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曰爱看闲书，昨天读了詹谷丰先生写的《书生的骨头》。文中提到1928年11月29日学贯中西的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只许蒋介石演讲，而拒绝他训话。刘文典较真，演讲是一种学术方式，训话却是一种强制手段。他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不但以言语顶撞蒋介石，还以牙还牙，对扇他耳光的对方报以一脚而踢中蒋的要害部位，被捉进监牢，把自已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不惜以流血和杀身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顶撞蒋介石事件没有因刘文典失去自由而平息，书生的愤怒在报刊上发酵。蔡元培、胡适等学界泰斗都致电质问蒋介石，逼使蒋介石极尬尴地释放了刘文典，而刘文典却不依不饶，要讨个说法：“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刘文典出狱后，受聘来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和上司，也成了在国学领域唯一可以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尽管如此，刘对陈却极为尊重，不敢半点造次。刘文典对陈寅恪的尊重不仅仅来自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知识，陈寅恪的独立和自由的人格魅力，更是刘文典五体投地的因由。书生 刘文典有先见之明，他放下书生行囊和故纸堆，翻译日本军政要员的言论集洞穿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告诫国人不可心存幻想。不幸被他言中，北平失陷后，变节成了汉奸的周作人三番五次劝说刘为日军服务，刘文典义正词严回绝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借自己的羽毛”。“国难当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曰军侵入北平，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这个瘦骨嶙峋的学者，同光体诗歌领袖，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节和抗议外族侵略，绝食绝药，用生命张扬一个中国人的骨气，也让后人深刻地体验民族危亡之痛和生命死亡的意义。

刘文典逃离北平后，与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相逢。两个学界巨人失去了许多，陈寅恪先生更是失去父亲的生命，但是，他们保存了中国人的骨气。这些南联大的教授，如王力、朱自清、梅贻琦、闻一多等等大学者，在国难当头，物价飞涨时期，许多人三餐难以果腹，有的靠卖字卖画卖文，养猪种菜，斯文扫地，硬是挺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鉴于西南联大教授们在飞涨的物价面前窘迫困苦的生活现实，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给西南联大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们特别办公费，不料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等联大25名院长、系主任却联合上书，谢绝这份特殊的照顾：“愿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课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责任，并不希冀任何照顾。”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斯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到中央研究所，他不屑当所长，对热心政治的傅斯年颇为不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材，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材，而当所长是三等人材。”傅斯年虽被李斯年戏谑为“三等人材”，但他能摆正位置，身在官场却也是一位风骨高扬的耿介人士。1944年，著名历史学家 傅斯年 在政务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露他贪污舞弊，拒绝蒋介石的说情。傅斯年没有把当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他运用个人的智慧和能力，为抗日战争乱世中的中华学术研究保留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资料。最后在台湾大学岗位上突然去世，蒋介石亲笔书写“国失师表”表示哀悼。与傅斯年相知相交的陈寅恪，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在中国大陆写下了最沉痛最深刻的悼念文字：“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己沧桑。”

l940年3月3日，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不幸猝死于香港，在竞选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上，蒋委员长钦定了顾孟荣。最高领袖的手令火药般引爆学者们心中的愤怒。这是陈寅恪最不能接受的政冶强权。陈认为这样的干预不仅违反了中研院的选举条例，更是对自己一贯主张和宣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侮辱。他赋诗相讥，抄赠好友同事吴宓，表达不恭。蒋的内定人选被否决，灰头土面收场。刚正不亚的态度，为后来拒绝上科学院埋下了伏笔。13年后，陈寅恪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拒绝中国中央历史研究会任命他为中古文研究所长的邀请，提出不能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观点，请批谁他不参加政冶学习，并把当说客的得意门生汪篯赶出家门，亲手关死通往北京那扇招贤的大门。真是一根正直的藤结不出两种果实。由此引来了郭沫若、范文瀾的口诛笔伐。点名道姓的批判立刻招致了中山大学校园的连锁反应，面对铺天盖地诸如“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头上的政冶利剑和血腥文字的淫威，双目失明风烛残年的老人给予愤怒的回击：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躲到一边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余生。

文中还列举许多这样的硬骨头精神，有民国时期的，有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发生的。这中间有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穷得做梦都想到钱的时候而拒绝当总务长肥缺的郑天挺；有前仆后继步李公博覆辙的“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一一倒在国民党特务暗杀血泊中的闻一多先生。胡适去了台湾，在权力的礼遇下坐怀不乱，拒绝高官厚禄、赐地建府弟，在中央研究院与蒋介石唱反调，公开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拒绝当主席团主席，在学术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原则上，他却是一个不知退让的斗土。刘节是陈寅恪的学生，他敢于在大鸣大放中秉言直书：“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某人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在大跃进中，他更是直言不讳：“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狂热倒是真。”真是胆大包天！十年后陈寅恪病入膏肓还被灭绝人性的红卫兵强行抬去批斗，刘节以极大的勇气站了起来，自愿代师受惩罚，忍受拳打脚踢，认为“我能代老师去挨批斗，感到很荣幸”。

文中指出，中华民国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后人尊崇的时代，其时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治腐朽，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然而却学人辈出，大师不穷，无论是异族入侵的刺刀和政治、政权高压，这些走来的人却仍坚持自已的操节，让后人看到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现象，一种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异端。

这是什么原因，文章告诉人们：民国时代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很多知识分子既有中国国学的根基，又接受西方文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那个时代比较能容忍知识分子个性的东西，知识分子得到尊重，活得很有尊严体面。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个体化”的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可以找到各自生长的空间。而现在社会，干扰的东西特别多，整个社会躁动不安，被外在的东西诱惑，人就容易异化。

作者借古是为了给我们鉴今。如今的大学在知识分子眼里，学术是追逐权力的手段。如今的大学，不是以培养大师为荣，而是出几个大官为傲。一个社会如果人人向往当官，那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人性精神就扭曲了。高等学校，官老爷把持学校的一切。学校对官职的追求，己超过人们的想象，居说南方某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竞争，大学的象牙塔己倒塌，学校正沦为名利场。

作者诘问，如今的书生，不知有几位还记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有谁身上，还能敲击出金属声响的硬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