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霞光落下来，古龙的桥面从薄薄的烟雾中浮出。凄凄荒草之间，我看见层层叠叠的脚印，一双又一双，抛下打磨不穿的青石板，跳出清浴河的沙谷，向三道原隐秘或不隐秘的村落飞奔而去。转瞬间，衣衫褴褛的民众，扛着锄头，举着木棒，呼啸着飞奔而来。他们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聚拢到古龙桥，商议谋事，声震秦川……

桥为龙桥，自北向南成龙形盘绕，主体为石刻建筑，故又称石龙桥，是明代工部尚书温纯集资倡导修建。生于三原长于三原的温纯，夜听清浴河涛声之桀骜不驯，日观两岸人马过木桥之拥堵难堪，便萌发修河架桥之宏图。温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修桥谈何容易？更何况要架一座坚固千年的石桥。宋时在此处所修的木桥，屡建屡毁。每次木桥被冲垮，两岸交通贸易立即中断。温纯想，要修桥，就得修石桥。石桥得用整块整块的青石板铺就才经久耐用，还要雕刻虫鱼花草历史传说人物故事，增添其雅致美观之意，这样便费时费工，更要筹措大量资金。

想到这里，温纯愁上眉头。他走到河边，望着木桥上颤颤巍巍走过的挑夫，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凡出资建桥者，给你在桥头划定一块地界，自建店铺，经营铜锅、铜壶、水烟袋、木梳、针线、戏装、刺绣等小工艺品，还可以卖金线油塔、泡泡油糕、笼笼肉、菜疙瘩等三原的著名小吃。这个政策一出台，来官府交钱者络绎不绝。

我猜，筹措的资金远远不够修桥。否则，一座石桥何以耗费12年的光阴？即便是再精美的工艺，再精细的匠人，也不会花去这么久的时间。我无法想象当时参与修建这座桥的人员及身份，无法想象他们冒着酷暑蹲踞河的两岸做工时洒落的汗水，无法想象冰雪满天时他们逆着河风搬运石板冻裂的双手，更无法想象温纯资金断竭时煎熬难眠徘徊于河堤大坝的脚步……

不管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石龙桥终是建起来了。清浴河两岸的人民，再也没了走到河中央被洪水卷走的顾虑。往来的商旅，南货可以北运，北货可以南通。来来往往中，贸易便发达了，街市便繁华了，人民便富足了。明清时候，民国时候，两岸建起青一色的齐整的房屋，小商小贩云集，吹拉弹唱红火，百姓安居乐业。河水依旧在流淌，只是，有龙头龙尾镇守着，它流得一点也不张扬，规矩得像个濡染过琴棋书画的大家闺秀，静静地弹奏自己欢喜的晨曲。每逢雨天，桥面的积水耐不住寂寞，顺着龙头龙尾跳下去，跌落闺秀缠绵的香怀，溅得满河心水花四起，激情飞扬，吸引过路的行人频频驻足，惊叹不已。

二

如果唐朝的李靖看到这座桥，又该是怎样的惊喜？可惜，他比古龙桥早生了一千余年。生于隋、官盛于唐的李靖是幸运的。他没有踩过古龙桥的青石板，可他一生都在不断地为自己修桥。在被李渊俘虏时，在征战兵败时，在遭到莫须有的诬陷时，每次他都能为自己修造一座可靠的人生之桥，化险为夷，走向胜利的顶峰。不管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命航线，他都得从鲁桥镇东里堡出发，涉过宽阔的清浴河，然后向长安城走去。因为，三原鲁桥镇是他生命的根。他这棵树的繁茂，与三原肥沃的土壤输入的养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长流不断的清浴河日日地浸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靖从这里走出去，征战沙场，南平萧铣，辅公祐，北灭东突厥，西破吐谷浑，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李渊的信任。晚年，他又一次越过清浴河，退回到东里堡，住在自己的家园中，闭门读书，谢绝门客，再没有卷入尘世庸扰的纷争。

踏着细碎的秋光，我们一行人越过古龙桥，来到距三原县城四公里处的李靖故居。长幅屏风形状的石门高耸在村舍尽头。走进大门，里面绿竹掩映，松柏林立，鸟雀欢鸣，幽静异常。据说，这座园林，占地48亩，清末时被烧毁过半。后经一位和尚修复，园主人定名为“半耕园”，意在敦促子孙修竹务花，半耕半读。1918年，陕西成立靖国军，靖国军总司令为于右任先生，司令部设在园内，因此改名“靖国公园”。当时杨虎城任靖国军三路军司令兼靖国军主帅，他在园中住到1937年才离开，断断续续住了大约20年。其间他为该园拨款修葺，建造门楼，栽花植树，所以人们又把这里称为“杨虎城花园”。

