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第九次全国作代会上做闭幕辞，专门用一个词与大家共勉，这个词就是：创造。如今我们回顾五年来长篇小说的收获时，也许会由衷地感到，作家们丝毫没有辜负“创造”这个词语。因此，我愿意以“创造”为视角，去描述作家们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所作出的努力。

“创造”新的文学世界

当代小说家从来没有丧失现实热情，现实生活作为小说的重要资源，始终具有压舱石的意义，这一点在近五年来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带着现实的温度和新鲜气息，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这是一个展现“中国故事”魅力的文学世界，也是一个形象诠释“中国经验”的文学世界。作家们不仅是现实的观察者，甚至也是直接参与者，比如有不少作家就以挂职或参加扶贫工作队等方式直接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或者是在采访中获取最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们的“创造”就是从生活的土地上直接生长出来的，如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杨遥的《大地》、王松的《暖夏》、温燕霞的《琵琶围》等。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具有主题写作特征的小说是富有创造性的，是因为作家们通过写作表达了他们对脱贫工作的独到认识。战国红是在辽西新发现的一种珍贵玉石，开发战国红也成为了当地脱贫工作的重要手段，但滕贞甫的小说《战国红》不仅反映了这一脱贫现实，而且还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脱贫攻坚就像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开发的一块纯朴的玉——这是更珍贵的“战国红”。又如，好几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在扶贫工作中意识到年轻人的人生选择问题。《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是省文联的干部，本来有志于做文学研究的学问，但他认识到既要做学问，也要做事业。他把援岚工作当成事业来做，不仅在援岚工作中取得了重要成绩，而且也发挥了自己的文学专业优势。赵德发则从成长的角度来塑造一位基层干部的形象。《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是一名农家女子，在城市读了大学又回到乡镇工作，正是乡村的脱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让她一步步从“小我”的世界里走出来。杨遥当过驻村干部，他的《大地》既有纪实性，又饱含真诚情感，以最朴实的文字表现了年轻人对大地的思考。

在阅读这些紧贴现实的作品时，我特别留意作家们对现实的思想发现。如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写的是反腐故事，作者将反腐斗争提高到了要依靠文化、法律、制度进行反腐的高度上，明确提出一个“政治生态”的严肃话题。李佩甫的《平原客》看似也与反腐斗争有关，但作者却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异和困境的角度去讲述故事的。张平的《生死守护》以某市扩建城市大道工程为情节，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反腐斗争，而是把重点放在塑造一名誓死守护人民权益的领导干部形象上。

寻求新的思想发现，这不仅体现在现实题材作品中，也成为反映历史生活小说的突破点。陆天明的《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演变，他感慨自己是一名幸存者，而这一带着体温的“幸存者”认识便成为了小说的主题，不同的幸存者会有不同的生存理念，陆天明试图追问每一位幸存者，并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理想。范稳的《重庆之眼》写的是重庆大轰炸，但范稳并没有停留在揭露和控诉侵略者的罪行上，而是通过重庆大轰炸以及对后人的影响，反思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和人民之间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邵丽的《金枝》通过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写了以父辈为代表的革命史，揭示了中国社会是如何在革命与建设、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中一路走过来的。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则通过小历史去触摸大历史。表面看上去，他写的是一群人的情感生活和他们琐碎的人际交往，似乎带有偶然性和不可捉摸性，但是背后都能触摸到大历史。韩少功的《修改过程》是以知青和老三届的历史记忆为主要内容的，但作者在真实还原历史的叙述中一再暗示人们：历史处在修改过程中，人们的生命基因也处在修改过程中。

《笑的风》和《艺术家们》这两部作品出自两位老作家之手，一位是80多岁高龄的王蒙，一位是临近80岁的冯骥才，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浓缩在作品中，将小我融汇在大我的历史沧桑之中。王蒙的《笑的风》以农民子弟傅大成成长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命运历程为主线，既是对个人命运的一次总结，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反思中贯穿着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精神。冯骥才的《艺术家们》以天津几位艺术家的成长与艺术追求为主线，分明有着作家自己习画的身影，传递了一种在实践中摔打出来的结实的艺术观。

