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断父权下的代际关系书写成为今天青年作家们重点写作的对象之一。一些青年作家们对于代际关系问题在小说中提出了诸多全然不同的见地，而大部分的作品中，两性关系的变化也将对家庭内部关系产生极为直接的影响。事实上，今天所探讨的几部小说也将聚焦到代际关系问题中，窥探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之下代际关系的多重解读，并试图建构个体成长中家庭结构关系乃至社会文化的多样影响。

青年作家贾若萱的小说《好运气》所展示的家庭是父权制状态的最典型性体现，父亲是一个野蛮、粗俗、固执，同时有着难以想象的迷信的男人，即便经济条件优越，但文化教育观念落后，在他自身成长的传统经验教导之下，“我”所倾向的实际上是父亲的反面。在父亲眼中的“我”，优柔寡断、游手好闲。小说中出现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被父亲所控制：情人受制于父亲的金钱，早已离开的母亲仍然被精神折磨，而身处其中的“我”，因为过于程式化的父亲权威而打压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羔羊。但对于这类典型家庭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对于父权的思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内心忐忑，很难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也很难对自己表达肯定。小说中的“我”才会在想到父亲的情人时可耻地勃起，这是一种自卑和恐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野心勃勃，坚信自己能够在父亲所走过的路上摸索出另外一条生路。从贾若萱将小说取名为《好运气》开始，小说以一种近乎现代魔幻的形式推入，尽管每一次生意上的好运气都是由父亲自己主动调侃的，但必须承认父亲在做生意上有自己的一套，与其说好运气，倒不如说是“我”在不断地给父亲的成功找理由、找借口，希冀在这种传达之中去提升自己的事业上的比重。能够得到父亲承认，但又不依附于父亲原本的工作模式，才是他这类典型性父权家庭中生长的小孩希望的结果。

梁豪的小说《麋鹿》中，主人公老齐的家庭是一个以社会契约为本质的家庭，小说始终都以老齐的人生落笔，对于他曾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都只是浮光掠影地点到，老齐和女人卢莹的感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像是父权制状态下的妥协与召唤。借助捎带提及的旁白，可以看出老齐曾经与儿子有着漫长的、挫折的父子关系。也正因如此，小说能够借助卢莹这样外来者的身份深入到情感契约远远大于情感羁绊的家庭之中。老齐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代际关系里失败的父亲，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探讨了父权衰退所带来的隐患。父权衰退并不一定会带来解放，它还会伴随着个体身上的巨大焦虑而存在，但这种痛苦并不是进步的代价，也就不能归类到任何救赎哲学之中。老齐最后面对卢莹的念想实际上也是处于父权衰退状况下的符号性剥削机制，这很容易令人想到拉康的性别思考。拉康在象征的层面里区分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崇拜着父权和秩序，争相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得到他的目光，隐藏自己的空无，而女人却敢于袒露自己的空无，在权力的边界之外享乐，这在男人眼中是无比神秘的，所以女人身上会带有神性色彩。极权主义不允许女人的存在，因为女人的存在就是对现存制度的威胁。小说最后实际上也窥探到了现代养老行为与传统父权规范两者之间的试探和挑战。

庞羽的《我不是尹丽川》以一个女儿的身份，对母亲，乃至于外婆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的过往进行了遥远的追溯。小说指向了某种热烈的生命力，在女性的家庭生活中不断展示这种决然而磅礴的生命力量，并且书写了女性更为自由的身份认同。小说中对于父亲的反抗是神圣的，“我”即将要被罗勇带走时，与他一次又一次地争吵，在这种苦难之下，小说呈现出来了对于代际关系的碰撞阐释，可以看作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注与凝思。而父权在此所代表的近乎是一个绝对混沌困惑的恶魔形象，它甚至不需要有太过强烈鲜明的角色属性，只需要在家庭生活中藏匿黑暗情绪即可。

徐畅的小说《鱼处于陆》中，作者所叙述的显然是一种“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观念。这种父权制度相对于前文里所提到的粗蛮的、无理的等等父权形象有所区别。但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样能够让我们的代际冲突落入到最为原始的封建传统之中，这样的封建传统使得这些父亲始终固执、冷淡，同时自以为才华横溢，也就不愿意沉入到生活的裂缝之中。对于学生李红来说，老师身上清高而固执的书卷气都代表着文人的思想，可以成为择偶标准上的梦中情人。但当这样的人物落入到生活之中时，他的生活就只剩下了一地鸡毛。幸福的家庭维系着所有人的体面和自尊，为了和平与幸福，慢慢地，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看起来，十分幸福美满。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困兽于其中，想脱离这些束缚，想大声吼叫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被压抑的情绪常常要逼疯每个稍加思索的人。小说中，“我”的母亲在外面始终想要叱咤风云、不断地渴求着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对于父亲来说，他所选择的却一直是被动的被离开，而在这种父权观念影响下的孩子，也就不断地被妥协和被取代。在庞羽和徐畅这两部作品中，母亲不再是传统的小说中那样的宅院中的形象，她们具有绝对的生命力和想象力，也能够在生活的真谛之中寻找到无限的可能性。

对稳定的父性特权的反抗常常是青年人的动力。但反抗者在日后也很难逃出类似的宿命：最初反抗的正是自己最终要固守的。于是，反抗的夸张最后堕落成了固守的夸张。这个历史怪圈并没有人能够幸免，因为从始至终，他们所需要反抗的都不是父权本身，而是站在父权头顶上的人，人们吹嘘父权、讲述代际冲突，就是对于权力的反抗，而绝非社会制度。不可否认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代际冲突的书写仍然带有强烈的父权反叛意志，它能够释放大部分人来试探自我的生活体验和对当前年轻一代的情感状况的深刻展露。但对于这一代的青年作家而言，显然，他们并不全然地站在反叛的姿态与父权决斗，而是带有反思性的判断和找寻，对代际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