达的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观照，对和平与发展的超越性想象，落脚点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里的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和思想智识。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媒介技术正在快速迭代，传播形式也在深度转型。围绕着更大的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软实力竞争越发激烈，这就对文化的诠释力、传播力和渗透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今世界的传播格局，以文学作品展现国家形象并进行更加情感化、艺术化的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共识。中国文学要秉持坚定的文化自信，承担起表述中国新时代特征的历史使命，更加有效、有力地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而中国也势必更加频繁、深刻地受到来自域外目光的审视和评判，在构建国际话语权方面，显然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文学叙事中，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念与情感结构越发显露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倾向，极易陷入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单眼”视域，不自觉地遮蔽历史与现实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不同主体间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学自信，在某种意义上也提示出以叙事的方式主动、自觉地搭建起“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不同主体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现实时空中“互见”，进而达成具有文化深度和精神高度的“互鉴”。“互见”体现的是胸怀，是智识；“互鉴”彰显的是包容，是融合。“互鉴”是以“互见”为基础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所深化和超越。二者共同凝聚成为强健、包容、开放、自信的文学观念与叙事立场。

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要真正为塑造国家形象贡献力量，就要重视文明的互鉴，立足世界视野和大国气度，以宏阔胸怀传递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输出带有浓郁中国特色、时代新质的文学形象和经典作品。新时代青年写作最大的变化或者说新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因应这种变局，既要明确新的时间阶段，也须重视新的空间位置。这种从一味被动地向内吸收，到主动地向外释放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与调整，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亦属于“新时代”的新鲜内涵。新的时空坐标和定位，需要青年作家去关注、去表达、去阐释、去彰显，也呼唤着中国文学的观念变革。这种新的变革，也给当下的青年作家们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和发展舞台。新时代青年写作迫切需要跟上这种变革的步伐，把握时代的新质，在新的时空坐标下探寻重建文学总体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