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三次聆听《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和前两次不同，因疫情防控原因，今年论坛缩减了办会规模与参会人数，从气势宏大的中版集团大礼堂搬进了安静朴素的朝内166号小会议室，会议场所的大小变换并不影响文学内质的“小大之辩”，畅所欲言之间，更可见一种“知识的友谊”。

 “2018年，小说创作的一个特殊意义还在于中国作家正在自觉地运用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能够自觉地在艺术上打开格局，也就是把先锋文学的一些艺术元素、艺术手法融入其中，这种融合使得中国的长篇小说因此既具有传统的根性，又具有与时代相吻合的现代性。”两年前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上，评论家阎晶明对当年的佳作作出如上分析，在他看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已经开始合流。两年后，这种创作方法上的交流融溶在长篇小说领域中不断展开，2020年的长篇创作从整体上体现出世俗烟火与高雅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在烟火气与艺术气质之间”，阎晶明说，“2020年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年，这些优秀作品在主题上、对社会历史的表达上达到了新的层次，很值得我们去分析。”

 在“漫卷”“烟火”中“寻人”“觅气

 《烟火漫卷》写哈尔滨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主人公刘建国为寻找朋友的孩子蹉跎半生，在寻找的过程中，人间烟火袅袅升起，像雨后的彩虹一样色彩斑斓。评论家孟繁华曾批评过当下小说中的“情义危机”，但迟子建不同，她的小说里面充满“人间暖意”，孟繁华认为，这是迟子建小说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作家能够坚持这种文学信念和文化信仰，很了不起，体现对文学不同于别人的理解。”

 以一座城市作为小说的真正主人公，是迟子建的精彩之笔。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烟火漫卷》的独特气质，在这部为哈尔滨“作传”的长篇小说里，迟子建由冰雪北国的故乡出发，演绎了东北百年历史和当代现实。“对于迟子建这样已走向世界的作家，还在作品中表达强烈的地域诉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很多启发。”阎晶明在阅读时发现，《烟火漫卷》里每一章的开头都是对哈尔滨从清晨到夜晚一日之内的描写，行文非常散文化，与每一章中后面故事展开部分的叙述方法不太一样。从上部第五章开始，迟子建写春天、初夏、夏末、初秋、深秋、初冬、隆冬，一直到农历新年，实际上写了哈尔滨一年四季的景观。“在这种诗意的散文化描写之后，又写了一群普通人的生活，要么是下岗工人，要么是普通城市居民，或者是从外地来的农民工，这些在这里寄居、漂泊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评论家梁鸿鹰也有同感，《烟火漫卷》看到最后会发现主人公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本身的性格、风情被迟子建写活了。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参与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独特景观，形成了强大的文学地理坐标。“她写出了一种能够‘留得住乡愁’的城市景观。以往人们认为乡愁只属于乡村，事实上城市也能给人以乡愁，城市的建构和历史文化，与人的养成有着深厚的关系。作家把握住了这一点，在这个城市生活三十年之后，她确实对它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通过一个个饱满扎实的人物形象，书写当代人的自我精神救赎，她对城市自身规律的把握，对城市与人互动关系的掌握都步入了新的境地。

 与迟子建的诉求一样，王松也写了一部属于自己城市天津的小说。王松的《烟火》是2020年另一部蕴涵烟火气的长篇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1期。《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说，这部作品王松很早就已经完成，又反复修改打磨至少半年才最终发表，“如果说迟子建的故事基点是‘寻人’，王松这部小说则是‘觅气’，觅的是什么气呢？市井气味，还有民族气节。”施战军对比两部作品，认为市井与世事运行如“烟”，生命与民族存亡是“火”，彼此相依互生。“迟子建的小说趣味上和情境中更接近高雅艺术，而王松的小说接近于民间的声息，有曲艺的行腔特色，人物身怀各种绝活。”《烟火》的背景是北洋时期的天津，小说主人公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性格不断受到时代陆沉的影响与改变，从胆小怕事到嫉恶如仇，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慢慢显形。

