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看记叙文坛和学林旧闻轶事的随笔。郑逸梅老先生的《书报话旧》《文苑花絮》和《清末民初文坛轶事》等等都曾反复翻阅，蒋星煜先生的《文坛艺林备忘录》甚至买了两本——初版本和增订本。在啃读经典的间歇中读这些书的重要动力是享受阅读快感，但是，却绝不仅仅是消闲，它们给予读者的绝不仅仅是茶余酒后的谈资，更蕴含了为文、为学、为人的道理。同样，范军的《桂子山语丝》不限于给尘世里的烦劳者以抚慰，更能给困惑者以参照和启迪。

若干年来，范军致力于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研究，成果甚富，卓然成家，同时，他还参与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之中，这个集子里多数与后一方面有关。关于前一方面，我虽是外行，但也在出版单位做过几年学徒，作为一个单纯的读者，对于当代出版史、编辑史，也很愿意有所了解。关于后一方面，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已届64年，关于历年老师、领导、同学、学生，关于校园、校舍，学校里的一草一木，一鳞一爪，都可能触动心底波澜。范军主编的《永远的怀念——忆陶军》《永远的怀念——忆介公》以及本书中的相关篇章，联系20世纪以来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宏观格局，细察华中师范大学这一个学校的前世今生，我们读来，对于教育上的兴衰得失及所以发生的缘由，当能别有所会。

范军在书里提到，章开沅先生上世纪50年代踏上历史研究之途，向前辈唐长孺教授请教，唐老师说：“从人物入手，知人论世，是不错的方法。”这本书谈华师校史、谈教育史和出版史，也是从人物入手，写到了昙华林、桂子山多位先贤。这既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也有利于提高它的学术史料价值。即使是在书中的许多细节里，我们也能感觉到时代变化的步伐是何等巨大，而对学术的忠贞、严谨的风范又该如何传承。举例来说，上世纪50年代末，商务印书馆开启“汉译世界名著”这一宏伟的出版工程，其中选目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此书分上下两册，中译文加起来不过20多万字，却分别约请两位大家翻译，宗白华译上卷，韦卓民译下卷，导论是一个整体，前半宗译，后半韦译。我们揣想，这是因为，上卷是西方美学史的重要经典，请美学家宗白华译；下卷讲目的论，对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论述构成完整的体系，请哲学史家韦卓民译。韦先生是国内研究康德的专家，此前已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选读》，他应约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已经完稿，是翻译《判断力批判》下卷的理想人选，两位译者是当时最佳的搭配。宗先生1963年9月写的译后记说，下卷“现由韦卓民同志译出”，韦先生1963年4月写的译后记也说，另外的部分是“由宗白华同志译出”，异地同时在进行这一译事，上下卷分别在1964年年初和年末问世，以合作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环境尚属封闭，韦先生说及寻找康德德文原著的困难，参考西方各种文字译本不易，至于国外康德研究的最新进展更难以及时了解。因了出版社的精心安排，学者的合作，克服困难，给读者打开了解世界文明的一个窗口。这是当代学术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其中应有当下学术翻译和出版工作可以汲取与借鉴的。

本书还有不少议论文字，特别是针对学术界时弊而发的有锋芒的意见，在网上推出时就引起热烈反响，比如，《“四唯”“五唯”如果只破不立危害更大》《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和大多数临时偶发的文章不同，作者在这些文章里不是置身事外，用一些看似激进的情绪化的语言表达对于某些乱象的反感，而是努力做出理性分析，努力寻找可以实际操作的办法。集子里的文章保持了原状，一些文章后面附上网友的评论，增加了网络现场感，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此是否可以设想增添另一种处理的可能性？范军是研究新闻传播的，当今传播的途径、方式正在巨变之中。学者用网文发表的言论，之后转到传统的书籍形式，可以或者应该有些什么变化，如何起到沉淀、提炼、升华，或者也是可以探讨的。一方面，善用网络渠道，大有利于千百年来学术经典、文学经典的更加广泛的流传，另一方面，优秀的网络文字经过筛选、修订、深化在纸质形态上进入文化的库藏。两个方向工作的交织，促进我们的学术文化大幅度的普及和大跨度的提高。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已经多少包含这样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