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胳膊赵进入我们这帮小孩儿的视野，约摸在1967年的初冬。那时候满天飞着语录歌和样板戏，他张口一唱，竟是杨家将、穆桂英之类的“四旧”，让我们吃惊之余感到出奇。然而在人们眼里，他是个接近半疯的残疾，没有人来批判他。

缺胳膊赵是五家人。从五家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他发现老婆与人私通，愤而触电却没能死成，两条胳膊齐根截掉，只剩两把空袖随风飘荡。

缺胳膊赵的右腿上绑了一副呱哒板子，在你家门口先是“呱哒呱哒”好一顿颠打，引得孩子围成一堆，然后他把眼一闭，开唱。他的脸上抽拧着羞惭与绝决，红胀着，脖子上青筋暴缕，喉结愤怒地上下窜动，嗓音沙哑粗犷。

记得在我家门口唱过的。母亲端出来一碗剩粥，喂他。至今记得他扎下脖子吃粥的样子。他的头发脏得擀毡，衣裳褴褛，估计母亲也有些嫌他身上那气味。我远远地在一边看着，不敢上前。

那些年月，不管你在哪儿玩，只要你在矿区，说不定就会听到缺胳膊赵的竹板敲响，还有他的歌唱。他斜挎着破布袋子，用来存放讨到的零钱、粮票和干粮。

插队五年后，我回矿山当了掘进工人。春天一个午夜，我下三班升井，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矿山调度煤车的大喇叭里“喂喂”几下，接着就响起了我熟悉的歌唱。我一愣怔，猜想是缺胳膊赵到此地讨要，调度员趁机恶作剧一回。好久没听到他的歌唱了。

这个民间艺人的歌声在山麓回荡，我在山路间疾走。抬头向上，透过树的枝丫，看到满天星子闪烁。

最后一次见到缺胳膊赵，是我即将离开矿山的那个春节，他跟在秧歌后面跑着瞧热闹。他的脸红胖，身上也干净了。听说他的儿子已经成人，不许他再卖唱乞讨。我冲动地喊了一声：老赵！他回头看我。我说，你在哪儿住，我想去看看。那时我学着为写作积累素材。他拔腿就走，一截躯体张皇而去。想起那个关于他的悲惨的传说：家里包饺子，缺胳膊赵也想吃一口，便拉风匣烧火，风匣把儿绑在他腿上，照样把火拉得“咕哒咕哒”的。饺子熟了家里人都吃，包括老婆的野汉子，却没人来管他，哪怕是解开腿上绑着的风匣。暴怒的缺胳膊赵在院子里边跑边唱，风匣在他身后拖得“叮当”翻滚。

后来在小说里，我把他写成赵无臂。

从插队的兴隆坡回家，走三十里路到元宝山矿，坐小火车，到玉皇车站，再坐大火车。玉皇出好旱烟，叫个玉皇烟。车站是平房，还是日据时期留下的。候车室里生着火，用旧油桶改成的大火炉。屋里充满了煤烟和旱烟味儿。那个面无表情的盲老汉出场了，身上也斜挎着布袋子。他拉一把四股子，就是四胡，其音类似马头琴，比较苍凉，一双盲眼不停眨动，似在思考，又似谛听，喧哗着的人们就静下来了。有一年回家过春节，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同学，在候车室即兴来了几个“革命”节目，盲老汉就坐到角落沉默不语。由城里回乡下同样坐小火车。盲老汉在车上拉起四股子，不管有没有人扔钱。我呆呆看着窗外，土房枯树一一掠过，风沙在地上打旋儿。四股子吱吱啦啦，车轮子咣当咣当，钢铁、丝弦混合为背景音乐。忘记了他拉的曲子，也没听说过他的身世。这样的场景，这样永久地留在记忆里，对一个人的成长倒底有什么样的潜移默化，同样说不上来。

在古城松江的中山东路，方塔菜场门口，几个异乡人操起了响器，奏的是《纤夫的爱》。那个吹唢呐的是个女孩子，黑发红脸，面含卑微，十指黑红，不鼓腮。在电视里看过大师演奏的唢呐曲《百鸟朝凤》，那真是锣鼓齐鸣，笙弦应和，高潮处富丽堂皇，却与我无关。倒是眼前这黑红手指，一捻一抹触动我心。她有着很好的乐感，把乐曲中那些小腾挪小弯转拿揑得相当到位。想起庆邦兄的那篇《响器》，中原人把这一应乐器叫作响器。小说里那个小伙子把唢呐吹得时而高亢时而哀怨，乐声如日出前的晨雾，在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的上空弥漫，能把心掏空，也能把心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