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的脚步游走于长江边的一座城市。初遇的人常常会问我，哪里人？我倍加小心相告——承德。对方会给我送上陌生目光，且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言下之意，不知承德位于何方。之后，我又微笑着说，来自避暑山庄。对方的目光往往刹那灵动起来，甚至折射出由衷羡慕。也就从那时起，我来自山沟里的卑微感像是扔进了长江。

曾几何时，我把童年时光定格在丽正门前。只是，回眸凝望门上方雕刻的有如火苗般的文字，一脸茫然。也断然不知这扇门背后，写满了厚重的历史。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那如火苗般的符号是四种语言，“丽正门”三个汉字右侧以满、藏文字相伴，左侧以维、蒙文字相衬。“丽正门”是乾隆的书法，“丽正”二字取自《易经》“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而乾隆皇帝也曾赋诗：“岩城埤堄固金汤，公式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这诗，道出了一位帝王的心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如此豪迈气概，一脉相承于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一次出关北巡时，就曾挥毫写下《塞上宴诸藩》一诗，其中“万里车书皆属国”彰显囊括八方之心。

1703年，康熙纵观天下风云，始建避暑山庄。

三百余年后，当丽正门徐徐开启，其身后已然是一部厚重深邃的皇皇巨著。

秋风何曾过长城

避暑山庄置身于长城的怀抱中。

北眺，有淹没在历史深处的汉长城；南望，有巨龙般盘旋在崇山峻岭间的明长城。面对长城，康熙有过深刻的思考，他懂得世上任何一种生命都无法抵挡饥饿的痛楚。在饥饿面前，蜿蜒于悬崖峭壁间的长城都显得不那么威严了。

康熙的祖先雄起于白山黑水，原本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小部落，但这只弱小的部落并未因出身卑微而气馁。他们发愤图强，终于纵马扬鞭，一路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不可逾越的长城，拥有了江山社稷。

自知者明。八岁执政，智慧的康熙回望历史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长治久安，就要把长城筑在人的心上。他写下铿锵之言，“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熟读“经史子集”的康熙，岂能不知晓儒家“合”的理念。合，是修民心，是养德。唯有民意通达，民心温暖，方有盛世展现于历史舞台。

康熙经常北巡的喜峰口那条路，算得上是一面历史之镜吧？也许，修建避暑山庄的想法便缘起于康熙从这面镜子里得到的感悟呢。

几年前，我曾沿着康熙走过的那条古道前往西汉时期的军事重镇——黑里河。黑里河，位于内蒙古的宁城。那是个冬日，古松掩映着的打虎石水库一片冰封。水库因李广射虎而得名，在这冰天雪地里，松涛阵阵喧哗中，仿佛能谛听到司马迁《史记》里笔墨下的金戈铁马之声。他在《李将军列传》里写道：“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读这段文字，有毛骨悚然之感，但更凄惨的是他的一家老小因孙子李陵迫不得已成亲于匈奴，被灭族。惨绝人寰的一幕，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哀！

西汉时期，如今的承德平泉一带便属右北平郡辖地。

西汉与匈奴数百次兵戎相见，在卫青、霍去病强攻之下，匈奴成为强弩之末。即便如此，西汉也只能求得短暂和平。

时空转换，另一幕景象在这条古路上热闹登场。辽宋两国在历经战火纷飞的二十多年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1004年，两种文明经过血腥碰撞，写下了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合约签订，不管后人如何论述，其产生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合约本身。当北宋文化名人欧阳修，踏上通向草原深处的这条古道时，破冰之旅便已缓缓开启。随之，北宋一群文化使者肩负使命，晓行夜宿在这条和平之路上，而契丹族、奚族人也纷纷敞开门户，杀牛宰羊，在皎洁的明月下对酒当歌。

由此，通往草原深处的古路上便谱写起包容、合作、共赢、发展之歌。若按今天语境，算得上人类生存命运共同体的雏形吧。实现民族融合，战争不是唯一选择，文化融合，替代了兵戎相见。想必，康熙绘就避暑山庄的蓝图，遵循的便是这自然与历史的交融之道。

常常，人们把避暑山庄称作“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但我觉得山庄更像一盘棋，是康熙开疆拓土，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的一盘棋。这盘棋，事关政治、军事、经济。他每走一步，无不苦心经营，唯恐一步走错，导致满盘皆输的残局。

