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双重审视》作为“剜烂苹果·锐批判文丛”（第二辑）之一种，近期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之所以取名“双重审视”，是因为本书着眼于对“批评宏观问题”和“叙事惯性问题”的审视。既然是“问题”，好像必须要以犀利、决绝、尖锐，或者直接以庖厨之刀对付，才算痛快淋漓。我想一般读者，包括文学圈内的一些专业人士，大概会持这种观点。不过，于我而言，我非常敬佩这样做，但我还认为对待“问题”，绝不只是快意恩仇那么简单。有些基本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内中原因绝对是盘根错节的，涉及一系列因素、一系列利益链条。拙著《双重审视》已经意识到并阐述了我以上部分看法，我这里就不再王婆卖瓜，惹人厌烦地纠缠拙著了。在这里，我想着重说的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缺的不是想象力和“知识”，而是缺起码的思想诚意。

我认真拜读过目前众多报刊杂志关于加强文艺批评、为当前批评找出路的文章，的确感到振奋人心。可以说，作者能想到的，几乎也都是读者感知到的问题。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批评的有效性与影响力”“破界”“人工智能”“史料化、经典化、历史化”等等，哪个问题单独拎出来，都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然而，结合我多年来对这个门类成果进度的跟踪与学习，这些问题是问题，但只是视角和技术问题，与一般文学读者甚至非文学读者心里的那个“问题”好像还有一定距离。如果结合当下的文学态势和批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公众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失望，不是因为文学批评不够有知识、不够有想象力、不够奇特，而是太缺乏最低限度的思想诚意了。诚意不涉及道德评判，不涉及审美高低，只涉及文学批评是否表达了对诗性正义最原始最朴素的支持态度。思想诚意指的是文学批评理应自觉打破同行即是听众、专业性期刊即是媒体的同质化小圈子，主动对社会现实重大问题和公共性文化精神疑难问题作出反思性评估，不以文学名义遮掩真相，不以审美借口误导认知，不以个人好恶篡改观念。

文学批评有思想叙事，但绝不是虚构文本，按理说，缺乏起码的诚意是不好从事批评工作的，至少不好做批评文章。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现在目力所及的文学批评文章，不能说全部，起码也是一大半还就是来源于“知识”“技术”“想象”，并非主体的原始朴素却诚实的直观判断，更遑论思想诚意了。这即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不大认可大多数给批评找出路的“医批”文章的原因。

丧失起码的思想诚意，批评的原动力就不再是激情推动下的审美判断，也不再是人道主义引领下的启蒙冲动，它就很容易堕落成一项依托专业术语的学术操练。学术操练必然讲究增长点，迫于“没有哪个角落是没有翻晒过”的危机感，20世纪80年代非但没有成为重新启蒙的逻辑起点，反而仿佛成了掩埋文学“史料”的一个历史大坑。曾经因为名噪一时的“新启蒙”之故，起初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阅读“重返8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确，研究者对先锋的“80年代”、现代或后现代的“80年代”背后另一鲜为人知的“史料”的打捞，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原来文学的“80年代”不单是文学史通常记述的那几种面孔，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学生产故事、逸闻和蹉跎岁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当时文学主角、编辑、当事人的故事化呈现，这进一步趣味化了“坚硬如水”的80年代。诸多条件和元素加到一起，迅速使文学研究的“80年代”，成为了相对独立的故事，也变相引领人们重新体验了一番文学研究的异样风格。事实证明，故事化文学研究，自我带入法和自我经验改写法批评，几乎成了今天年轻研究者争相效仿的成功范例。

然而，当我一直跟踪阅读到他们重读路遥等重要作家时，方才明白，部分所谓的“重返”其实只是研究者用于高校课堂教学与指导学生研究实验的一种知识训练。那里面通过嫁接时髦元素的方式，屏蔽并删除了启蒙维度。路遥及其小说在一些新晋研究者眼里，显然成了他们训练考古、爬梳文献、勾兑理论、带入自我的学术场，至于路遥及其小说深沉的现实主义，甚至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独属于80年代的“新启蒙”气质，早不知被抛到哪里去了。但即便如此，冥冥当中，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评论刊物也便相继有了把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经典化，甚至史料化、故事化的栏目，加之新晋研究队伍与日俱增，以文学知识“考古”为名、以文学者自我经验“考古”为名的研究开始铺天盖地，极端者居然把热点作家的起居嗜好、墨迹未干的新作品都当作了重大项目来攻关，并试图加以过度的经典化。时风使然，今天翻开诸多研究刊物，差不多超过一半以上篇章，皆为“新”赋形的细碎“知识”，或者进行“审美”考据。启蒙的意识都没了，更何谈现代性？