文学世界中的创造性还特别体现在作家们对小说精神内涵的深入开掘上。比如蒋韵在《你好，安娜》中写了几个年轻人相互纠缠的青春岁月和爱恋，因为矛盾或误解，在各自的内心埋下隐隐的嫌隙，也使主人公一生背负着深深的愧疚而寻求自我救赎，这既关乎承诺，也关乎救赎，是一种让人的精神获得净化和洗礼的叙述。张炜的《艾约堡秘史》也是一部关于救赎的小说，他为经济时代的“当代英雄”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对人性的叩问和对人心的探询，是很多作家的基本主题。陈希我的《心！》写了一种罕见的“心碎综合征”，作者通过众多人对主人公林修身的描述，试图揭示出人心是如何碎的，身与心是如何分离的，这种构思显然表现了作者对于现实中精神错乱现象的忧思。东西的《回响》以一桩案件侦破为线索，将案件推理与人物心理轨迹作为互文关系来推进情节，从而触及人性情感最隐秘处，所谓“回响”，是纷繁现实投射到人的内心时，作者内心之悲悯和大爱的反应。王跃文的《爱历元年》通过年轻人爱情危机的故事，为人们创造出一个倡导爱的世界的新词：“爱历元年”。孙惠芬在《寻找张展》中将一个关于中学生教育的题材写出了新意，孙惠芬试图寻找到一条对“90后”的救赎之路。余华的《文城》同样隐含着寻找的主题，小说明线索是林祥福寻找小美的故事，在这故事背后还暗藏着对“文城”的寻找，但文城始终是虚幻的，“没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文城也许是余华内心搭建的一处逃离堕落现实的精神旷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拓展小说精神内涵的作用不可低估。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以一个乡村女子进入城市的故事开拓出身体乌托邦的主题。付秀莹的《他乡》书写了现代女性在城市的精神历练，坦陈女性身处现实与精神两难的困境。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通过两个农村女孩进城后的命运变化，揭示出女性身体不仅存在作为性别的身体，还存在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盛可以的《息壤》通过三代女性的生育史书写了女性的身体反抗和无奈。这几部小说可以说都是对于现代女性的精神之问。

在这个崭新的文学世界里，有一道东北风景格外引人注目。批评家孙郁曾说过，东北充满了东北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作家都无法写出来的异样的文字。这异样的文字曾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过惊鸿一瞥，但在当代，东北的异质文化一直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呈现。因此近五年来一批立足于东北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陆续推出，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迟子建自然是东北的代表性作家，可以说她的所有小说都是为东北故乡和东北底层人民吟唱的歌。近些年她先后出版了《群山之巅》和《烟火漫卷》，两部小说关注的都是普通人的命运，前者凸显东北边地风情，后者充溢着城市烟火气息，两部小说温柔中有硬朗，充分展现出东北人的情和义。除了迟子建，在这道东北风景线中，还有刘庆的《唇典》、老藤的《刀兵过》、津子围的《北方的十月》、王怀宇的《血色草原》、周建新的《锦西卫》、双雪涛的《聋哑时代》等。这些小说在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社会与自然等的对应关系中寻找东北文化之魂，抒发东北人的心声。《唇典》的灵感来自东北口头文学，小说以民间传说和历史轶闻为素材，热情赞颂了东北人最优秀的品质：敬畏和珍惜。《聋哑时代》则是通过当代年轻人的成长让人们看到东北文化的倔强和不屈。这些反映东北的小说接连出现也许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意味着东北的异质文化终于积攒起一股力量，我愿意以“新东北小说”为这些小说命名，并期待着它给当代文坛带来更多的惊喜。