提到于右任，提到杨虎城，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他们两人都是国民党，在民族危亡之际，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从三原走向西安，再从西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可惜，他们最后一次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49年，杨虎城及秘书等九人被杀于重庆，于右任被胁迫只身一人去台湾，临死都没能回到清浴河的怀抱。古龙桥畔，留下他们为统一大业匆忙奔走的多少脚印，我已经无法数清，而战争的云烟终究远去了，现在看得见的，只是李靖故居中一床一铺一桌一凳的陈迹。如果生命可以任由自己重新来选择，杨虎城于右任两人，会选择什么，会怎样选择，我们应该比谁都清楚。

1936年，就是在这座花园，周恩来与杨虎城会晤，商定了扭转乾坤的西安事变的方略，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的气氛暂趋缓和。他们都明白，当务之急，是先将日本鬼子赶出国土，再解决国内兄弟之间的矛盾。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蒋介石居然把自己失败的根源归结给杨虎城，不杀之不足以灭心头之恨。杨虎城不得不离开李靖故居，离开三原，离开西安，走向蒋介石给他准备好的断头台。

此刻，漫步园中，我依稀看到他们两人于深夜青灯之下密谈的情景。两个政党，两把椅子，两杯清茶，一张木桌，连缀起两道坚毅的目光。他们携起手来，逼蒋抗日，终于完成了驱除日寇的救国重任。如今，你看这院内，到处是祥和的景象。西影集团正在他们当年会晤的门前拍摄纪录片《西安密战》，以再现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我走过去，拿起那杆叫不出名字的步枪，举到小半截就再也抬不起来。这么重的枪，他们要扛着行军，要端起来瞄准，要对准敌人的脑袋扳动枪栓，该是多么不容易练就的事情。可是，因为是军人，所以，他们就得扛起来，就得端起来，就得瞄准了。否则，倒下去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他自己。

徜徉于李靖故居，漫步于唐时修建的读书堂、鱼池、望月楼，让我感受到大国横行天下的霸气与豪迈，更有安居乐业时赏花看月观鱼吟诗的闲情与雅致；宋代的建筑挂云楼、妙香亭，让我联想到清明上河图，联想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繁华；清代的建筑望稼楼，让我不自觉地往王朝的末端滑去，尽头是一部中国人民不堪其辱的血泪史……

园内，最刺目的，隐居最僻静角落的是史可轩烈士的墓碑和他瘦小低矮的坟墓。史可轩是陕西兴平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在于右任的靖国军右翼军指挥部担任副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率部抵达三原，任渭北清乡司令。在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警卫师一举围歼镇嵩军残部，使动荡的社会秩序趋于安定。接着，他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自任所长，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力量；给农民自卫军充实骨干分子，发放枪支弹药，壮大农民自卫队伍；积极协助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担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为陕西的革命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7年，在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浪潮中，被秘密杀害于临潼康桥，迁葬于此。

我以为，李靖故居，是烈士最幽静的栖息之地。肉体湮灭，灵魂还可以游走关中八景——华岳仙掌、太白积雪、骊山晚照、咸阳古渡、灞柳风雪、草堂烟雾、曲江流饮、雁塔晨钟，这些关中人引以为自豪的景观，尽收园中。他可以登高看雪，可以下河捕鱼，还可以听暮鼓震钟，看雪柳风起。如果灵魂可以走得足够远，那就去古龙桥，过新龙桥，看今日的三原人，过着怎样富足的生活，怎样地休闲娱乐，怎样地衣食无忧……

三

出古龙桥向南走大约500米，再向西拐，顺着水泥小路一直前行，就可以看到横在空中的“于右任故居”的路标。依据箭头的方向左拐，走进去大约七八家，就看到了于右任的故居。灰砖灰瓦的门楼，窄小，低矮，不仔细看，就会一闪而过。如果不是人力三轮车的引导，我绝然找不到这个小巷。

