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造型而言，这“天马”与凡马的差异不大，就像仙女是按照人间美女为模特创作出来的一样。不同的是，人间美女是用地上花前柳下为实景来陪衬，而仙女却是以天上云雾的虚幻为衬托。同样，凡马和天马的区别，是由它们在大地奔跑还是在天上飞腾来决定。而这画的妙处在于：画家让马在天上飞，却不画云雾，而是把马头顶和马后腿的画面留少，把马头前和马腿下的空间留多，加上画上题的“天马非凡物，凌空万里飞”，更标明这不是在地上奔跑的凡马而是在天上飞腾的天马。画家省略云雾和巧用空间，显现其构思的非凡与高明。

从马的昂首、张嘴，显示它在嘶叫。从马的前腿收拢抬起，后腿往后伸到极限，后脖和尾毛向上昂扬，显出它在飞奔。如果没有见过画家本人，仅从画面去猜想，我就不会想到这幅具有强烈的运动感和洋溢着旺盛生命活力的“天马”，是出自一位76岁的老人之手。

得到这幅画是两年前的某一天。我有事回故乡贵阳顺便去拜访一位画家，我坐在他家客厅的沙发上品味着他为我泡的清茶，聆听着他对我的散文的批评。接着我的目光被对面墙壁上画的狂欢奔跑的三匹马吸引，情不自禁地走近那幅画，一看画上的落款是他名字，这才知道，他不仅早年水彩风景画得很出色，而且现在画的马又显得是那么的生动活泼。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指着墙上的那幅画说我很喜欢，请他有时间给我画一幅，我将作为一种精神挂在墙上激励自己。想不到他居然说马上就可以给我。他一说完就站起身带我去他的画室。一到门前我就见到里面满墙壁的画，我一下子就指定其中一幅说，我就要这一幅。他惊讶的望了我一眼，问到，你要这一幅？我问他这一幅在他的画里是好还是差？他听了没有回答我，而是把那一幅画从墙上取下来放在画桌上，这才望着我说，这是天马。然后题字、落款，盖印。做完这一切他又说：这是我画马以来画得最好的。

向人求画只能由别人给，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太冒昧了。但如果当时不冒昧，谁又会把自己最得意的画心甘情愿地相让？其实画家当时把这幅画给我时是有些心痛的，不然他就不会按这幅画的照片又重新画了几次。但都远远地达不到原作的水平。不过我又相信他说的不后悔是由衷的，因为他说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一次在他那儿做客时，我曾经说我一直将他视为我精神上的父亲。他说这句话让他很感动，因此它再好的画他都舍得送我。

其实那句话并非是我的独创，而是我早年在看露天电影时，从高尔基的《母亲》改编的同名苏联电影里听来的，是女主人公去监狱探望革命者的儿子时，儿子的一个同志对她说的，没记错的话，电影里的原话是这样：“你是我精神上的母亲”。

当时见他对我的创作是那么关怀，我心里一热，就无意地改造和运用了这句话。想不到这句话居然让这幅珍贵的画作“得来全不费功夫”，即便我诚心诚意，还是心怀愧作，这无疑是高大师在天有灵暗中助了我。

凝望着这幅“天马”，画家的生平情景就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心里。

他叫马凤起，193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是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同乡。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沈从文一迈进新中国的大门就遭到冷落，而年轻的马凤起却像领袖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在单位是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对工作抱着满腔的热情。但到了1957年，25岁的他对斯大林说的“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激烈……”持不同看法，在那个不允许独立思想的年代，他讲了真话，就受严厉的批判，而且批判不断的升级。他就像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当代作家一样成为“反右”运动的无情靶子。接着被送去中八农场劳教，之后成为一个劳改单位的就业人员，当油漆工。1978年他得到了平反，1979年他从劳改单位回原单位上班，1980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成为单位的领导，为工作忙碌到退休。命运对他像一条船，起落是由时代浪潮来决定的。

与他相识在70年代初。那时我是初中生，他在劳改单位刷油漆。和他交往不仅是由于我们都住在贵阳城郊的“半边街”，更主要的是我和他儿子及一个农民后代都喜欢画画，他总是对我们的画给予鼓励性批评。尽管当时仍在文革里，但我和那个农民儿子的父母并没意识到自己是“红五类”就去歧视这“黑五类”。相反，我们的父母由于自己没有文化，就对这受压文化人深怀敬意，见到他也代我们亲切地叫他“马叔叔”。正是这种“阶级不分”，才使上苍在我们心里播下的艺术的种子，在这“黑五类”的热心关怀下得到萌芽、成长。

其实最初我们三个孩子不过是用宣传色临摹革命样板戏里的李玉和、杨子荣、郭建光等英雄人物剧照，而他的水彩风景写生却画得很有个性。从我保留他的三幅写生来看，当年一些出名的水彩画家都没有他画得别致。但人家却是职业画家，他却只是业余爱好。这只能说他没有当画家的命，正如我们三个小伙伴，只有他的儿子修成了正果，不仅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全国获过大奖，而且作品在嘉德拍卖的成交价是30万元。而我与那个农民的后代对于绘画的热爱也只能在遗存在回忆中。但马叔叔则与我俩不同，66岁时他开始画马，一画就是10年，他画水彩的雄风又在国画上得到重现，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初。如果说他画水彩是被打为右派后精神的自我疗伤，那么画马则是他退休后修身养性之余，人生境界的展现与放量。他画的马不仅参加过全国画马大展，还常有欣赏他画的人拿着文房四宝前来登门求画。