“创造”新的人物形象

在传统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被置于重要位置，以往的文学理论也强调，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应该以人物为中心来结构小说。贝内特曾说：“优秀小说的基础就是人物塑造，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但一种贬低人物塑造的现代小说观流行起来，作家们热衷于在结构、故事、叙述上做文章，不再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他们的小说也就难以留下鲜明、完整的人物形象。这一现象在近五年来的小说中得以改变，作家们逐渐回到注重人物塑造的路子上来，不少具有创造性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塑造了一个革命圣女的形象。她是小说的主人公赵秀英，这位胶东姑娘在抗日烽火的燎烤中逐渐成长为一位智勇多谋的村长，后来又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一名支前队长。她阴差阳错地卷入了东北野战军的解放战争，同战士们一同出生入死，历经艰辛，发挥着常人都难以发挥的作用，为解放大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形象似曾相似，却又耳目一新。说她似曾相识，是因为她就在中国革命英雄谱系的序列之中，她的聪明智慧，她的人民本色，她对革命的忠诚，她对爱情的执著，等等，或许也能在过去的文学经典人物身上有所发现；但她绝对又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她集全部的完美于一身，在她身上闪耀着崭新的光芒。这种光芒我愿意称之为“神圣性”。神圣，是赵秀英最打动我的地方。在她的心目中，革命是神圣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她所做的一切是神圣的；一直萦绕在她心上的爱情梦也是神圣的。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很多正面的革命者形象，但是还没有一个像赵秀英这样闪耀着神圣性光芒的革命者形象。

如何塑造好正面形象特别是英雄形象，一直是困扰作家的难题。正是从这一角度说，朱秀海所塑造的革命圣女形象赵秀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作家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如陶纯的《浪漫沧桑》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最终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杨少衡的《新世界》所写的主人公侯春生无疑是一个革命者形象，他忠于革命事业，在斗争中勇敢坚定，同时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使他常常对敌特分子的伪装和狡诈估计不足，对人性的复杂和多变也缺乏认识。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英雄人物的缺点，而认为这恰恰是侯春生这样的革命者对于新中国这一他心目中的“新世界”的美好想象。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具有极其强大冲击力的作品，它的冲击力来自于主人公郁漱石。这是邓一光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拒绝战争却又敢于直面战争的悲剧式英雄人物，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里，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典型。郁漱石内心具有强大的和平主义情结，他看透了战争的本质，但在炮火连天的时刻，他不得不参与香港保卫战，他成为了日军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他更像一名顽强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阿来的《云中记》塑造了一名祭师形象：阿巴。祭师这一职业特性使阿巴能穿行于新旧文化之间，也能沟通和谐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通过对阿巴回村去为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招魂的书写，表现了生命如何在灾难中得到精神洗礼的主题。阿巴面对灾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由过去作为祭师的骄傲之情转变为了“哀怜之情”，这种哀怜之情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之情。

胡学文的《有生》塑造了一个接生婆形象，她一生的经历深深刻下时代的印记，她一方面不断接纳新生命来到世界上，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父亲、丈夫以及子女死于种种社会灾难之中的痛苦，可以说，在祖奶身上浓缩了百年历史沧桑。但胡学文对这个人物的认知又完全超越了现实层面，他并没有将这个形象作为一个表现历史和社会的入口，而是着力于挖掘祖奶这个人物所蕴含的关于生命的价值。接生婆这一身份就是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接生婆又是活跃在民间的职业者，民间对于生命的伦理和信仰贯穿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胡学文通过对祖奶这一人物的塑造，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观的理解。

黄孝阳是一位痴迷于以现代理念来结构小说的作家，如他的《众生·迷宫》不仅取消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也取消了形象在叙述中的作用，将知识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单元。尽管如此，在其后创作的《人间值得》中，他也把塑造人物作为小说的第一要素来对待了。小说塑造了一个恶人张三，这个人物贪婪、龌龊、堕落、冷血，但他又是一个有着自我认知焦虑的恶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恶来自哪里，他是从社会经验中获取到了“朴素真理”，但这些朴素真理在他身上却拓展出恶。黄孝阳试图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达出“恶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思想主题。黄孝阳是一位极具创造性的作家，但正当他该大展宏图之际，却突然英年早逝，我至今仍感到心痛不已！