太阳已经落山，红檐黑门笼在清冷的暮色里。巷子里偶尔有两三个孩子骑车而过，洒下一串单薄的笑声，在秋风里颤荡。我拍拍门，没有回应。高高的门槛被抽掉了。我继续敲门，还是没有人回应。准备返回时，又走来四个人，也是慕名参观于右任故居的。他们跟着敲门。门从里面打开了。看门人说，早都下班了。我们远道赶来，还是想看看，恳求他通融通融。他退到一边，让我们进去。

庭院内比较宽敞，素朴干净，绝无杂尘。有一尊于右任的铜像，矗立在圆拱门前方。铜像南侧，种着一簇翠竹。即使暮色之中，也能感受到风影婆娑的清静。圆拱门内，对称的几间房子，写着各种字体。房门全都上锁，一片黯淡。看门人正在找钥匙。那几个人摆摆手，他就放弃了开门的动作，准备送客。我拐到北侧的院子，看到一株老槐树，合抱粗，从树腰处裂开，被五道铁皮紧紧箍住，树枝上的叶儿汪汪地绿着，泛着青翠的生命气息。他们都走出去了，我意犹未尽地跟在后面，恋恋不舍地出了大门。

没走出几步远，大门吱扭一声关上了，巷子又恢复了先前的沉寂。我不知1934年的今天，这个巷子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不过，它距离古龙桥这么近，可以想见，古龙桥两岸的繁华肯定会影响到西关村形形色色的人物。于右任，他没有被一岸热闹所诱惑，静静地端坐于家中的书桌旁，研墨书写，精习学问，饱读诗书，接受进步思想，为日后创办报刊，创办高等学府，引进先进教育理念，打下坚实的基础，更为他成为一代书法家铺筑了沉实的道路。

于右任生于三原县，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有“近代书圣”之誉。他早年书从赵孟頫，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之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热忱，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行楷书和草书，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

走到西三一级公路西侧的于右任纪念馆，远远看到大门两侧碑刻的一排于右任书法。那些行书草书，如蛟龙腾飞于清浴河谷，飘然凌厉大气磅礴，让人从颓靡中遽然奋起，精神抖擞地向馆内走去。纪念馆免费开放。我想，这正是先生的遗愿。他一生爱国爱民，兴水利办教育，一直为苍生谋福祉，死后，他肯定也不愿成为商人攫取利益的工具。

这座纪念馆，是三原群众、台湾标准草书会、日本高崎书道会等各界人士筹措集资兴建，占地10亩，主楼三层，仿古建筑2700平方米，馆内树建“陕西于右任纪念馆创修记”碑及六角碑亭，“于右任先生纪念碑”及六角碑亭，双亭并峙，周围修建于右任书法碑石二十多方。碑上的字历经沧桑风雨，依然劲骨难销，如同先生遥身远望故土写出的悲慨之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是83岁的老人，困居台湾十三年的于右任先生，杜鹃啼血的呼喊。他多么渴望两岸统一，多么渴望能回归故乡，多么渴望能走到故乡的古龙桥边，翻检无数次踩踏青石板留下的脚印，给自己苍黄的心以完整的交代。可惜，即使是这样的愿望，也终究化成了一抔烟灰，寄存于台北市的阳明山上。我想，那默默伫立于玉山主峰的先生，正在用一双卧着春蚕的双眉，遥望故乡的城隍。他的心早已飞越海峡，穿过层层山峦，飞到心爱的古龙桥，掬一捧清浴河的水，漫醉千年……

四

夜幕降临，我循着于右任曾经的脚印，一步步走向城隍广场，渴望逢着一个知悉三原根底的老人，为我讲讲发生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传奇故事。问一个，摇摇头。再问一个，还是摇摇头。当我灰心欲回宾馆时，一位满头银发瘦高个头的老人，走过我的面前。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于是，站起身来迎上去。聊过三五句话，我便知道找对了人。

他当过三原县的公安局长，是革命老区陵前镇出生的。他给我讲述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故事，讲述了黄氏兄弟的故事，讲述了小道口战役黄子文牺牲的情节，讲述了文革中黄家的悲惨遭遇……这一切，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看电影。我不喜欢看电影。我认为里面掺杂了更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没想到，这位局长，用他的亲身经历给我讲了这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且是战争年代的故事。我除了扼腕长叹便是唏嘘钦敬。他看我如此感兴趣，便直言领我去见黄子祥的儿媳。

