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我们很多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生活是现实的，充满了柴米油盐，而诗歌是我们得以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的重要媒介。正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情志合一、动于心而形于言的文化形态，是人类能够超越自己，使自己不至于沉沦在日常世俗中的证明。

新冠疫情的出现对既有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冲击。这既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内。人们不能再以过往已经习惯的方式来生活。与此相应，人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许多问题、体验许多问题——关于生死、关于价值、关于人的存在形态与方式等等。曾有过一种非常理想的预设，就是认为新冠疫情将会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许多疫情一样，经过一轮的防治就会消失。但事实是，没有。病毒不断的变异打破了我们的预期，正以不可预设的方式存在。未来如何，已成为考验我们良知与理性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态势下，“后疫情时代”这个概念就需要限定其具体的含义。所谓“后——”，应该是指某种现象结束之后的状态，但也可能是指某种现象发生之后的状态。如果疫情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在2020年的前半年就结束，那么就开启了疫情结束之后的“后疫情”时代。但是，目前我们还难以预料疫情到底什么时候彻底结束，或者它将演变成什么样的形态。这样的话，“后疫情时代”就应该是疫情发生之后的历史。这既包括疫情仍然存在的时期，也应该包括疫情被彻底控制或消灭之后的时期。不论如何，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疫情暴发了，就目前而言，仍然存在着，对我们形成了更严峻的考验。

新冠疫情出现后，世界各地采取了自己能够采取的措施来应对。中国经过多个月的努力，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人们逐步恢复了既有的生活秩序。由于各国的防治措施不同，成效也大相径庭。由此，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全球化的显性显现。在“疫情时代”，诗歌呈现出时代先锋的敏锐性。最迅速、敏捷地对人类抗击疫情的努力进行描写的就是诗歌。大致来说，诗歌聚焦这一现实，更多地表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中的高贵品格。人类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品格，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战胜艰难险阻，走向未来。

不过，这一时期的诗歌面对的仍然是一种“偶然性”。也就是说，从人们当时的认知来看，认为疫情的出现是偶然的，不是常态的。但现在，疫情的变异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其存在形态有可能向常态化演变。当然，也有人给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认为疫情将在近期结束。但实际上无论如何，疫情本身就是对人类生活的严峻考验。对诗歌而言，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后疫情时代”，诗歌创作存在极大的空间与可能性。当把疫情作为一种“偶然性”现象来对待时，人们可能更注重即时的精神世界。但在“后疫情时代”，疫情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性”存在时，人们亦需调整思考问题的思路以及表现层面，从疫情的发展态势与未来趋势切入。这个切入点可能是抒情性的，也可能是叙事性的，但更可能是“论理性”的。

抒情诗与叙事诗是诗歌的两种基本形态，但在诗歌领域仍然存在其它的形态，如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对“理”的思考与论述。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诗称之为“论理诗”。也许这样的诗作没有我们通常所见之抒情诗、叙事诗常见，但仍然是诗歌领域中十分重要的类型。很多论史、论诗的诗歌就是代表。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种“论”仍然是针对具体人事的。事实上还有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的“论理诗”。如屈原之《天问》，就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之问、探究之问。它不仅是诗，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一时期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以及人与自然宇宙关系的思考。因而亦可以说，这样的诗是哲学，是价值与意义之学。在与疫情相关的诗歌创作中，已经有大量的抒情性与叙事性作品，但具有哲学意味的“论理性”作品还不多。我们似乎也可以用诗歌来思考、追问与疫情相关的诸多命题。

在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中，设计了一个被称为“宇宙排险者”的形象。当小说中的人们运用发达的科技制造了被称为“爱因斯坦赤道”的环地球通道后，人类实现了科技的进步。但这个“爱因斯坦赤道”是一台人类制造的超级“粒子加速器”。借助这一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人类将建造宇宙的“大一统模型”。不过，就宇宙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宇宙的真空衰变，从而使宇宙毁灭。这当然是宇宙世界不容许的。于是，宇宙排险者出现了。他轻而易举地把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爱因斯坦赤道”变成了一条绿色的草带。在小说中，宇宙排险者采用了最具诗意的方式排除了宇宙毁灭的隐患。在现实中，人类的行为是不是毫无疑问地对宇宙自然形成了致命的伤害？严重的大气污染、水土的污染、资源的无度消耗等等，使地球难以支撑人类的贪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主要是来自大自然的，比如海啸、地震、干旱、洪涝等等。人们习惯地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告。那么，新冠病毒的出现与活动变异的形态，是不是一种对人类的警告？在这种警告下，我们呼唤现实的“宇宙排险者”出现，使人类能够自觉、自省、自律，及时地纠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追求，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协调共生。

这种思考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亦可能使诗歌的思想深度得到强化。它将使诗歌从表象的生活中进入存在的本质层面，从而具备了哲学的意义，直抵人与自然之根本。它将让诗歌拥有了哲学的力量，又使哲学拥有了诗歌的翅膀，在时光的大地中行走，在历史的天空中翱翔。当然，哲学性不能完全取代诗歌的灵动性，二者应该是融为一体、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