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一冬后，后院落尽叶子的杨梅树，又开始吐出雀舌似的小嫩芽。

乡里人被我折腾整整这一季，没有白辛苦，到夜里，家家户户亮着灯泡的光。发电那一晚，好多人家就像大年三十守岁似，瞅着灯泡久久不肯睡上床。

我还鼓动阮叔道：“转眼天气也热了，你开会时说几句，让乡里人鸡儿猪儿不要满地放，圈养在家里的后院头，苍蝇蚊子会少的。乡里人喜欢打赤脚，出门踩上鸡屎和猪粪也不舒服。报纸都说了，讲卫生，灭四害，这也是抓革命，促生产。”

我记得，我曾找来一些破罐罐，种上鸡冠花、仙人掌、芦荟、太阳花，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前院屋檐下和墙根旁。阮叔和杨梅当时回到家，跨进门坎时，愣了愣，以为走错了家门。那天晚饭时，杨梅说：“院子里摆弄些花花和草草，真漂亮，城里花园是不是也这样？空闲时，我再上山寻些来，山里好看的野花可多了。”

“好什么好，缺了咱们乡下的人间烟火味。”阮叔扒着碗里的饭，也忘不了摇着他的头：“公社干部都说了，这叫小资产阶级的小思想，再往下发展社会主义就会变修的。”

阮叔态度有变化，我说什么他不再习惯性老摇头，他当着全村老少宣布，那座小水电站由我管，村里人的工分由我记，收支的账目也由我整，还多了一个名号，乡村卫生管理员。这一来，我成了村里唯一拿满工分，半脱产的社员。

到了农历二月二，年算过去了，生产队闲了一冬后，农忙又开始。队里那些肥沃的水田，被打成一条条的田垄，撒上新推广的杂交谷子种。在半弧竹片的支撑下，覆盖一层薄薄塑料膜，一眼望去，如波浪起伏的小湖泊。没多久，秧苗可以起床了，休闲一冬的水田，犁过后，水牛拖着耙，把它们细细梳理了一遍。接下来，田埂上站着挑秧的人，一捆一捆把秧苗往田里抛，有的故意抛向正在弯腰插秧的人身旁，泥水溅到他们的身上，变成花脸花衣裳的模样。田里插秧的也不显弱，笑骂着，时不时从水田里抓起一把烂稀泥，甩面团似的出了手，粘到埂上站着的人身上。

去年农业学大寨，乡村又开出了许多的梯田。杨梅和乡里人一样忙起来，她不肯当半个劳动力，早上和乡里人一起到田里去插秧，晌午还要回来管她爹和我的饭，稍有空闲时，抢着时间提着洗衣桶到溪边淘洗我们换下的脏衣裳。

我的衣服平日里都是自己动手洗，在溪边，没人时，也会跟她耍着玩，衣服甩过去，央求她帮我也捎上。她又顺手往我这边扔，她已经不再对我隐藏她那颗小虎牙，露出洁白如玉的齿，笑骂道：“你又不是我家什么人，凭啥要我帮你洗衣裳。”

农忙时，每次约她去溪边洗衣裳，她总是把我的衣裳从洗衣盆抓起来，塞到她的洗衣桶：“去去去，歇着吧，不差你几套衣裳的功夫。”

后来她告诉我，不是她不帮我洗衣裳，她说有我陪她说说话，干什么都觉得很轻松。

我的活是每天在溪边鼓捣抽水机，往田间小水利沟里灌溪水，村里有电了，乡里人再也不用起早摸黑到公社开出的水渠里，与邻村抢着放田水。有时为了放田水，急着争起来，两个村还会纠集人马打群架。

这天中午抽水机马达太烫了，我把插头拨下让它凉一会，心想乘这会，到家里把午餐解决了，免得杨梅累着送饭两头跑。

院子大门开着的，那瓦顶上的烟囱在日头下冒着一缕缕紫色的炊烟，袅袅地升腾，又淡淡地飘散。我刚抬脚迈进厨房的门坎，杨梅也正好端着脸盆从后院的柴门推进来。她满头浓密的乌发，湿淋淋地顺着双肩搭在前胸后背上，一条白练束着胸，鼓起来宛如乡村背山坚挺的小山峦。两人一愣一怔注视好一会，杨梅醒过神，手上端着的脸盆“砰当”一声落在了地上，如受惊吓的小白兔，尖叫一声，“咚咚咚”逃跑似上了阁楼，“依呀”关上门，“咔嚓”把门栓也拉上了。