他几乎是牵着我的手在行走。夜色中的灯光，是瞌睡人惺忪的夜眼，无精打采地亮着朦胧的光晕。我紧跟着他，踩着幽暗的路基，向南走出城隍广场右拐，到丁字路口再右拐，也就是去往古龙桥的方向。大约行至100米，继续右拐，进入一个黑乎乎的巷道，看见一道小门，走进去，再拐了两拐，发现一道门帘，遮住了里屋的灯光。他一边挑门帘，一边呐喊。他嗓门挺大，很快惊扰了屋内的主人。

我跟随他进去。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妇人，站起来招呼他，很熟悉的样子。他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黄子祥的儿媳妇。老人又怯怯地招呼我坐下。屋子窄小，家具摆设简朴到令人心酸。三五个人进来，屋子便不能转身。沙发茶几办公桌木柜子硬板床，皆是我二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陈设。解放前，黄子祥担任过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团长。解放后，黄子祥担任过陕西省交通厅厅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给儿子儿媳修造一个奢华的家。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他去世，还要后代继续过下去。我问老人，苦不苦。她摇摇头说，习惯了。说着便指给我看压在玻璃板下的照片。

她说，公公一生辛苦，受尽磨难，为党为国家竭忠尽智，去世时也要保得一世清明。可惜，能理解他的人不多了。二公公牺牲很早，有些问题，不能说清，连累到公公。孰是孰非，自有公理。好在天有天眼，终于看清了黄家的冤屈。也多亏了这位老哥，为黄家平反昭雪。说着，便看了一眼老局长，满含着感激之情。那些老照片，被时光之水洗得已不是很分明，加之房间光线暗淡，无法看清人物当年拍照时的表情。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黄氏兄弟当年投身革命的壮烈情怀。

黄子文是黄子祥的弟弟。1947年死于小道口战役。他是黄氏家族的骄傲。黄子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过三原县万名农民群众的交农斗争。陕西灾情严重时，在三原武字区成立地方筹赈委员会，带头捐粮，救济穷苦农民。先后担任过中共渭北特委委员、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为西北红军和苏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黄子文活动于渭北，筹集资金，购买枪支，组建武工队；争取和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破坏交通，袭击国民党运输车辆，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关中、解放西安创造了有利条件。

听着老局长如数家珍的介绍，我仔细端详黄子文青年时期的照片。他眉宇间透露出来的尽是革命家的英气与豪气，仿佛要穿透时空的高墙，来到这个人间，呼吸中华民族太平盛世的清新空气，感受阳光普照的那份温暖。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脚印踏遍了三原的武字区，再越过古龙桥，走到三原县城，号召城里穷苦的民众，纷纷举起起义的大旗。现在，人民过上了他向往的好日子，而他，在陵前镇甘涝池村的老屋前，以一块烈士之墓的碑石，向后来人讲述着革命斗争的血腥与残酷。

虽然曾遭诬陷，虽然曾身陷囹圄，虽然曾被开除党籍，而等到一切昭然天下时，谁又能不为之痛哭流涕？革命是要付出鲜血的代价，很多时候，还会有无辜的牺牲。比如他的妹妹，比如妻子的侄女。好在他把鲜血洒在了疆场之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又怎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坐在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家中，我看到烈士们的后代，怎样践行着一种质朴生活的理念。他们双手捧着烈士的证书，给我一张一张看。我仿佛看见，那张泛白的黄纸，那凝滞的墨迹，那“永垂不朽”的四个蛋黄大字，涌动出一条鲜血的河流，从旧社会的堡垒中汩汩而出，直到毛主席站上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都沸腾了，长眠在地下的烈士应该可以安眠了吧？

五

柏社村，是三原北极的门户，与现在的耀县接壤，是关中通往陕甘宁的重要通道，秦汉以后屡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革命时期，柏社是通往革命根据地照金、马栏、延安的咽喉要地，红军八路军均在柏社设有秘密交通站。现遗留有134院下沉式地窑。

我们一行人穿过新龙桥，顺着拐来拐去的柏油马路，车行25公里路，赶到柏社乡政府。乡干部带领我们参观传说中的柏社村。

远望去，看不到现代村落的小楼和高墙，听不见震天吼的流行歌曲，只有浓密的树木和枝桠，阴匝匝的，遮住了视线。整个村子被高大茂盛的楸树所包笼。村外的秋阳像只火老虎，打开车窗就有燥热的气浪往鼻孔里钻。一进村道，嗖嗖的凉气便自四面八方罩过来，从头一贯到脚底。穿着套裙的我，瑟瑟发抖。