近年来，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麦家发挥他对密码符号钻研透彻的优势，在《人生海海》里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神秘性的上校形象。上校的身体成为一种秘密，封存了历史的复杂多变，他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应对人生的坎坷，只求好好活下去。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则将学者思维和非虚构思维带进乡村叙述，她初次写长篇小说，尽管有些鲁莽，但却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农民形象，这个形象既是从她家乡梁庄生长出来的，也是从她内心生长出来的，折射出当今时代的变化。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塑造一个主动返乡的新农民形象范少山，这一形象明显是作者自觉向柳青和路遥学习的结果。钟求是的《等待呼吸》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勾连起一对年轻人纯洁的爱情。《资本论》的光芒把年轻人的内心照亮。这是一对非常独特的、也具有隽永感染力的爱情形象。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作家更关注普通的小人物，而不是一味塑造伟人、神人或奇人。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和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写的都是典型的小人物，无论是宋梅用还是大姨妈，显然都没有值得宏大叙事的丰功伟绩，她们基本上游离于大历史潮流的边上，甚至其举动与历史进程相左。但两位作家都看到了她们身上“好人”的一面，也在对好人之“好”进行拷问。任晓雯笔下的宋没用其实是以软弱和忍让的方式来回避人生的进取。石一枫则要告诉我们，一个心善的人在精神上还得有信仰的支撑，否则她的善可能会办出恶事。这两部小说的小人物并不天然地占有道德的优势，体现了作者不从众的价值观。马平的《塞影记》所写的百岁老人雷高汉显然也是一个普通小人物，但作者写出了“普通”的非凡意义。他经历百年历史风云，遭受了各种磨难，却始终没有熄灭心中善与爱的光芒，这既是他能幸存下来的缘故，也是他要幸存下来的理由。

“创造”新的表现方式

现实主义是当代文学最强大的文学传统，至今仍是文学的主流，但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过去过度执著于客观再现和写实性叙述的现实主义，在表现方式上它变得丰富多彩，这得益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传统，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经历了对抗、并峙与磨合之后，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这两大传统进入到对话和交融的新阶段，这仿佛是给作家提供了两副眼镜看世界，现实主义是戴着理性的眼镜看世界，现代主义是戴着非理性的眼镜看世界。当作家有了两副眼镜后，就能看到世界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层面。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文学语境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影响相互对话的语境，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齐头并进的语境，我将其称为后现实主义语境。

几年前适逢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从获奖作品就可以看出，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和突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

梁晓声是上世纪80年代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写作潮流中的一名主角。四十年来，当代文坛千变万化，但梁晓声以不变应万变，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方法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曾有尝试现代派的短暂经历），他这一次获奖的《人世间》，可以说既是他的个人精神史，也是他的现实主义集大成。《人世间》让我们重返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军旅文学大合唱中，徐怀中既是一名歌声嘹亮的歌者，又在歌唱中带有一些“不安分”的音符。茅盾文学奖授予徐怀中的《牵风记》，既是向一位90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致敬，也是对徐怀中内心跳荡着的“不安分”表示致敬。这种“不安分”是一种浪漫情怀，是一种对美的憧憬。陈彦同样是一位执著于现实主义的作家，他一板一眼地向古典看齐。《主角》就是一部作者学习古典作品在人物形象上下功夫的小说。徐则臣属于年轻的“70后”。“70后”的教育背景基本上是现代主义文学，我们从徐则臣的小说中既能够看到他所具备的现代主义文学素养，又能看到他对传统现实主义经典的亲近；但现代主义文学素养充分自由地调动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从而有效地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拘谨一面。《北上》可以说是现代主义传统与现实主义传统完美合作的结果。李洱的《应物兄》最能代表后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文学景观。李洱是先锋文学的热烈拥护者和实践者，他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执著，就像梁晓声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执著，都是缘于发自内心的真诚。《应物兄》是明确以现代主义方式去构建文学世界的。但他的身上同样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以现实主义精神面对中国现实，在思想上是及物的，所表达的思想是现实主义的，我将李洱在《应物兄》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称为思想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种关乎叙述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基本功。王安忆在这方面堪称楷模，她在小说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可以说就是对于现实主义最忠实的坚守。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选择了对淮扬菜进行精雕细刻，小说主角自然是一位厨师，但王安忆的“厨艺”甚至毫不逊色于小说中的厨师陈诚，她的文字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烹饪的美食，同样刺激着我们的味蕾。王安忆借助烹饪，再一次彰显了她酽酽的知识分子情怀，她从人性深处和日常生活最平淡处寻找历史的刻痕，她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如此深沉。肖亦农在《穹庐》中同样表现出超凡的叙述能力，在技巧上和思想上都不标新立异，小说最核心的思想主题便是人道主义。他通过书写不同人物的命运遭际，去探寻人性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复杂状态下是如何闪耀出光亮的。