这一晚，我和阮叔回家时，杨梅煮好饭菜摆在桌子上，她把自己关在阁楼的小屋里。阮叔叫了几声不见有回应，以为她身体不舒服，早早上床歇息了。我的心在“砰砰”跳，做贼似的，低着头，干扒碗里的白米饭。别说不敢正脸回应他东拉西扯的闲话，连伸筷夹菜也忘了。

杨梅开始变了，变得大姑娘般地腼腆，平日里我还取笑她，分明前世就是个男人，怎么投胎变成了女孩。如今真的像女孩，我倒反而不习惯，现在是我没话找话跟她讲，她也学会拿眼神来回答。那眼神，让我无缘无故地荡漾，又无缘无故地弄红自己一张脸。她双眸像小溪里的深潭，安静的灵气里带着清澈的明亮。

小水电站建成后，阮叔不再把我像贼似盯，有时我和杨梅在说话，他还会故意回避到一旁。他看杨梅最近少理我，以为我们拌嘴闹别扭，“嘿嘿嘿”笑着安慰我：“她从小没了娘，被我惯坏了。”

九

春天是百花开放的季节，我心血来潮，村里果树开花都见过，唯独没看到杨梅树开的花儿是啥样。这一夜，守到阮叔和杨梅都睡着，我抓起手电筒，悄悄推开厅堂的大门，穿过厨房来到后院的菜园子。第二天，我被阮叔和杨梅唤醒了，杨梅起床煮早饭，到井边打水时，惊讶地发现我躺在井台上，身边丢着手电简。

早春夜里寒气浓，花没见着，我却生了一场病。阮叔到大队卫生所，开来阿斯匹林吃了也不管用。乡里人说我是中了邪，给后院的杨梅精迷住魂，要不怎么会躺在水井台上睡一宿，没被妖怪索命已经是万幸。阮叔虽然是党员，这方面他也很迷信，他请来村里会念符驱邪的三伯婶，握着桃木剑，手里端着一盅散发出怪味的水，前院后院走，叨叨有词念。做完法事后，喂我喝下了她请来的圣水。也奇了，当夜捂着被子出身汗，高烧退下了。

杨梅私下悄悄问：“那晚咋回事，真的见到杨梅精？”

我悄悄地回答：“哪来什么杨梅精，我是想看杨梅花，在井台守着睡着了，那井台的青石条，冰凉透入骨，加上半夜里的寒气，才得了这场风寒病。”

说完还忘不了叮咛她：“别把看花的事儿说出去，乡里人听了会笑掉牙。”

听说我是为了看杨梅花，她更是急坏了：“你这人胆子贼腻大，还说这世上冇妖怪。幸好冇见到杨梅花儿开，要不今天你就不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你这人，好讨厌，就算你不怕死，也该想想会不会吓着别人家。”

接下来，她给我讲了一个祖传的故事。说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以前，本地县城一户人家有两个未出阁的闺女，每天躲在花楼里绣花，两姐妹女工精细得名扬四乡八里地。有一天，姐姐突然想，见过的花儿她都绣过了，唯独没绣过半夜开出的杨梅花。于是挑着灯笼在杨梅树下守了好几夜，终于看到杨梅蕊蕾上开出了花，花还没绣好，她人却死在杨梅树下。妹妹看到姐姐留下的绢布上，那没绣好的杨梅花真好看，也学着半夜去偷看杨梅开出的花，一样是花还没绣好，就死在了杨梅树下。从此后，四乡八里传开了，看到杨梅开花不吉祥，人们再也不去惦念那杨梅开不开花。

我笑道：“那是凑巧对上号，该那两个小姐要出事。听我生物老师说，他读大学时采过杨梅花儿做标本，那杨梅树还分雌性和雄性。雄的开的是暗红色的花，雌性开的是紫红色，总有一天也会让我看到它。”

杨梅见我不死心，还想看那杨梅花，急得泪珠子在眼眶里打转转，跺着脚：“你这人真是木头脑瓜子不通窍，好说歹说还心不死，你试试看，敢再去后院看那杨梅花，这一辈子都不理你。”

