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学创作日渐式微。《秦腔》和《湖光山色》等作品，则为当下的乡土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当下剧烈变动中的乡村客观上正是写作的丰富的矿藏。当然，前提是作家必须真正进入乡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乡村跳动的脉搏。

　　对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体系来说，乡土文学一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部分。从鲁迅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都孜孜不倦地表述着自己眼中的乡村，以及自己理想中的乡村。毋庸置疑，是乡土中国庞大的农民数量和复杂的乡土生活给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们不尽的创作灵感。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都市文学、青春写作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却日渐式微，很少有优秀的关注当下乡土状态的作品出现。

　　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概和当下社会的变化有关：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正在越来越失去其本身特有的韵味。由于当下中国乡村城市化变革的急剧进行，以至于有论者甚至断言，在中国当下，“乡村”已经消失了，“面对被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我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乡村’这个词语己经死亡。”(柳冬妩《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读书》2005年第2期)换言之，中国的乡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被城市现代性高度影响下的乡村。应该说，这样的说法具有其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二字正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城市相对富裕的现代的物质文明与乡村相对匮乏的物质文明，被电视这个媒体非常形象地展示给了广大的乡村。在这样的刺激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使得众多的乡下人看到了摆脱自身物质贫困的曙光。于是，新世纪以来，进城打工成为了众多乡下人摆脱贫困的第一选择，众多的乡下人进城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和乡村从来没有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的变化，也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面貌。这样，乡村原有的生活形态、价值伦理都处于消亡之中。

　　或许正是这样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乡村越来越失去其自身的特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下的乡土写作呈现衰退景象。且不说乡土题材的小说越来越少，便是那些涉及乡土的小说中，相当多的作品也往往只是拿乡土作为某种故事背景，来表达作者的价值准则。比如近年来兴起的相当多的“打工文学”、“底层叙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做是传统乡土叙事的某种转型——在这一类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个乡下进城打工的人。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这个乡下人已经脱离了其乡下的生活环境，而且从理念上也开始完全接受城市价值伦理。所以这一类的小说已经不带有典型的乡土叙事特征——主人公的生活基本没有任何乡土特色。作者只是借助他们的乡村身份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念。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相当多的乡土叙事已经陷入了类型化状况：作者只是借助主人公的乡土身份，借助一个乡土背景，然后展开伦理审判，至于乡土的典型的生活细节、文化特征往往就付诸阙如了。这不仅使得当下的“底层叙事”缺乏动人的力度——曾有论者批判当下热闹的“底层叙事”是缺乏生活实感，内容大同小异，完全是一种脱离生活的理念化叙事——也使得乡土小说越来越失去其自身特有的文化意义。

　　应该说，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对乡土社会影响巨大，或者说我们可以承认，“现代”的城市正在一步步地影响着乡村。但是这恐怕不能就说乡村已经完全成了城市的翻版。退一步讲，乡村即便是城市的翻版，也是正在转化过程中的翻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敏感的作家更应该能够观察到其间的痛苦与欣喜。换言之，乡村的变化绝不应该成为乡土文学叙事没落的理由——乡村虽然已经不是田园牧歌般的乡村，但是这种剧烈变动中的乡村实际上也为写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更为广阔的丰富性，而不应该仅仅是“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这样狭窄的概念。当然，批判当下作家把乡土写作写成“底层叙事”并不是说乡土写作就应该是一种喜剧式的写作，如同当下荧屏流行的乡土题材的电视剧一样。事实上，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僵化的创作，是为了收视率的需要而任意篡改生活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乡村喜剧和许多“打工文学”一样，是以某种理念为先导，按照理念裁剪乡土生活的。我们提倡的乡土写作应该是作家在真实地介入到乡土生活之后，在对乡土生活有一个真诚的思考基础上，创作出的带有自己独特的思考痕迹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我们不一定要求符合所谓“历史发展的方向”，重要的是，能够表达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独特的思考，能够发出自己单独思考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而言，最近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秦腔》和《湖光山色》就为当下日渐困窘的乡土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秦腔》重点表现了现代性文明扩张带给乡土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从某种程度来讲，贾平凹的作品带有反“现代”的意味：小说讲述了秦腔名角白雪嫁给了颇有名气的作家夏风，但是夫妻两人为了秦腔的前途发生冲突。夏风对乡土文明没有感情，他想的只是怎么离开这块土地，而白雪则离不开秦腔，为此夫妻二人离婚，但是最后秦腔还是不可避免地没落了，白雪的巡回演出以失败告终。村子老支书开垦荒地的勃勃雄心眼看难以实现；新支书则紧跟潮流，建造贸易市场，热热闹闹奔富裕，大获成功。农民们似乎注定要离开土地，另谋生路。这样，贾平凹的这部小说的名字显然就颇带有隐喻的意味：秦腔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的挽歌，蔓延成令人心痛的绝响。与《秦腔》的意义指向相反，《湖光山色》则是更加强调了乡村对现代性文明的接受的必要性：一个在城市打过工的乡下女子楚暖暖虽然因为生活所迫又回到了乡下，但是，在城市接受的现代性文明却开始在她身上发挥作用，她拒绝包办婚姻，拒绝对基层专制权力的屈服，甚至还颠覆了曾经统治村庄的专制的基层权力。曾经的城市生活又给了她现代性的商业视角，并且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富裕，也开始带领乡亲们致富。小说中楚暖暖的敌人除了贫穷，还有的就是乡村固有的丑陋风俗和风气。小说写出这些乡村固有的丑陋的风俗具有强大的侵蚀性：楚暖暖的丈夫旷开田曾经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小伙子，但是在当了村主任之后，也逐步蜕变成了和他曾经痛恨过的前村主任一样丑陋的人。楚暖暖在对前后两任村主任的滥用权力进行反抗的同时，还要和维护村主任的乡村的固有的陋俗作战，而她依靠的正是在城市接受的现代性文明。通过这样的反抗，小说彰显了现代性文明在改造中国农村方面具有的意义。

　　应该说，从主题指向来说，《秦腔》和《湖光山色》很难说有超出其他作品的特异之处，并且在具体写作上都存在自己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指向乡村叙事的作品中，这两部小说相对来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好作品，原因不仅仅在于作者对于叙事艺术的精到的把握，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小说注重全景式地把握当下农村的现状，真实地写出了剧烈变动社会中的农民的精神的变化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换言之，作家是真实地感受了乡村，真诚地把握了乡村跳动的脉搏，而不是凭借某种理念进入，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乡村生活进行裁剪，而不去真实感知复杂变动中的乡村生活。

　　《秦腔》和《湖光山色》的获奖或许告诉我们，乡土仍然有其特有的独特魅力，就文学来说，当下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不是消弭了乡土写作的可能性，而是更加增加了乡土写作的新的资源。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当下剧烈变动中的乡村客观上正是写作的丰富的矿藏，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作家必须真正进入乡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乡村跳动的脉搏。(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人：张鸿声 刘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