康熙凭深谋远虑，在这盘棋上布下妙招，他依托避暑山庄开辟了极具战略意义的“木兰秋狝”，希望八旗子弟能保有血性和昂扬的斗志，至于更深远的意义，他大概想到了西北边陲的安宁吧。如若不然，康熙一生为何进行了多达四十多次的木兰秋狝呢？

凡有大智慧者，无不敬畏自然。在通往木兰秋狝的路上，有个叫“扣花营”的美丽村落。一个故事代代流传，康熙曾带着一位公主参加木兰秋狝。安营扎寨后，公主从一顶白色帐篷款款而出。刚巧，她眼前有一群战马飞奔而过，马蹄踏处，羸弱的白头翁纷纷花容失色、伤痕累累，公主怜悯之心油然而起，她把头盔摘下，小心翼翼扣在随风摇曳的白头翁上，以防被马蹄践踏。康熙帝目睹这一幕，也把那顶至尊的头盔如公主那般扣在了白头翁上，帝王率先垂范，士兵们又岂敢怠慢？刹那间，这山水之间一个个卑微的生命便有了尊严。

我们姑且不论传说的真伪，重要的是扣花营村的老百姓们提起这个故事时的骄傲与温暖。“扣花”是对生命的呵护，“营”是安营扎寨，生命有了安居之处。“扣花营”这个名字就寓意着守护生态环境的美好家园。

康熙每次秋狝都会选择不同地点，其目的是保护草场、保护树木，也算得上是保护生态的典范吧！遗憾的是，随着康乾盛世衰落，塞罕坝上一道坚固的绿色屏障，遭受了无序砍伐、火灾、风沙吞噬。一时间，森林、草场、河流，已然面目全非。

塞罕坝已不再是一道美丽的高岭，绝望中，伤痕累累的塞罕坝长歌当哭。

庆幸的是，三百余年后的今天，人间奇迹出现，蓝天白云下百万亩林海，书写出塞罕坝史诗级的新篇。如今，康熙雕像端坐在点将台一块孤立的巨石上，他威风凛凛，凝视远方，目光掠过浩瀚的林海，大概也能浮现出当年旌旗招展，十万大军奋勇向前，一举平定叛乱的历史画卷吧。

康熙点将台处有一首诗，其中一句是：“点将声声随云去，滔滔林海百万兵。”

斗转星移，百万亩林海替代了金戈铁马，号角声声，却一样威风凛凛，傲雪临风。

有时，我独自站在城墙上，眺望外八庙，一座座庙宇拱卫着避暑山庄，形如北斗七星。那红墙绿瓦，香烟袅袅，诵经之声，盘旋着，分明是飞翔的文化符号。

是啊，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好像不同文化元素的符号。少数民族同胞远离故土，当他们思念家乡时，便走向这精神寄托之地。

仔细观察外八庙的名字，仁、善、宁、远、普陀、须弥、缘，释放了儒、释、道的暖色。而避暑山庄内，不论亭台楼阁，抑或碑文，所雕刻的字，皆是汉文。可见康乾祖孙二人的匠心独运、用心良苦。

看来，力主不修筑长城的康熙，却把长城筑在了各族人民的心上，真可谓大道无形。

天涯风雪东归路

中华民族的历史写满了“乡愁”。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无论你走向何方，也无论你走得多远、走得多久，内心最牵挂的依然是故土。土尔扈特人当年惊天动地只为东归的历史画卷，依旧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实，这一场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东归，只为解那浓浓的乡愁。

土尔扈特是中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

早在明朝末年，土尔扈特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他们穿越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落足于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一片水草丰茂的地方繁衍生息，建立了游牧民族封建政权的土尔扈特汗国。

从土尔扈特西迁，到他们东归，时间长达143年。

若按常理，一个多世纪在一个地方生存，早应该政权牢固、安居乐业。但土尔扈特人为何又被迫撤离呢？原来是内外交困所致。国内，扎尔固为代表的分支机构不安于现状，渴望夺权；国外，面对的是沙俄霸权的胁迫。内外交困之际，扎尔固渴望颠覆政权，得到了沙俄强权的鼎力扶持。其实，沙俄对水草丰茂之地早已虎视眈眈。

国小，力微，黑云压城城欲摧。

土尔扈特人在生死存亡之际，想起了他们的血缘之地，想一头扎入母亲怀抱，于是，他们毅然决然选择了东归。这一切发生在1771年1月，而这一时间节点，恰是乾隆皇帝执政江山之际，大清帝国处于盛世王朝。

伏尔加河畔，漫天飞雪，风沙弥漫，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的率领下迈开了艰难的回归脚步。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渥巴锡麾下的一万将士大多牺牲在一次突围中。