由此便可知，今天我们的文学研究及文学研究市场是多么需要传奇和故事了。这里面有思想吗？有价值预期吗？站在研究者的角度，肯定有。然而，所谓思想和价值，从来不是自我确认、自我标榜的自明性存在，更不是把自己幻化成圣、幻化成神，噗，吹一口，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文学研究的思想和价值是再世俗不过的社会普遍诉求和对普遍表情的形象凝聚。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所诟病的文学批评，到底缺什么呢？以我之浅见，最大的缺陷是因思想诚意的丧失而导致的自我圣化，以及由此连带而生的“知识崇拜”。看起来，一个指涉自我，一个关系他者，其实两面一体，本质上都造成了对启蒙的绕道和瓦解，这是当下文学批评之所以底部显得非常不稳，总感觉虚躁、陈腐、速朽的根本原因所在。很难想象思想根基不知往哪儿扎的一门学科，即便打捞再多的原始材料，能支撑走多远？

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表达了对变异了的“专业主义”文学研究的思考，认为当文学研究褪变为小圈子内的“室内游戏”时，就要拒绝那种过于精致、细致的专业趣味，需要“越界作业”，才能拥抱公共生活。学者徐贲在近期出版的《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中写到，由于研究信息的滞后，虽然国外从21世纪初就已经有许多对启蒙的积极认识，但国内却直到今天仍然没能消除“后学”理论带来的针对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他认为今天的启蒙针对的不是传统，而是传统中普遍存在的不良或恶劣习惯。所以，他又重新界定了启蒙的定义，认为今天不能把启蒙简单地理解为有识之士的思想对普通人民发生“影响”，而是让人从不知道到知道；即使不同意、不赞成，那也叫启蒙，而不是从不同意到同意。启蒙要达到的目的或最终要影响的是，自由的人“愿意”怎么做，而不是规定他们“应该”怎么做。

上面粗略勾勒的自1980年代直到当下的文学研究流程，除了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其中当然也埋伏着研究主体的形象。先是启蒙，致力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研究；继而把“根”剖断，开始“寻”根并借着多元化方法给文本赋予异质文化色彩；再是推进异质化上台阶，发掘独特的中国经验。时下的一些文学批评者，幻想拥有的是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魄力，在实践中却不免时常堕入崇拜小知识、小趣味、小经验、小隐私、小得即满的局面。因整体上缺乏对当下社会现实及文学中被想象构造的社会现实的基本启蒙梳理，当下社会现实和当下文学构造中的社会现实也就一道都成了谜一样的存在、雾一般的难以把握。如此情境，除了不断鼓荡繁殖“知识”以外，我们恐怕很难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产生太多的期待。

我曾对2006至2010年国家社科规划办立项的“中国文学”当代文学部分选题进行过社会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那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文学研究”向民俗、纯审美、纯趣味，而不是向思想聚焦的趋势了（《我们的“文学研究”将被引向何处？》，2011）；也对理论评论刊物栏目“主持人化”的问题进行过考察，认为批评终端平台的那种省事，难以拯救批评于“门阀化”和“寡头化”（《文学期刊“主持人化”与当代文学批评》，2020）……对于作者而言，每表达完一种看法，真实想法是让该现象很快过去，甚至立即消失于无影。不幸的是，我所关注的，不但没过去，反而愈加剧烈。

有这样一批学者和批评家，他们是各类课题项目主持人或申请者，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学术评价机制，是同一台学术机器上的螺丝钉。职业晋升之故、世俗利害权衡之故，他们只能投身并热爱如此运行的学术机制，挤进去就是成功，否则，迟早被甩出去。我不能在真空中胡乱指责匍匐在如此独木桥上的同行大军，但我也不能毫无底线地隐瞒我的态度。面对每年几百项立项课题和各大报刊发表的无以计数的论文，我只想说，在规定范围内，我们还可以有挣脱自我小经验、小视野、小意识的自由，而不是一味沉迷，乃至真诚地、感激涕零地卖命于各种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的那些选题。这些选题也许有助于教学趣味的提升和教案结构的改善，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有助于刊物作品的流通与传播，但倘若真以“当代中国文学”及其思想来衡量，我总觉得把它们当作毕生所追求的价值预期来看待，含金量不是那么足。当然，我也深知，想要挣脱出这样的循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远离功利的心态，甚至需要超越众人的才力。但我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倡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中的最低限度的“思想诚意”，就显得更加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