 《烟火》写的是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但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写百年历史的小说完全不同。阎晶明观察到，过去陈忠实、张炜写百年历史，旨在回答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而现在迟子建、王松笔下的百年历史，实际上是写社会的动荡变化中，人民生活中哪些部分未曾发生变化，又有哪些部分沉淀至今，“这确实是个值得分析的现象”。孟繁华表示认同，读《烟火》让人兴致昂然、过目不忘，作家王松表达的生活内容是过去的，但观念是现代的，“小说通过活色生香的天津生活，观照红尘滚滚的时代，写出了历史发展微芒的曙色，塑造了有整体性光辉的人物形象。”

 小说“说小”，讲述心底波澜

 胡学文的《有生》篇幅恢弘，作者以近千页展现了塞外的丰富、多样与深刻性。但与以往书写百年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不同，胡学文注目于小处，着笔普通人的生命史，以“补充正史没讲的那些人与事”。小说中扎实的细节，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抱负。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有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百年小说”的写法和模式，“过去我们讲的写百年历史的史诗小说里面，大部分都是历史压倒了文学，对历史本身的处理过重，导致文学无法完成对历史的消化、超越。而在《有生》中，历史在人的生命面前变得无足轻重，百年的历史如烟云，很多东西早已不见踪影。”吴义勤说，过去的史诗小说里，所有的情节都跟历史的进程捆绑同步，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人生挣扎的背景，但《有生》改变了这一惯例。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出现的部分，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中短篇，这为长篇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模式。

 2020年，贾平凹出版了《暂坐》，这是他创作的第17部长篇小说，也是其继1993年《废都》后第二部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西安背景，写一个充满欲望的城市和城市里面一群中年女子追求经济独立、精神自由、时尚生活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在困境当中展现出来的复杂人性，书写她们的艰辛、慌张、挣扎、焦虑和恐惧。孟繁华认为，《暂坐》是贾平凹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贾平凹对西方现代小说很熟悉，但是对中国传统文人小说更加青睐。他把中国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文人小说这一脉继承下来，当然也有改造、变化，有现代意识的添加。”读《暂坐》，让孟繁华想起，胡风评价《财主底儿女们》时说路翎写出了“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而《暂坐》写的也是“心底波澜”，“本质上我觉得这是一部文人小说”。吴义勤认为，《暂坐》是贾平凹对自我写作风格有所突破的一部作品，“对现实的处理上，没有像过去一些小说那么硬，写得很柔软。”吴义勤谈到，贾平凹令人敬佩之处在于，多年来他一直不断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评论家张莉也有同感，认为《暂坐》通过对现代都市女性的描写，表现了今天人们的精神情绪，小说试图从女性立场出发、“贴着女性”写。作家渴望关注那些不同际遇、不同情感的在茶馆里来来往往的女性，“我觉得这是贾平凹试图跳出男性视角的尝试之作，我能感觉到他的努力。”

 从重大社会历史题材中书写人物“心底波澜”的，还有张平的反腐题材新作《生死守护》。梁鸿鹰评价，《生死守护》写的是社会治理中关乎民生的“国之大者”。“哪些是最重要的，该守护什么？张平都在小说中进行了非常好的描绘。小说写要修一条从市中心到机场的四十公里长的路，修路过程中从人员选拔到所有困难的克服，考验的就是政府的公信力，法治与社会正义如何维护。对此作品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写得惊心动魄。”吴义勤也认为《生死守护》在同类题材中显得重要，同时也是张平系列作品中有所突破的一部分，体现着他最新的小说追求与思考，作品中对于文学人民性的表达，以及对底层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处理得颇具新意。

 “艺术家们”的艺术人生

 王蒙的《笑的风》和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是老作家在2020年里推出的重磅新作。读罢这两部作品，吴义勤觉得很感动，“这两部作品都有一种回到八十年代的在场感，那个感觉能够点燃我们心中关于文学的一些理想、记忆和很美好的东西。”一个时代的精神记忆对当下文学来说非常宝贵。对于文学来说，有些东西可以与时俱进，但是很多内质也无需反复“推翻重来”——好的东西应该被永远地保存下去，这就是文学的永恒性。