看她那含嗔带恼的模样，心里头禁不住又荡漾，答应她：“好吧，好吧，我不看就是了。”

乡里人纯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来，也不见哪个男女青年败坏了家风。我和杨梅的交往虽然他们闲时也唠着耍，但却没有胡思乱想的弄是非。我也经常听到有人问阮叔：“小队长，啥时把那城里人招入门，我们等着喝杨梅的喜酒呢。”

以前阮叔每逢有人这么问，他是这么说：“别乱嚼舌根，这娃成份不是咱们贫下中农家庭的，收留在家是革命的需要，你若看到他欺负咱家的杨梅，就替我敲断他的腿。”

现在若有人还这么问，阮叔变成这么一句话：“啥年代了，政府都在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咱这当爹的管不着。你问我，我问谁？”

有时我私底下也有古怪的念头，那省城，这一辈子是回不去，还不如娶了杨梅做老婆，守着这片山，守着这方田，守着村里的小水电站，守着杨梅和小队长，死心塌地守着乡村活一辈子。两人的事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只是都没勇气去捅破它。

春节前我给大队写了请假条，下乡插队好几年，我们母子还没相聚过。几个月前母亲写信告诉我，她已经从“五七”干校解放回学校。那天杨梅不依不饶送我到公社汽车站，班车启动时，我看到她拿着衣袂在拭泪。

回到了省城，省城跟我离开时有些小变化，虽然墙上还写着朱红大字的标语，但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看到大街上的人们好像都累了，显示出一张张疲惫的脸，再也找不出激昂兴奋的表情。

见到我，母亲很意外：“怕你不回来，前天才给你寄封信，这么快就收到？”

母亲说明催我回来的原因，自从国家队那场乒乓球在日本打完后，中美两个敌对几十年的冤家握了手，我们成为政府统战的对象。原来父亲早在五十年代离开了小岛，迁移到美国去定居，现在是华盛顿一家医院著名的医生，听说美国总统都找他看过病。父亲给母亲来信了，还告诉母亲很想接我到美国去生活，以弥补他没做父亲的亏欠。我的思想与其说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思想，突然听说久违的父亲终于有下落，不知怎么回答母亲好。

在省城呆了十多天，好像已经不适应这座出生长大的城市。我告诉母亲我要回生产队，乡下的农忙就快开始了。

十

踏上梅村的土地，呼吸着那空气里飘着泥土、草木淡淡的清香，仿佛又变成了没肝没肺的人。杨梅看到我，头发、脸上、身上沾着灰黄的尘土，烧锅热水提到了后院，让我洗完澡，把衣服送到溪边来。她说完，带上后院的柴门，提着洗衣桶岀了门。

来到小溪畔，我从怀里掏出一双女式北京鞋，还有一瓶抹头油，递给她：“擦头发，油亮油亮的，是咱乡里闻不到的柠檬香。”

杨梅没有接，我路上想象的开心在她脸上找不到，问一句，她答一句，说了大半天，那颗虎牙也没见她露一回，脸上挂着些许的忧愁。我离开梅村没多久，刚才路上遇见收工回家的阮叔和乡里人，见面招呼也是好好的，没有看出有意外：“怎么了？瞧你不开心的模样。”

她把捣衣棒挥到半空停下了，泪珠无声无息落到小溪里，又无声无息随着溪水流走了。自从我那次无意撞到她出浴的场面，她的眼泪好像特别多：“你啥时走？”

我怔了怔：“走？我这不是刚回么。”

“城里人咋就不老实，什么都喜欢藏着掖着来。”捣衣捧无力地落在湿湿衣服上，发出沉闷一声响，她松开捣衣棒，在衣襟上擦干手，伸到口袋掏出一封信，封口被开启过，邮票不见了：“通信员说，不是他拆的，他只是顺便抽出看了看。”

是母亲写的信，我知道杨梅伤心的原因。

在此前，我真有扎根农村的打算，虽然不能确定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是为了她。但两人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谁也没约谁，默契地走到这条感情的路上。可现在，我像迷路人，站到十字街头的路口。我肯定，出国念头占上风。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经不起诱惑，那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又希望父亲的出现，只是夜间梦里出现的幻觉。这样，我就可以大声对杨梅说，“这辈子，我哪都不去了”，看她开开心心露出酒窝、小虎牙。