村长说，这几年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也申请了“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分。还有很多拍摄电影电视剧的导演赶来这里取景。就是村民们太忙了，地里总有做不完的活儿。说着就打电话催带钥匙的农人来开门。

顺着斜坡走下去，恍惚觉着，好像走进了地下室，又不似地下室那般密闭。站在上面，你如果平视，就看不到地窑内的风景，只能看到一丛绿莹莹的树梢冒出来。站在下面，却可以仰视头顶四方四正的一块蓝天。地窑，相当于在平地处，挖一方大井，依次在四面井壁上凿出几孔窑洞，里面可以住人可以做饭，也可以圈养家畜，跟地面上庭院的用途没有什么两样。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我们参观的地窑，曾经做过习仲勋的秘密指挥所。每孔窑内的墙壁上，都贴有习仲勋和家人及革命战友的照片或书信。年代久远，那些黑白老照片比不上现在的高清。可是，习仲勋从事革命工作的激情却永远地留在了地窑，让来来往往的游客阅之肃然起敬。

习仲勋是富平人，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原省立师范。当时的三原县既是北方著名的民主革命重镇，又是关中著名的商埠码头，更是陕西教育最发达的区县。在富平立城学校和富平第一高级小学读过许多进步刊物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习仲勋，把三原视为“凤凰涅槃”之地。那时，三原东乡的焦马村有一个由河南逃荒者无意中形成的“河南会馆”。 习仲勋在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曾多次来“河南会馆”探望来陕逃难的族人乡友，并通过村北的一条秘密通道，转送边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及枪支弹药。

“河南会馆”的馆主是习仲勋父亲给介绍过工作的习中志。因此，习中志感激习仲勋一家人，经常帮习仲勋做事。会馆西侧是杨虎城将军手枪营营长李世功的居所。杨将军因“西安事变”被夺掉兵权之后，李世功为之不平，遂与北塬一带的地下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共产党著名交通员兰子敬利用李世功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经常往革命根据地转运物资枪支，并把一些投奔陕甘边区的青年送往北方。这期间，运送物资的所有具体工作，则由习中志等长工完成。1933年到1935年，由习中志、习中权带头，突破国民党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多次利用桂家的骡马，驮着布匹、药品、枪支部件，涉过清峪河，或绕道县城，经由古龙桥，奔往陵前长坳沟南村，交付给习中秋家，再由习中秋、习仲泰转往边区，天亮前又赶回“河南会馆”。

“河南会馆”聚集了一批习姓的肝胆之士，战争年代，在习仲勋的影响下，他们为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如今，“河南会馆”早已成为一段历史佳话，在老百姓口里代代传颂。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把你带到战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让你感受到一群长工为革命不惜牺牲性命的赤子情怀。

习仲勋担任过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多少次，他从古龙桥上走过，涛涛河水迎他来送他去；多少次，他背负革命的重任，穿过一道道封锁线，为陕北输送大批的革命青年；多少次，受尽委屈却能默默隐忍，终于等到了清浴河云开雾散的朗朗日月……

六

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再次捧读《西行漫记》，依旧会被被埃德加•斯诺这位美国记者的正义所打动。这本书是斯诺从陕北回来后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吸引了千万读者，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可是，谁能想到，这本书的背后，付出心血的不只是埃德加•斯诺一个人？1936年，埃德加•斯诺去延安还有张学良帮忙，还有邓发商议，还有军用卡车可以乘坐。所以，他经过三原国民党封锁线时没有遭受任何波折。而10个月后的海伦•斯诺，就没有那么幸运。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因为“西安事变”威逼老蒋的缘故，都陷入被动受困的局面。海伦•斯诺到达西安，正是杨虎城被逼离开西安的那天。南京政府监视她，国民党特务紧盯她，她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聪明勇敢的海伦•斯诺，没有被面临的危险处境吓退，她假扮成传教士的儿子，在美国青年菲奇的帮助下逃出西安城，乘坐杨虎城手下人驾驶的车逃往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

到三原，海伦•斯诺住了三天。她参加三原庆祝“五一”国家劳动节的抗日救亡群众大会，到处摄影，四处采访。后经三原联络站的精心安排，越过古龙桥，向北到达云阳镇，再从云阳奔赴延安。据说，埃德加•斯诺并没有到达延安，而是到了保安。真正赶到延安的人是海伦•斯诺。海伦把参访到的第一手资料发给丈夫时，正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工作。于是，埃德加•斯诺顺手就把海伦采访的红军在延安的宝贵资料加了进去。