惨烈一幕，依然没有阻挡土尔扈特人投奔母亲的脚步，冰雪、风沙、饥饿、疾病，都未能阻挡他们东归的勇气。五月的一个黎明，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土尔扈特人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记载，“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也就是说，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约有八九万人殒命他乡。

土尔扈特人回到祖国怀抱的一刻，渥巴锡等人接到了乾隆皇帝用满文和古老的蒙古文托忒文写的敕书。敕书里，乾隆皇帝欢迎土尔扈特人万里东归，对他们的东归精神给予表扬，并邀请渥巴锡等人前来避暑山庄。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点。里仁为美，择善而居。也就是说，人们选择邻居是有原则的，一个仁义之人，总有一颗善心，与其为邻，相互之间友爱便产生了。小至一个家庭，上至一个国家，无不提倡“仁”。帝王具备了“仁”，百姓才有幸福感，国家具备了“仁”，民族才能团结，社会才能和谐。

如今，普陀宗乘之庙里依旧伫立着两块巨大石碑，石碑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着乾隆皇帝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石碑仿若历史巨人，无言伫立着，它们在告诉来者，四种不同的语言文字相互融合在一起，恰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土尔扈特人万里东归，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回归，他们的回归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是自然的宿命。

曾经，在避暑山庄居住过一位“香妃”，她是新疆使者。据说，香妃思念家乡时，会站在微波荡漾的湖畔，眺望安远庙。新疆达什达瓦部两千余众迁居热河后，安远庙便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地。

1780年，六世班禅跋涉万余里前来承德觐见乾隆，且在须弥福寿之庙传送佛法。毋庸置疑，坐落在大山深处的承德因避暑山庄才张开了怀抱。如今，中华民族大家庭聚集在这方水土上的竟然多达55个民族。

叩问“文津阁”

“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这诗句也出自乾隆之手。

乾隆一生写了很多首诗，但这两句诗却非同凡响。诗句的本意是，追寻文化的源流，继承和弘扬文化遗产，先要找到它的济渡口。文津，是在文化长河上由此岸直达彼岸的济渡口。

中华文化的济渡口缘于何处？回望历史，会发现周朝竟然长达八百余年。若按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来计算，周朝历史占了近五分之一。因此，有观点认为，周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光一部《诗经》就彪炳千秋。由是，我们能理解孔子为何追寻周朝的礼数了。

或许是苍天在捉弄秦始皇，他残暴的焚书坑儒行为，不仅背上了历史罪名，也成了秦朝短命的重要原因。秦始皇的教训，也为他身后的君王敲响了警钟。

我不知晓《四库全书》与《太平御览》能否比肩？《太平御览》是宋太宗赵光义每天亲自审阅的结果，而《四库全书》则继承的是经史子集。

当年，乾隆皇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真可谓煞费苦心。他把这一重任交给大学士纪晓岚，又精挑细选三百六十多位学者、官员参与编纂，并经过上千人抄写，历经十四年才完成。可见，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康熙一定深刻体会过杜牧《阿房宫赋》里讲到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有大智慧的康熙对明朝晚期的衰败进行了深入思考，《明史》因此应运而生。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想发展壮大，繁荣昌盛，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774年建成的文津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重任，它把《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等宝贵遗产小心翼翼抱在怀中。

然而，世事无常，时局动荡之际，《四库全书》被运往北京图书馆，而《古今图书集成》被军阀盗卖净尽。更为惨烈的是，日本侵略者盗走了许多避暑山庄里的珍贵文物。

如今，康乾独具匠心打造出的七十二景，仅存留五十五景，其余的已经沉睡在山庄的历史烟云中。

保护文化遗产是重中之重。1994年12月17日，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所体现的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中华复兴、世界和平”的人文主旋律。

几棵参天古树拥抱着文津阁，东西两侧潺潺流水在吟唱，院中一池清水里浮动着一轮下弦月，与天空中的太阳相映成辉。如此景象，当初设计者想必深思熟虑，那日月同辉，是否也象征着中华五千年融合在一起的灿烂文化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避暑山庄在微光中呈现出另一种意蕴，不是苍凉，恰是真实。我静静等待磬锤峰的落日余晖，倾听六和塔余音袅袅的铃声，畅想试马埭草场上万马奔腾的气势，随之又欣然沉浸于山庄正殿那“淡泊宁静”之中。

思绪渐渐飘远，面对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前路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继续做好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挖掘其历史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也要担起世界遗产保护的责任与使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讲述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