现实主义作家乐于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吸取长处，从而丰富其表现手法，这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范小青数十年来基本上延续着面向民间的现实主义写作，但她有着开放的胸襟和积极的学习姿态，非常善于将一些现代主义方法嵌入现实主义叙述中。《灭籍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部充满着荒诞感的小说，但范小青的荒诞并不同于现代派的荒诞。现代派的荒诞是建立在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范小青的荒诞是来自她的现实主义，是她的现实主义基调上的一抹跳跃的色彩。刘心武和赵本夫都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已是古稀之年，但在文学思维上根本看不出保守、停滞的痕迹，相反充满着创新意识，他们对现代主义文学充满了兴趣，并能有效地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刘心武在《邮轮碎片》中采用一种碎片式的结构方式，全书共分四百多个部分，讲述在一艘巨大邮轮上发生的故事，他希望这种碎片式的叙述能够对应年轻人碎片化手机阅读的习惯。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将写实性叙述与非现实叙述交织在一起，讲述在黄河故道上繁衍生息、植树造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开辟新纪元的大寓言。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来概括作家的创作。事实上，作家在表现方式上的多样性也许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比如李宏伟是一位先锋性写作特别鲜明的作家，但他的《灰衣简史》可能受到了《浮士德》的启发，写的也是“影子交易”的故事，表现了当下的时代景观。张忌的《南货店》写浙江的一个小镇、一座小村和一个小店，借用世情小说的手法，不仅写出市井民间的情趣，也深刻反映出时代大潮涌动下的人情冷暖。蔡测海的《地方》则得古代笔记小说传统的神韵，其出色的想象力和文字的智慧表达融为一体，颇有楚骚之风。梅卓的《神授·魔岭记》是一部以藏族不朽经典史诗《格萨尔王》为灵魂的神奇小说，小说的神奇性是作者对民族文化领悟的结果，它与现代主义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带有很多荒诞、奇幻的书写，但这种荒诞性和奇幻性与其说是受现代主义影响，不如说是陈应松对他长期生活的神农架的亲身体验。陈应松从森林的神秘和沉默中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贾平凹的《暂坐》以日常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我”与十来位女子的交往，完全采用一种散文化的方式写小说，充分发挥了他在语言文字上的优势，让人们体会到，在人间烟火中的“暂坐”就会在文学中获得永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纵览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在思想主题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能够发现具有不少的新意和新质，也许可以说，这些新意和新质包含着文学对新时代的积极呼应，也是新时代在文学中培植的种子。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就充分体现在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便有了共和国文学，洋溢着新中国的青春朝气。“文革”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便有了新时期文学，高扬着改革开放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大踏步前进时，当代文学是否正在形成一个与时代相呼应的“新时代文学”，或许这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通过其新意和新质，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