海伦•斯诺在三原居住的具体情境，我无从考察。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看红军驻三原办事处的旧址时，碰到一位老人。老人曾用照相机拍摄过红军当年住过的房屋。他把我们带进他的单元楼，为我们找老照片，热心地介绍自己曾看到的几间土房子。他说，当年，房间的内外墙写满革命口号。写的什么内容他不记得了。日后陆陆续续有人来土房子里转悠。看一看，拍一些照片就离开。有中国人，也有很多外国人。

我猜想，会不会是斯诺的后人找到这里，看先辈走过的路途有多坎坷，住过的房屋有多简陋，路过的县城有多古老，穿过的石桥有多坚固？

七

当斯诺的曾孙加入新西行漫记的暴走队伍，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行至三原城隍庙的那一刻，我惊叹了。时隔七十多年，烽火狼烟早已褪去，西安至延安的沿途，到处呈现盛世太平的景象。这位瘦高个儿的小伙子斯诺，又重走曾祖当年走过的路，走走看看，寻寻问问，心中涌起的该是怎样的感慨？

他背着行李包，甩开臂膀，迈开两条长腿，走得斗志昂扬。他没有看到黄尘漫漫，没有看到战车轰鸣，没有看到满目疮痍，没有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更没有看到国共内战血流成河……他看到果农采摘粉红粉红的苹果，看到成片成片熟透的玉米倒挂在房前屋后，看到计划经济下的菜花长势良好，看到大葱挤挤挨挨向着晴空，看到甘蓝白菜比赛着卷向花心，看到小商小贩满脸欣悦地走进市场吃一份油炸泡泡油糕，看到黄花闺女帅气小伙坐在城隍门前逍遥自在地谈情说爱……

无论走到哪座城市，我都喜欢走走城隍庙。因为城隍是古代神话中守护城池的神。保住城隍，才能保得城池的安定。在西安西大街学习时，学校旁边有座城隍庙。那里的城隍庙摆满了商品，诱惑着来来往往的市民和商人。三原的城隍庙，规模庞大，建筑堂皇，在全国城隍庙中首屈一指，里面虽供奉着唐代名将三原人李靖，却依然保持着600年前明代建筑的风貌，坚守着庙院超凡脱尘的清静。

庙内以均衡对称的正统方式把楼、殿、廊、庑亭等四十多个单座建筑，按主次布局在纵横轴线上，全部建筑琉璃盖顶，雕梁画栋，结构严谨，肃穆壮观，有“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的美誉。门前的歇山一字形水磨砖影壁，高10余米，中间镶嵌有透雕的“鲤鱼跳龙门”。影壁前铸有两万余斤重的一对铁旗杆，铁龙缠绕，气宇轩昂。山门东西八字墙上有“苍龙训子”和“鱼龙变化”的砖雕，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我进去时，庙门刚刚打开。封闭了一夜的城隍庙给我以时空倒置的错位感。我以为我走进了明代，又以为走进了清代。看到李靖的塑像，我更以为走进了唐代。焚香楼早已熄灭，满坛的香灰是香客们虔诚的心愿，他们把生命的希望寄托给天地，寄托给威力大无边的卫国公。事实上，这座城隍庙，保佑过太多路经三原的红军，顺利赶往延安，实现红心报国的夙愿。

院内没有高大古老的树木，我很是奇怪。恍然想起，很多城隍庙内都没有大树。到处都是飞檐吊角的建筑，两两相对。这也许是中国最朴素最古老的哲学思想吧。凡事成双，凡事相对，双双对对，意为完美。城隍庙大门外的建筑，不也是一种对称的哲学美吗？

我燃起一炷高香，缭绕的香雾氤氲了庙门上的文字。我可以看不懂繁体文字的内涵，但我的心确实沉静下来了。香雾飞行空中，带走了多日来凝结心头的层层愁绪。我终于懂得，任何时候，单打独斗都是一种不平衡。不平衡则会有亏欠。那么，只有在不平衡中找到一种大平衡，局面就稳定了，也就能取得想要的胜利了。

你看城隍庙广场上的舞者，他们踏着暮色，翩翩起舞，成双成对，把生存的希望变成炫舞遗落的脚印，留在城隍深邃的双眸里，让安定和平的愿望被三原人层层叠叠的脚印踩进古龙桥的青石板，悠悠千年，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