其实，我没往深处想，我已经把自己送上道德是非的审判台。如果不是为了填补在乡下内心的空虚，拿暧昧态度去迎逢杨梅不知不觉滋生的感情，俩人怎么也不可能往深处陷。这坑无论是谁挖的，明摆着，我就是那口可恶的陷阱。

杨梅看我拿着信封半晌不开腔，仿佛得到了答案，扎起裤管跳入冰冷的溪水里，抡起捣衣棒，打在青石板上像敲定心：“你走吧。”

后院杨梅树又吐出了嫩叶，乡里人开始忙春耕。杨梅一日三餐依旧照顾着我，那衣服也依旧端到溪边洗，只是不再让我跟她去，我最喜欢看她三分浅笑还v七分甜的模样，只有在别人面前看她勉强挤出来。待到种子播下去，大家都发现杨梅削瘦了，虽然别人都夸她越长越清秀，只有我看出她那干净的脸庞上，深藏着楚楚疼着人的悲苦。

阮叔那天到大队去开会，等到天黑他才回。平日里从来没看到他端着神色给人瞧，今天就像阴了天似的翻过脸。他闷声闷气坐在灶前不停地往竹烟斗里填烟丝，“吧哒，吧哒”地没个停，杨梅喊他几次吃饭了，半天也不肯上桌来。

我憋不住问：“发生什么事？”

“难怪我家杨梅瘦得没有个人样，原来她的心被狗吃了。”我话刚出口，就像点着火药桶，他站起身，走到饭桌边，从口袋里甩出依旧是一封没有了邮票被开启过的信封：“我眼神让鸡啄了，给家里招来害人精。”

我抽出纸张凑在灯光下看，原来是母亲来信告诉我，父亲定下五月份回国，帮我办理到去美国的手续。

我看到杨梅泪珠硬是在眼眶里噙着没滚下，她走到阮叔的身边，抢过他手上恨不得往我头上砸下的竹烟斗：“爹，你咋了？事不问明白乱发火。也怪我没告诉你，他这次去外国，跟我说过的，一个大男人，猫在山里有啥出息，等他安顿好会来接我的，到时只怕苦了你。”

阮叔听了杨梅的话，那本来不大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不敢相信两只耳朵是自己的：“啥？你也跟着他出国？”

杨梅看我欲言欲止想说话，央求地投向我一个可怜的眼神：“他哄你，你是我爹，我能哄你吗。先吃饭，这么大火气也不怕犯上心窝子疼的老毛病，没你叫杨梅今后怎么活。”

我亲眼见过阮叔犯过心绞疼，有一回还真的差点要了他的命，只好顺着杨梅机械地点点头。

阮叔没有看出我俩在演戏，也相信我这几年来的为人，还让杨梅给他倒上酒，又开始东拉西扯地跟我说起乡村大大小小的闲事。

杨梅坐在他旁边，脸色苍白的，牙齿咬得下唇都渗出血。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往阮叔碗里倒满酒，还没等他明白咋回事，一把端起扬头倒入喉咙间，抓起饭桌上的信封，撕成了碎片：“不走了，不走了，跟着你们一起过日子。”

杨梅一怔后，噙着的泪如断线的珍珠落下来，那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又露出她那颗俏皮可爱的小虎牙，我看得出她是真心的欢喜：“尽说些没有男人气的话，你不走，我还瞧不上你，这辈子守着爹爹过日子。”

阮叔似乎喝晕了，说话舌头也大了：“傻、傻孩子，尽说些啥傻话，那样板戏里不是这、这么唱么，好男儿，志、志在四方。”

那晚后，杨梅反而没事似，再也没见她落下一滴泪，从来不喊我一声名字的她，不管有人或没人，左一声“哥”，右一声“哥”，把我那颗失去魂魄的心，叫得碎了似的疼，叫得透过背的酸。

十一

那一天，我和乡里人在秧田里抓稗草，杨梅出现在田头间，一路冲我大声叫：“哥，花开了，花开了。”

