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读者似乎更喜欢“甜点”式的阅读体验，简单而有趣。而以往许多文人读书则随性而至，在浩如烟海的杂书中任意遨游。两种阅读方式都不是完全成体系的，也不是专业的学术训练，却都是对个人阅读兴趣极佳的培养方式。不过，即便是倡导写小品文的“文抄公”，其阅读也不是“小品”式的。可见读书不妨视野开阔些，不必专于一类。

喜欢读杂书的文人有许多，譬如为人所熟悉的小说家金庸，读书就很杂。金庸读史尤其多。金庸小说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史军事史。如果以为金庸只是专门查找资料来写历史故事，那未免小觑了这位哲学博士。以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为例，其中就写到了乾隆大帝的“十全武功”。尤其是对“黑水营之围”的描绘，显示了金庸对中亚史完全不同于顾颉刚的理解。而这不仅需要更具现代视野的史观，还需要对军事史的充分了解。这部小说所用的史料，不单纯来自哪一部史书，而是兼采众家，无论稗官野史还是小说笔记，都化在了金庸笔下。而这部小说除了吸纳金庸本人家乡海宁民间传说和北京民间传说之外，其实还受到叶尔羌汗国时期中亚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波斯文史书《拉失德史》的影响。而这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被发现。

在中亚史尤其是战争史方面，《拉失德史》是一部无法绕开的史书。而《拉失德史》又不单纯描绘战争，书中还穿插了许多民间故事，许多都被金庸化用在《书剑恩仇录》当中。例如小说中写“黑水营之围”战事之前，就写到下战书时的一段故事，与《拉失德史》中的另一个历史时空中的故事极为相似：《书剑恩仇录》中江南义士首领陈家洛前往霍青桐部报信，扮作其部少年阿密特，正巧在舞会上遇到前来下战书的敌人。敌人信使傲慢无比，手下四名随从皆为巨人，徒手提起骆驼，以震慑霍青桐部。而最终看似瘦小的少年阿密特与四名巨人比武，不仅战胜了对方，更令对方心悦诚服。一场傲慢的挑衅，最终化为以武会友的订交。日后四名巨人在阿密特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助其逃走，却因此违反军法而被关押，直到“黑水营之围”战事之后，霍青桐部才解救了这四名被关押的巨人，放其回乡。而在《拉失德史》中，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古汗王秃黑鲁帖木儿劝导其下属蒙古大臣札剌思时，札剌思要求长老札马鲁丁之子黑的马特与他手下一名能提起两岁骆驼的巨人大力士比武，但最终巨人被黑的马特降服。《拉失德史》中的察合台汗国传说，被金庸化用于描绘四个世纪之后乾隆时期的战时故事，可见金庸写作并不受历史资料的局限，而是将自己阅读过的许多杂书统统熔于一炉。

有趣的是，金庸对《拉失德史》的兴趣似乎十分浓厚，《书剑恩仇录》中不止一处化用了这部中亚史中的民间故事。再举一例，小说中陈家洛与霍青桐姐妹来到传说中被风沙掩埋的古城，发现空无一人而器物尚未腐坏的情节，也与《拉失德史》中长老札马鲁丁离开古城罗布·怯台后，追随其离开的穆艾净回城时发现全城被天降沙土掩埋的传说相似：“这座城镇直到现在依然埋在沙土之中……一阵大风吹过，会使一所房舍露出来，走进去时就会看到每件东西都井井有条，只是主人已成白骨，无生命物却没受到任何损伤。”事实上，天降沙土掩埋城池的故事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已经出现，但未曾出现古城空无一人而器物尚未腐坏的情节。金庸小说中并未详写天降沙土，而实写无人古城，显然与《大唐西域记》或更早的《洛阳伽蓝记》的佛像故事并不直接相关，而与《拉失德史》所写有密切的承接关系。

然而这部重要的中亚史著作在金庸撰写小说的年代，仅有波斯文抄本和突厥文译本传抄于世，尚无汉文译本，惟1895年罗斯的英译本可供金庸参照。直到1983年，王治来校注的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才问世。《拉失德史》成书于16世纪40年代，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是叶尔羌汗国人，该书是献给叶尔羌汗国的拉失德汗的。该书被认为是叶尔羌汗国惟一流传于世的史书，其史料价值自然不低。而这部史书虽然留下了大量珍稀的第一手史料，却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金庸化用这部史书时，或许就受其史观一定程度的影响。

若要更加客观而系统地了解中亚史，尤其是叶尔羌汗国及其源头东察合台汗国的军事史政治史，可以找来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一阅。然而刻意系统地阅读某一地区的军事史政治史，恐怕不符合一般读者随性而至的阅读兴趣。况且系统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未必在史料方面胜于古人流传至今的史书。

而对中亚军事史政治史缺乏了解，也是许多中国读者较为常见的情况。事实上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政治军事的了解，远不及周边国家地区对中国政治军事的了解程度，在战时尤为突出。例如明代史书中对屡次造成威胁的蒙古政治军事就十分不了解，多次出现“小王子”之称，而不明其具体为何人。甚至于连达延汗都曾被明代史书以“小王子”这一泛称来指代。反过来周边国家地区在战时对中国政治军事的了解程度，则到达了令人吃惊的细致程度。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蒙疆地区122户家庭的调查报告，甚至包括一年内每个家庭外出及来访者的具体时间事由等。而战时中方尤其是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本政治军事的了解则甚浅。相对较好的是中共西工委编的《抗战中的绥远》，算是对沦陷区政治军事较为细致的情报汇总，具体到日伪在各地每年的植树数量，虽非对日本本土的政治军事研究，但至少是对沦陷区的调查。这些情报看似琐碎，实则在战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战时情报流传到日后，则可成为军事史的史料。一国当年对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军事是否了解，后人只需读一读关于周边国家地区的史书，或许就可以看出一二。

当然，今天的读者没有义务替史学工作者去关注周边国家地区，但不妨像金庸那样，在自己并不特别熟悉的领域里多读一些杂书。中亚政治史军事史这样冷门的书，在没有汉译本的情况下，都可以成为金庸写小说时信手拈来的故事源泉，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打开视野在文史之间穿梭，让自己的阅读边界不断扩展，从古今军事史中获取更多关于人和世界的理解？到那时再去读《书剑恩仇录》，或许会对这位已经去世的金大侠有更多的理解，发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