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之间，葱茏的树木环绕，胡适、李大钊从北京前往上海探望陈独秀，三个人席草地而坐，开怀畅饮。谈及《新青年》前途，涉及政治信仰的分歧，胡适举杯：“我们三个人行至今日，信仰虽异，友情笃深。”陈独秀、李大钊相继举杯，李大钊吟哦“渭北春天树”，胡适回应“江东日暮云”，陈独秀接上“何时一樽酒？”之后三人一齐诵读“重与细论文”。这是1921年，电视剧《觉醒年代》最后一集中的场景。5年前，他们因为意气相投，一起“论文”，而今酒杯碰在一起，是梦破碎的声音，也是梦开启的声音。

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们二人选择的道路是千万人选择的道路。100年前，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石库门里秘密集会的13位年轻人，高擎革命星火，从这里开始，燃烧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从13到9000多万，正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觉醒年代》电视剧的时代背景开始于1915年，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日学生因为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群情激奋，李大钊拍案而起，激情演说，镜头内走进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破败、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只见他走到一张桌子旁，端起一碗饭就吃，相较学生的激愤，他异常平静。他就是章士钊准备向众人介绍的陈独秀。面对革命前辈，李大钊询问如何救国，陈独秀回答“这样的国，无可救药”。这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第一次会面。

从1840年开始，中国被迫纳入到另一种话语体系之中，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何以走出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何以迎来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奋斗，虽然慷慨壮烈，国家和民族却日益陷落在循环的老路上，越陷越深。浩浩神州，已倒之大厦待扶；茫茫华夏，摧折之砥柱伊谁？

值此不堪世道，吾辈不出，如苍生何。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后回国，他们苦苦思索救国之路何在。陈独秀认识到1915年的列强不仅强大在武力，更是强大在思想和理念上。所以他认为救国者必先改造国民思想，造就新一代有为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以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为目的，在汪孟邹和其他人士的帮助下，陈独秀于9月15日在上海出版《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陈独秀希望以十年之功，造就一代新人。

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三顾旅社延请陈独秀任职北大文科学长，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蔡元培静坐门口，等待宿醉晚起的陈独秀。相见后，长揖互拜，礼让茶水，紧握四手，一切的信赖和相知都在这君子之风中。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蔡元培、陈独秀迎接胡适回国的接风宴上，拱手长揖，举杯致意，胡适坦诚自己尚未博士毕业，蔡元培重才干轻文凭，不以为意，雅致的士大夫之韵流动，引人神往。

《觉醒年代》中人物之间的拱手致礼，问候之语，礼尚往来，即使政见不同，大有分歧，也都有一种中正平和的儒雅之美。作为旧学的代表人物，辜鸿铭、黄季刚、刘师培在面对曲意逢迎的教育司长之时，是非分明，凸显了中国文人的传统风骨。相较于新学，他们秉持的旧学并非一无是处，只是身处混乱黑暗的时代，民智愚弱，不以非常手段定难成非常之功。新学打倒的并不是孔子，而是被粉饰被利用甚至被污名化的孔子。

《觉醒年代》并不讳言这些历史人物的世俗和缺点，陈独秀的衣衫褴褛，其与儿子陈乔年之间的龃龉，他的激烈、意气和偏执；李大钊被妻子称为憨坨，胡适遵妻子之命每晚10点必上床睡觉……这些土味和一地鸡毛反而让观众亲近了这些存在于历史书上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

求真，是历史剧的生命线。这些为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付出心血和生命的历史人物，容不得戏说，容不得假说。有几分材料演几分戏，客观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新文化运动”的正反两面力求真实展现在观众面前。于是剧中有黄侃在北大课堂上攻击新文化；刘师培痛陈初来北大的胡适奇技淫巧轻浮已极；辜鸿铭在胡适初次登台演讲时出难题秀希腊语……兼容并包的北大新旧之争渐成水火。

北大的情形不过是当时中国的一扇窗子，那些未曾开过窗子的铁屋子，人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对于广阔的时代，无数的人们，电视剧以写意为主，鲁迅酝酿《狂人日记》那场戏，时长3分49秒，没有台词，运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来渲染情绪。鲁迅在提笔的同时，“吃人”的社会场景也在一幕幕闪回。导演张永新说“这个段落，我们一是想展现鲁迅当时的精神世界，二是想表达：《狂人日记》的出现对于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什么。”类似的镜头还出现在电视剧的开篇和青年毛泽东出场片段。电视剧开篇，一队骆驼商队与两个身穿格格服饰的清朝女人擦肩而过。接着，驼队又遇到了独轮车、双轮车。奇怪的是，双轮车并不适应道路，它只能被翘起来推过。清朝女人、独轮车象征封建固守和传统落后；骆驼商队、双轮车意味着开放、新潮。如同当时中国的国情新旧并存，鱼龙混杂，但翘起的双轮车所代表的帝国思潮和政体并不能走好中国的道路，中国与它们注定不能同轨而行。青年毛泽东的出场一幕是：瓢泼大雨的街上，满街穷苦的小商小贩冒雨叫卖，人贩子公然卖着孩子，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青年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迎雨奔跑，踏水而来。几百米的街道，呈现出民国的真相：它并不只有风流，更多的是军阀混战中的民不聊生，是知识分子在动乱无序之中经历思想的振奋、撞击、阵痛，然后分辨甄别，最后审慎做出选择。毛泽东的这一段奔跑，风雨是真实的，更是隐喻意义上的风雨；奔跑是毛泽东的个人求索反抗，也是无数启蒙者革命者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做出的努力和拼争。哀鸿遍野的年代，书生一念，无非救国救人。

从1915年到1921年，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历史巨变，风云迭起，无数的人，无穷的事，都值得铭记。这段历史不远，如何选择史料，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选择之后又如何呈现……这些都是导演、编剧、演员亟待解决的难题。看《觉醒年代》，时常有置身其中的错觉。历史剧，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历史，能否下足够的功夫从故纸堆里淘出好材料，精心剪裁，剧本好了，历史剧才能真正为观众所接受。

“觉醒年代”，觉醒的是电视剧展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他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求民主独立，以笔为武器，叫醒沉睡的国人，揭出社会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觉醒的也是那一代青年，以毛泽东、周恩来、傅斯年、罗家伦等为代表，他们甄别各种思潮和主义，投身其中，建立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奋斗；觉醒的更是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劳工大众，他们意识到身上的不合理压迫，认识到民国政府的腐败，滋生出反抗的勇气和力量。

《觉醒年代》中，长城之上，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带领下，青年学生面向祖国山河，齐声朗诵《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令人感动。而李大钊当年为《晨钟报》创刊号写下的“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在此意义上，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或可通过这个剧审视自我生命状态及人生价值，从而形成今日青年的“觉醒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