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其他文体，散文无疑与“地方性”这个话题有更大的牵连。因为大量身处“地方”的人们在用这样的文体表达和体现着相对更为突出的“地方性”。同样，作为一名在乡写作者，我在现实地理和精神空间上都处于一种“地方性”的语境中，这种“回归”、“在场”或者说“抵达”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探索。我们在不断形成并强化“地方性”，某种意义上也在不断地弱化叛离“地方性”，因为我们切实感受到“地方性”对于文学特别是散文写作而言，是一种迷人的光亮，也充满着危机与险情。

我们从来不缺少“地方性”以及承载它的基层物理和精神空间，而是缺少一种“基层感”——我们何时不在生活之中？但似乎又缺少深入生活的勇气和表达，缺少去打破、冒犯与重建的勇气，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地方性”又是在讨论什么？我们所在的无所不在的“地方”事实上都有个体性和独特性，而这种特别性对于我们写作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以为，至少在资源、情绪和表达上具有独特价值。

我们要关注丰赡的民间资源。我们常说“乡土最中国”，实在正是因为中国的一切其实都寓含在地方性的“道在日常”的细节中。无论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如何席卷这片古老的土地，但我们始终清楚自己心仪的美好，依旧总体是基于民间的地方性事实与表述。风景、风情、风俗是地方性的古老载体、存在方式以及传统意蕴所在，这些是资本和技术无法改变的——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包容、融合甚至改革都可以出现，但其本身的内质与魅力也不会被改变。所以退而言之，我们应该重视这些丰富的民间资源，去记录、转化和表达它们。无论我们的手法多么丰富，我们的情绪多么多变，我们的文本多么时尚，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与写作的依据依旧是自己拥有的，并成为民间资源的一部分。这种“民间”是乡土的，是市井的，也可以是现代化的。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民间，也可能形成一种视域更为开阔的地方性。这是一个写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在新的思维、表达以及传播手段等现实图景到达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在自持与自我中做到“站得住”，这可能是一个比“走出去”更重要的问题。

要重视朴素的底层情绪。地方是独特的、自我甚至是狭隘的，但这些都没有问题。较之于俗世，文学应该有更多的宽容来容纳底层的朴素情绪，这恰恰也是一种基于地方性的文学实践。地方性的情绪往往是封闭、自我甚至倔犟的，而这在文学意义上有独特的迷人之处。重视与转化这些情绪，可能是我们的写作有别于一般性表达的别具意味的通道。而散文写作也更应该珍视这种民间情绪，那些朴素、原生、火热的情绪没有经过修饰、掩饰或者粉饰，它们往往更加具有趣味、力道和顽强。他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可能并非对错而是善与恶或美与丑，而这恰恰正是文学暗含的一种情绪和认识方式。这种基于底层的“地方性”让我们的文本面貌、情绪丰瞻而多样，让文学接受了更多的民间滋养，也在强化地方性本身的过程中绽放出独特光亮。

要传承特质的中国表达。这些年来，我们很多时候是迟疑甚至是迷惑的，特别是面对外来文学的理念、表达的时候，常常表现出不安甚至自卑。面对那些傲慢的文本，我们常常无所适从甚至缴械投降。这里，我并不想片面地阻拒外来理念以及人们努力探索的现代表达，这样的文本可谓多矣并且成为形势或者优势，我无意且无法去改变这样的现状。我想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在重申“中国表达”的时候，“地方性”恰恰是一个长期而有效的传统。它所维系的“中国表达”是更大意义上的“地方性”，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东方性”。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土地上和语境中应该更多被关注。如果人们觉得“海派”的表达有“侵略性”，其实他们不过只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而像“诗三百”那种古老的表达是打破了几千年的时间而依旧存在和成立——时间较之于空间谁会更不朽呢？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更大的文学自信，一种基于地方、本土与自我的信念。

无疑，地方性是充满着光亮的，当然它也是充满着险情的。今天它一直受到外来的侵略和内部的疑惑，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并且要果断去改善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地方性”写作具有一定的“抓地性”，也让其自身有着主题、资料、表达和情绪上的限制与险情，而我觉得这对于散文写作而言更为危机重重。

太多的人在写太多的散文，我们应该在这种文体写作上保持必要的反思和克制。事实上表达的自由和途径的便利让更多的写作者进入了文学实践中。他们更多地选择从散文这种看似更为易于入手的文体开始，制造了大量的“形散而神也散”的文本。这从文学创作的理念和技术上无疑是有双重危害的。除了“体己”的温情之处，这种写作对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幻觉——散文写作太轻易，太简省了。于是更多的书写者甚至专业写作者忽略或者失去了自律与克制，他们大量地制作了这种基于地方而又体现某种地方性的文本，而这却是一种貌似繁华和幸福的险情。

同时，更大的险情存在于文学建设质态的内部。地方性更多地表现为局限性，地方更多的局限于一个具体的地方，一个过去的地方，一个不愿意走向未来的地方。具体到散文写作实践上，比如更具有“地方性”特质的乡土题材写作就面临这种困境。长期以来，大量的乡土题材文本依旧迷恋于对过往事实和情绪的表达、对古老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录，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厚古薄今以至于城乡对立的主流情绪。事实上现代化已然到来，并且深入在农村，城乡一体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开着汽车抵达的地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乡土，一味的倒退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而这些盘旋于过往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煽动着一种不良的态度和情绪。这种情绪的顽固性让地方性显得古旧而缺乏生机，让人们开始望而生畏，并且引起现实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抵触。如果我们的写作依旧浸淫在这种认识、手法和情绪中，这种地方性只能是充满危机甚至危害的，我们的写作没有解决问题却又带来了很多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于一个“地方”，我们的每一种表达也体现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性”。但要固化、强化以及优化这种“地方性”对于我们写作者而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较为繁重的任务。这种繁重某种程度来讲，并非是我们做得太少而是做得太多且并不正确，不是我们做得太慢而是太快却又有误。可能删繁去减而大道至简，正视地方性本身的优势和趋势，会让我们在珍贵的“地方”映射出更多“地方性”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