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创作闻名的弋舟近期出版了这样一本书：《空巢》，它的副题是“当代老年群体生活现状实录”，就是因为这个缘由不得不有的阅读，我也有点畏惧。有些让人无能为力的东西、注定无解的东西、无法救赎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打开和面对。事实上，弋舟在触碰这个生活领域、生命现象，并且要直接面对之前，也颇费踟蹰，尽管他关注“我国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尽管他“自己的家庭也有切身的体会”，但“这个问题所隐含的那种几乎不用说明的悲剧性气质，也令内心不自觉地予以规避”。

弋舟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展开想象、虚构的成熟作家，因此，“这本书在我的写作中由此成为一个例外”。非虚构写作，弋舟此前没有，此后，可能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弋舟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本书完成之后在豆瓣网上遭遇到的热烈的共情、呼应和讨论。虚构和非虚构，此命题和彼命题，其实深层的动因还是同一的——来自于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人间伦理和文学责任。弋舟曾说，“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是这一次书写，增加了弋舟超越个体的对孤独的共情感受。

老年、孤独、空巢，是一种生存景况、社会现象；黄昏、晚景、对老之将至的恐惧，甚至对自然生命消失的恐惧，是挥之不去的生命现象。伴随着空巢和晚景的孤独是一个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受贫困、自足或其他的生活环境的困扰，但又非外部世界所能完全解决，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书写，近年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普玄有《五十四种孤独》，采写的是农村孤寡老人的状况。周大新有《天黑得很慢》，天黑得很慢，但终究要黑了，周大新着笔于天黑之前的最后一道风景，给晚年的人生风景带来一抹温暖。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是虚构，但有浓重的非虚构的共情，作品写“父亲”由身体之老、生命之老、历史之老到恐惧绝望的复杂心理，犹如弋舟《空巢》中那位自杀的老人，“独守空巢，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弋舟的《空巢》引用了里尔克的诗：“我在这世界上太孤独”，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在这一命题上的共情感受。但是在《空巢》的具体叙事中，孤独并不是一个高远、高冷的哲学命题，而是回归它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普通人必须要承受的生老病死的个体命运。弋舟的叙事，像阎连科写他的父辈一样，“文字间没有震撼的跌宕，也没有大喜大悲的起落”。弋舟笔下的老人，背景、身世、经历、晚景各有不同，有的更艰难一些，有的会舒适一些，有的寄托少一些，有的向往多一些，但都遭遇共同的境遇——生命境遇，风烛残年、生命的黄昏，内心里都不同程度地生发着寂寞、不安、疲惫甚至悲观。交往变少了，世界变小了，身体的衰退磨损着精神的尊严，社会结构中边缘化的位置放大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弋舟在采写过程中，有难言的滋味、感同身受的感情，甚至不能处理的困境、不能驾驭的心境。对许多不忍的场景和心境他并不回避，比如那位在别人家过年张灯结彩的时候愈显落寞的郭婶，比如那位与狗作伴儿的何婶，比如那位因身体疾病而陷入精神困境喝下大量安眠药的老杜，还有再婚遭遇重重阻力的王姨和刘老师……但弋舟也注意到在采写对象身上发现生命的闪光，他书写桑榆晚晴的正能量，为生命的黄昏投射温暖和亮色。那个在城里做保姆的原大妈，用质朴和勤劳养护着自尊的气度；当有好心者建议郭奶奶隐瞒子女的情况，以便申请五保供养的时候，郭奶奶说：“人家真的五保户都觉得靠政府救济不是件光彩事，我怎么能硬往这里头挤呢？”“不是我觉悟高，认为不能骗国家的政策，是我不能骗自己。”弋舟在以敬意之笔书写着普通老人的执著和尊严的同时，也从书写对象身上印证和扩展着自己的思考，他以纤细的感受体味生命的况味，从采写对象“瞬间的语言或者神情中，感受那无所不在的忧伤”，又从这些老人的经历和遭际中忧患乡村伦理的分崩和疗救，他也意识到了因为社会结构、环境差异而带来的道德标准、情感判断的差异，还有生命伦理、社会伦理如何在情共此理、人共此情的基础上新建立的可能。

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卡普兰说：“很多成功的摄影家只是把拍摄对象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或者对人有同情，这一点让我觉得很羞愧，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给不同的人拍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每次看到那些在农村的非常贫穷、辛勤劳作的人们时，都会教我脚踏实地、谦卑地做人，很多人说你获得了那么多奖，应该目标很明确才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经常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弋舟在面对采写对象、倾听对象，完成整本书的过程中，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写作的伦理问题。虚构写作有一个写作伦理问题，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似乎更突出，一方面，弋舟不能背离真实性的原则，“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另一方面，弋舟把这一次写作看成一次庄重的“领受”，“领受老人们个体心灵的交付”，“我必须自始至终在这部书中坚持恳切与顺应，就像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那种态度”。因此，这本书的完成，还有一项回访工作，弋舟让那些作为书写对象的老人成为第一个读者、听者或审者，进而再次聆听、“遵嘱”和确认，遵伦理之嘱，尊重对象的确认。落实到叙事之上，弋舟要处理的是谁说话，谁是说话人的问题，《空巢》实际上也是让说话人参与到创作之中，和作者共同完成的对于人世表达的一本书。

放下作家、他者的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共情普通人的感情、心境，并不意味着作家不在叙事方面进行介入，弋舟的介入方式是在口述实录与描述叙事之间找到平衡的同时，让故事本身体现伦理内容，它的背后应该是作者的情感态度。读《空巢》，能够读出弋舟复杂难言的心绪，他不愿用同情和怜悯这样的词，仿佛这样，就是对生命的亵渎，但是在他平静的文字里，又可以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伤怀和温热，可以感受到他和普通生命深厚的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