我开始文学创作时，他对我那些幼稚的文稿提出意见并进行认真的修改，还抄《为学一首示子侄》等古文寄给我。他怕我这个文革始读小学五年级的初中毕业生读不懂文言文，就再翻译成白话文。他用此文让我明白：去学，困难的就会变得容易；不去学，容易的也会显得困难。他相信文学的激励作用，说巴金虽然不是革命家只是文学家，但不少青年看了他的长篇小说《家》后，才从国民党统治地区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我写文学评论时，他要我像别林斯基那样，站在时代与历史的高度，用评论去指导作家的创作。他深信文学的教育功能，我写作取得一点成绩时，他要我去他任职的卫生干部学院为学生作自学成材报告，鼓励年轻人勤奋好学必有成果。他还让我欣赏到他那些用散文笔调写得新颖、优美的“红学”论文。他的文学修养主要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与苏俄文学，我却偏重在当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里吸收营养。他的思想观和艺术观对后来的我不太适用了，但对早先的我却起过很大的启迪作用。可以说没有他，在写作的路上我也走不到今天，这是必须要感念的。

由于他的眼睛是高度近视，到了晚年视力就下降得很厉害，这样看书对他就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特别是近几年，他要用高倍放大镜对着读物，把眼睛凑近放大镜才能看得清内容。见到他阅读是这样的吃力，我就告诉他我赠送他的评论集及单篇散文只是对他的一种敬意，请他不要伤眼力、费精神去阅读。他却说无论谁把书或文章赠送给他，都是看得起他，他都要认真拜读并提出意见，这样才对得起人家。从我与他通电话时他谈到对我评论或散文的看法，说明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正是这样，那些后辈画家出版画册就会请他写评论，一些晚生代作家出版散文集才会求他作序。即使他视力差到无法提笔写字，他们也会请他口述出其感觉，然后记录下来拿去发表或用在集子里。不久前我见他在阅读一本省内一位老作家的长篇小说，一问才知道，某个学术社团要召开这本书的研讨会，邀请他参加并请他作书面发言。这本书的厚度让我望而生畏，但马叔叔却看得是那么认真和有耐心。他看重的是情义而不是得失。我虽然敬仰他这种崇高的品质，却难以去效仿。

认识马叔叔的这数十年，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发现在他身上却有种东西一直都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的精神。无论是在劳改单位刷油漆，还是被平反后当上领导，或是退休呆在家，对生活都满怀热情，似乎愁苦、感伤都与他无缘。事实上在蒙冤被打为右派受到精神迫害那漫长的生涯里，他的心里应该是很压抑、很苦涩的，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却没有流露过丝毫的悲伤和绝望，他的乐观反而时时地映照着别人。这就成为我在艰难困苦里积极进取的原动力。后来我对他说，您在那种受害的压抑岁月里没有感伤，简直像神仙一样超然，真了不起。他听了却说，在内心深处感伤甚至绝望是有的，但不能流露出来，因为流露出来就会让妻儿受到影响，家里就会死气沉沉，大家就会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后果就不堪设想。他说之所能乐观，是因为他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希望就在明天。正像英国诗人雪莱在诗歌《西风歌》里所写的那样：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等回想完以上的往事时，才感到这“天马”是在我的视平线之上，准确点说我一直不是凝望它而是在仰视它，过去只是用眼睛仰视，现在还加上心灵。

我认定要这幅画时，没有想到它会是“天马”，而“天马”自然注定了就要成为孤品，这不仅由于马叔叔画单马少，画群马多，还因为我相信他的骨子里更乐意“合群”，所以退休后他才会舍得耗费时间去为晚辈画家、作家写序写评论，并为参加别人的作品讨论会进行艰难、耐心的阅读。后来他画的几幅“天马”都不尽人意，是由于他太看重情义，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满足别人的请求上。由此我想起他那在油画上成大气候的儿子，当我远道去看这少年时的伙伴时，他儿子开门后就拿着画笔在画布上继续画他的画，我虽受到冷落，却明白其成气候的原因所在，也想起罗丹沉浸在雕塑创作中，忘记来访的茨威格。如马叔叔能像他儿子和罗丹那样处理情义与艺术的关系，那他在画出那幅“天马”后的4年里，应该还能会画出一些比它更有艺术价值的巨作。但如这样，那马叔叔就不是现在的这个马叔叔了，他也不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画送给我。由此我想起最近一次拜访他出送我出门的情景：我这才注意到，原来他是那么的瘦小，但他握我手的手却又是那么的有力，他似乎想通过那一握，把自己所有的智慧、品行全都传授给我。他说：好好写，我相信你不会让我这老头子失望的，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顿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他笔下的这匹“天马”，在梦幻的高空自由地飞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