我爬上了田埂，她也不顾不上乡里人大眼瞪，小眼瞅，拉起我的手就往村里走。

到了家，院子石榴树下放着两只洗脸盆，盛着半盆水，水面漂浮着有如初绽的梅花蕾，一盆鲜红色，另一盆红里带着紫。她欢喜道：“这就是杨梅花，我好笨，昨夜才想起，只要有花开，一定也会有花落。昨晚我在杨梅树下，摆上两只洗脸盆。今早天没亮，只顾煮好早饭，忙着赶到阿花家帮她挑谷子去臼米房，回来才看到这些落在水面的花瓣。”

不知是不是兴奋得气紧了，紧咳一顿后，杨梅接着说：“我托人从供销社，剪来一尺雪白的确凉，等你离开那一天，我一定把杨梅花绣好让你带身上。”

瞧她眼圈青黑的，她肯定为这杨梅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我咽喉哽噎着，眼泪没有往外流，反而往肚子里灌，有苦有酸有甜有咸也有涩，像打翻五味罐。痴痴地望着两盆似乎还在绽放的杨梅花，想说的话却一句说不岀。

我和杨梅坐在石榴树下，杨梅花的模样她熟刻到脑海里。她低着头，上下挑着针和线，偶尔也会抬头瞟一眼，见我呆呆地瞅着她，露出二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瞧吧，瞧吧，我身上又不开杨梅花，有什么好瞧的。不过也好，免得你离开几天就把我忘记了，你可要记得哦，乡里有个女孩叫杨梅。”

“你比杨梅花还好看。”我还傻傻地说：“你说一句不让我走，我就不走了。”

“我就喜欢听你会说甜甜的话。”杨梅边挑针线边回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再啥不得也要让你走。你走的是好路，我真的很开心，以后想起我来，可别忘了我开心的模样。”

好几天，她才绣好一棵杨梅树，鲜活绿叶里藏着鹅黄的蕊蕾，蕊蕾上红色的花骨儿不满也不少，有些正在半空中飞舞。我问道：“你为啥要让花儿凋谢了？”

杨梅歪头露出俏皮的小虎牙：“你看天上的月儿，每天都是圆的吗？再说绣的这颗是雌杨梅，乡里女人都比男人老得快。”

杨梅接着说：“另一棵杨梅树，我不会让花儿落下的。”

清明时节下的雨，到五月初还没停，杨梅白天干着活，一到天黑就躲到阁楼里绣花，常常看到灯泡亮到鸡鸣三更后。我都不忍心看她了，一咳嗽，那憔悴的脸庞马上升起淡淡桃色的晕红。我求她别绣了，她说只是喉咙痒。她说她要赶工时，在我离开梅村之前绣好杨梅花。

我心想，多呆一天就是多造一天孽，如果走了，她的花也许就不会再绣了。不等母亲来信催，一咬牙，找个上大队办事的借口，孑然一身回到了省城。

五月底，父亲如约归来了，因为美国官方和我们外事部门早就招呼过，手续很快有人替我办好了，我讶异地问母亲：“怎么只办我的？那你呢？”

母亲说：“一个已经非常不容易，我等下一批的名额。”

要走那天，朱教授也来送我了，他是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从海外回归的学者。在大学，我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很多实验课题都是让我协助他完成。文革第一年，我被划为资本主义的“毒苗”，经常陪他这个反动的权威，站在台上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学业有成，争取回来报效自己的国家。别忘了那一句俗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穷。”

我和父亲进了检票口，父亲望着头发斑白的母亲，摘下眼镜在拭泪，我问：“爸，什么时候来接妈。”

“你妈没告诉你？”父亲很讶异，很坦诚，也很疚愧道：“六十年代我在美国又有了新家庭。”

难怪他在省城这些日子里，住在招待所不回家。而母亲，为了让我安心地跟着父亲走，却在刻意瞒着我。我看到母亲站在候车室，抬起告别的手是那么的沉重，仿佛被千丝万缕绊挂着，万般孤独和无助。心一酸，我又想起远在梅村的杨梅，这两个女人的命运虽不同，却相似。杨梅性格很倔犟，她敢在她爹和乡里人面前无所顾忌对我好，那是打定终身不再嫁人的主意。虽然我也自私地希望她这么做，等到条件成熟回来找她也不迟。可是命运这东西，有时不是个人意志可以把控的。

我没跟父亲走。

我坦诚告诉他，我心里，拥有乡村那一片土地，“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