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意象。在许多人心目中，村庄的含义已经凝聚为“故乡”或者乡愁、根基、怀旧、诗意栖居等隐喻性词汇。古人云：故土难离。人生一世何梦萦，思念家乡故土情。无论人们走出多远，故乡始终被视为一个人文化根系的沃土、一个“潜在的精神轴心”。然而，南帆对乡村的独特理解与思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乡”层面，力图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的意义。他的散文集《村庄笔记》对于剧变时代中的村庄进行深度观察，敏锐地捕捉当今乡村世界人与土地的鲜活故事，呈现了熟悉而又独特的乡村经验。这是南帆以学者和散文家的双重身份与视域为我们提供的一份独特的当代中国乡村观察。

广袤的“乡土中国”造就了乡土文学的独特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与乡村发生了紧密的关联，乡村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情结”。正如南帆所言，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套生活经验、一个美学对象。各个历史时期，众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到广袤的乡村，汲取精神养料。知识分子投身进入乡村，与土地、农民产生交集，形成了他们对乡村的切身理解与书写。南帆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描述的乡村空间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总和：粮食生产基地的乡村、战火燃烧的乡村、负责精神生产的乡村、城乡对立的乡村、作为民族文明根系的乡村，还有一些面目模糊甚至意义矛盾的乡村。乡村正是在一代代作家的思索与叙写中极大地丰富起来。不言而喻，这些乡村的发展脉络对南帆的乡村观察与理解产生了触动与影响。将《村庄笔记》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尤为必要。

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散文家，南帆始终对乡村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这显然与南帆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南帆成长并常年居住于城市，但是，三年的知青生活使他与乡村发生了密切接触。尽管这段经历并不算长，但是，乡村从此作为一个坚硬的印象存留于他的视野中。正如南帆所言：“我的知识库存之中，乡村经验构成了一个深刻而巨大的烙印，潜在地影响为人处世。”先前的散文集《历史盲肠》或许可以视为这一烙印的一份记录。对他来说，知青时期短暂的乡村经验并不仅仅只是一段特殊时期的人生回忆，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的审美感知与自觉意识。长期以来，乡村始终盘踞于南帆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获得持续的形象重塑与理论推进。如果说，《历史盲肠》是南帆以个人的文化视角展现自身知青生活和乡村记忆的话，那么，《村庄笔记》则意味着进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对乡村进行更深刻的整体性思考。

“笔记”这一文体形式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就表明了南帆直面村庄现场与时代问题的意图。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南帆既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勘探者。南帆所叙写的这些村庄并非书斋中臆造的田园诗，而是留下他实地考察或者切身生活的印迹。南帆多次提到走访乡村时的一个痛苦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村庄一天比一天安静，到处都空了。时至今日，“乡土中国”的形象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快速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扩张不仅改变了当今村庄的面貌，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想象。当现代性携带着科技、商业、消费以及现代文化滚滚而来的时候，林立的高楼、纵横的高速公路、琳琅满目的超大商业体、发达的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组成的新型文化视野，剧烈动摇了人们对传统村庄的想象与认知。

《村庄笔记》并不是延续古典诗词的山光水色，亦非白描朴素的劳动场所。《村庄笔记》叙写了15个村庄：月洲村、五夫里、林浦村、赵家堡、闽安村、琴江村、螺洲、古山洲，等等。事实上，这些村庄包含了三种形态：一类是如林浦村、螺洲、关口村等靠近城市周边的村庄，它们在工业与现代经济的强大吸附力下已经开始格式化；第二类是如寿山村等深藏于起伏的山脉皱褶之间，远离城市中心的辐射；第三类是如月洲村、五夫里、赵家堡、琴江村等保留着丰富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但与现代生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形成断裂。这三类形态各异的村庄，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当代中国村庄的真实状况与复杂形态。对于南帆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三类村庄形象形成或者组织了各种重要的话题：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家国、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全球化与民族性、现实与审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等等。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大格局中，村庄所占据的位置再度产生了剧烈偏移。村庄里的现代建筑越盖越多，田园仿佛消失了。“工业社会的钢铁与集成电路愈来愈密集地嵌入村庄，不动声色地重构传统的农业王国”。田园荒芜，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正以各种方式收编并格式化乡村，尤其是那些靠近城市的村庄。闽安村不断进行各种现代式改造，路边盖起一座座现代钢梁架构的厂房。关口村已经荡然无存，村庄里的民居拔地而去，夷平的小山头变成了一片新兴的工业园区。更有甚者，“工业社会正在接管公鸡和母鸡”。传统的乡村正在解体，村庄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和稻香的芬芳，乡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问题。

对于那些深藏于山脉皱褶之间无数稀稀落落的村庄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何其遥远？由于寿山石矿藏，寿山村形成了特殊的突围路径。然而，更多的村庄无非是农民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大部分村庄既没有戏剧性故事，也没有迷人的风景。”世代在此生活的农民们把“日常生活的全部重量搁到了这一块土地上”。但是，随着年轻一代纷纷提起行囊移居城市，许多村庄已人去楼空，寂静荒芜“如同一具僵硬而空洞的躯壳”。如此迅猛的迁徙显然给这一类村庄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相对而言，南帆对第三类村庄倾注了更多的笔墨。在他看来，尽管许多村庄拥有可圈可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是它们却与现今的生活脱钩了。“那些朝廷重臣或者状元、榜眼、探花只能充当闲聊之际的谈资”，“一些老宅子还悬挂着‘耕读传家’之意的对联”，可是“耕”与“读”之间的循环关系已经中断。古老的状元府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躯壳已经没有了灵魂”，淘米择菜的日常生活与状元的舞文弄墨怎么也衔接不上。村庄中散落着的各式文化遗迹：古老的宗祠与牌坊、书院的废墟、日渐风化的摩崖石刻、名人故居与墓茔、盘龙石雕等，已经成为孤零零的器物，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在《村庄笔记》中，南帆敏锐地洞察并捕捉了这些独特而复杂的当代乡村景观，并以双重视域和文学的方式记录下这一系列整体印象与复杂感受。

通过对乡村生活中各种表象和纹理的剖析，南帆在《村庄笔记》中试图深入其中探明更深层的问题。尽管全球化与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但是，南帆敏锐地发现村庄依然葆有难以被格式化的地方与东西。乡村的广袤地域依然存在，南帆清楚地意识到：“农民仍然是社会成员之中最大的一个群落，乡村保存的古老文化仍然隐含了许多富有潜力的命题。”在《村庄笔记》中，他以大量笔墨打捞着这些村庄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钩沉风流人物的峥嵘往事。村庄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精神风范、人格性情以及美学情趣等等，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文化空间。通过对张元幹、张圣君、朱熹、柳永、郑成功、陈宝琛等众多历史人物及文化传统的重新叙述，南帆意在阐明：乡土文化仍然葆有潜力，在新的历史坐标中依然具有焕发活力的可能。这既是南帆在《村庄笔记》中贯穿始终的强烈问题意识，也是文学重大的现实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