 王蒙《笑的风》里，主人公傅大成的人生记忆和婚恋生活，于六十年的风云变幻当中，连接起中国与世界、过去与现在、个人与时代、自由与恋爱、婚姻与幸福、忏悔与悲悯、挣扎与反省。梁鸿鹰认为，这部作品最鲜明的特点，在于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始终可以感觉到作家本人强大的存在，他以百科全书式的阔大和包容性，将人类、家国、社会、饮食男女、风气潮流熔于一炉，叙事、抒情、描写、刻画、反讽、诙谐在他的笔下磅礴而出，流淌着对人的价值、尊严、乐观的向往，大我和小我的交织建构，使他的文体有非常突出的特点。

 冯骥才《艺术家们》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楚云天、洛夫和罗潜等一群艺术家的故事，作家重新回到新时期，看当时的艺术家以及艺术生活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个人对这四十年来艺术发展史的理解。孟繁华认为，小说写出了在物质贫乏时代，艺术家的艺术信仰与时代坚守，同时也写到了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后艺术家分道扬镳的反思。同时孟繁华指出，是否有必要用一种拒斥商业社会的姿态来表达艺术家的高贵，或许仍有待讨论。

 前辈艺术家们以不懈怠的姿态投入艺术生活，后辈才俊也不惶多让。大家关注到青年作家张忌的作品《南货店》，小说以一个供销社系统的南货店为背景，主要书写马、齐、吴三位师傅以及秋林四人，串接起了整个小镇从改革开放到当今的生活，连接了家庭生活的变故、个人的成长、时代冲刷当中的裂变，性格的轨迹、世情的图景、命运的沉浮、残酷与温情一一得以展示，人物命运当中的峰回路转和难以想象的沟回在《南货店》中娓娓道来，“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这部作品是进入南方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导引。”梁鸿鹰说。使用南方方言俚语书写南方日常生活，是张忌小说的一大特色，这种表述需要强大的叙事能力。孟繁华认为，相比于历史写作，日常故事对作家来说具有更强的挑战力，脱离了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定位之后，如何描述好日常生活的千姿百态，写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生活感悟，很考验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张忌以汪曾祺小说的笔法耐心地描摹旧日时光与事物，显现出一种“笃定”的南方气质。与《南货店》相仿，滕肖澜的《心居》也是一部写南方的长篇小说，二者都有一种“南方性”。《心居》讲的是上海故事，有评论家称滕肖澜的《心居》是继《长恨歌》和《繁花》之后另一种海派小说范式，作家写得方正扎实、气质笃定，以“居住”为切入点书写年青一代眼中的今日上海，也是滕肖澜在题材上做出的探索。

笃定之外，还有冷静。张莉喜欢路内的长篇小说《雾行者》，认为这是他继《慈悲》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的作品。这部小说厚重、扎实，深入了时代的内部。张莉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的变化在这部小说里面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呈现，小说中写了打工青年周劭与文学青年端木云的成长，路内非常耐心、克制、冷静，其实在写一代文学青年的闪光和他们的陷落。“《雾行者》有沉着之气，同时也需要读者能沉得住气。我相信，时间越久，我们会越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魅力。”

此外，被谈及的作品亮色还有很多，大家谈到刘心武《邮轮碎片》中庞然又灵巧的文本实验、刘庆邦《女工绘》中女性的精神重建、钟求是《等待呼吸》中“后革命”时期的青春记忆、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里强悍蓬勃的生命活力、王尧《民谣》中独具文学之心的别样气质、吴君《万福》里从村落到社区的时代变迁、房伟《血色莫扎特》中浪漫绝望的爱情纠缠、李宏伟《灰衣简史》里隐秘的“欲望说明书”……正如评论家们所观察到的一样，2020年中国长篇小说在书写世俗生活的同时将艺术人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多元有机的文学共同体，世俗生活里的欢乐、痛苦、热情与无奈被艺术气质所包蕴融合，在“寻人”“觅气”中讲述心底波澜，荡漾开当下性与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