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再次踏上了梅村的土地。
六月了,天空还飘着朦朦胧胧的细雨,就像四月梅雨天,乡村笼罩在压抑的氛围里。
阮叔院子门前挑起两条土白色幡布,门楹贴张无字的白纸,这是当地办丧的习俗,告诉人们逝者还不到该去的年龄。我身体都软了,扶着门框的手,缓缓往下滑,跪到了地上。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杨梅了。
阮叔失神地看着我,眼睛像池塘里牛儿打滚过的浑水,几十天不见,人都苍老了。大半晌,声音沙哑道:“杨梅告诉我,你有事离开梅村几天就回来,几天过去后,她就病倒了。我日也盼,夜也盼,盼你回来她就冇得事。唉,现你再也听不到了,她白天黑夜里不停喊你‘哥’。”
我双拳狠砸自己头,哭声里,发出绝望的吼叫。阮叔伸手拢住我双肩,说:“娃,别把你身体也伤了。这是她的命,三伯婶说,她是被后院杨梅树精迷失了心智,临走前,还藏着躲着绣那杨梅花。杨梅花能绣吗?自古以来谁不知,谁见杨梅开花谁倒霉,她偏偏犯下了忌讳。”
“绣的花呢?”我哽咽着问。
阮叔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到厅堂坐下后,这才说:“在她坟前烧去了,后院几棵杨梅树我也砍倒了,不想让它去再害人。她屋里东西都没有动,我怕她有什么要留给你,等你走前到她屋里看一看。”
“爹,我不走,留下陪你作个伴。”我由衷地道:“留下来,每年清明到杨梅坟前点上两根蜡烛一柱香,让她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乡里有个女孩叫杨梅。”
“这声爹,俺就厚着老脸应允了,俺心里也早就把你当作女婿待,女婿也算半个儿。”阮叔端起袖口揉揉眼,眼睛已经没有泪:“杨梅说得对,梅村不是你呆的,乡里人土头土脸混不了出息。歇几天,待到心平再走吧。杨梅刚去那两天,我陪她身边也死去好几回。但活着的人还是要活呀,咱们不好好过,杨梅在下面也会过不好。”
阮叔拐进天井旁的正厢房,他曾说,这间要留给杨梅结婚做新房。阮叔磨蹭了大半天,才从屋里走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封面写着我的名,内疚说:“梅村有电后,公社知道你会鼓捣水电站,就跟大队来要人,是我顶住了,说你没有改造好,还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委会的李主任,打土匪时,我曾救过他家老少的命,他也拿我没办法。上个月,公社又在问,你有冇改造好。你说不去美国了,那就到公社水利工作站吃公家饭。杨梅说得对,这人呀,好歹也得往高处走。别怪爹私心,我嘴不说,心里可明白你和杨梅好着哩,当时我只想咱家三口在一起热热闹闹过日子。”
下午我独自到杨梅闺房呆了好一会。几年来,我头一回迈进这间小屋子,窗户面对后院的菜园,几棵杨梅树不见了,青菜长成杂草似的,园子荒芜了,放眼望去满目的萧条。床上被褥整整齐齐地码着,枕边摆着我送给她的北京布鞋和柠檬香的抹头油。靠里墙,一方方小手绢叠起来有书厚,她曾经一张张拿给我看过,这些都是她空闲时绣的花。我静静站在小屋里,注视着每一样物件,不忍伸手去触碰,生怕惊动了杨梅远去的灵魂。只是苦了我,从此后,再也听不到她叽叽喳喳的声音。
晚饭时,没忘记在杨梅坐的位子前,摆上一付碗和筷。我和阮叔白天把话都说完,两人对视一眼开始抿起杨梅酒。接下来,我喝多了,端起碗来往杨梅的碗边碰一下,“叮当”响一声,扬头喝一口,阮叔也迷迷糊糊在学我。“叮当,叮当,叮叮当”,清脆的声音,在寂静夜晚是那么的响亮。
我做梦了,梦到杨梅树开了花,梦到杨梅在杨梅树茂密的绿叶间,探出月亮般干净的脸盘。她露出那颗俏皮可爱的小虎牙,两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
二
梅村村口有棵老榕树,伸出来的粗枝上吊着一节短铁轨,铁棍一敲起,“当当当”地飞上了天空,落入山谷后,又传来“嗡嗡嗡”的回响。响声中,村里狗儿先赶到,它们聚在榕树下,这只亲热舔舔那只头,那只轻轻咬咬这只尾,或是撒娇似在地下打着滚,或是绕着榕树转。几只凑热闹的公鸡和母鸡,混在狗堆里。它们张牙咧齿,一惊一吓地,扑闪着翅膀,这边飞,那边跳。
渐渐地,榕树下围满人,他们是梅村能挣工分的劳动力。阮叔是生产队的小队长,这时他就是大领导。他人不高,人可精神着,为了让大家都能瞅见他,每次讲话都是站在盘出地面的树根上,这一来,比乡里人自然高出一个头。他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食指头探到唇边沾口水,翻看着。昨晚油灯下,本子里,他已经安排好生产队今天做的活。
村里懂得写字的没几个,阮叔是其中的一个。年青时,他是梅村的民兵,白天配合解放军进山去剿匪,晚上还要来回几十里地走夜路,参加夜校扫盲班。提起这段经历来,他老摇头,说识字比在山里、田间、地头干活还要累。后来我翻看过他的小本本,十个字里倒有一半错别字,只有他才明白写的是什么。比如耙田的“耙”,写成了“八”,开渠的“渠”,写成了“区”,蓖麻油的“蓖”,直接写上“屁”。
阮叔干咳了几声,一双不大的小眼睛,犀利地在四周扫一遍,人群安静了下来:“谷子灌浆了,田里还得施次肥,催催它。仓库化肥不多了,每组安排两人随杨梅到大队挑尿素。”
阮叔嘴里说着的杨梅,站在我身旁,几天前才认识她。
大前天,大队通信员领着我,沿着崎岖山路绕着山岗转。衣裳都被汗水浸透了,喉咙火烧火燎干渴着。晌午后,走进了梅村,在路边一道围墙下歇下来。这是一户人家的后院,主人种了几棵杨梅树。那果儿,一粒粒,红彤彤,绒球似的,闪着亮晶晶的芒刺,一簇簇坠在枝叶间。
通信员干咽着空气中的杨梅味,喉节上上下下地滚动。他放下了行李,蹲在墙根下,拍拍黝黑宽厚的肩膀,对我说:“来,你身轻,摘几枝果子解解渴。”
我迟疑:“可以吗,主人你认得?”
通信员大咧咧道:“哎,乡里乡亲,晓不晓得没有关系,采几个果儿不犯法。”
我也渴,听他这么讲,踩着他膀子爬上土墙头。冷不丁,围墙狗洞窜出一条大黑狗,吓得通信员蹦到路边一堆柴垛上。就刚才,还跟我显摆他在部队当过侦察兵,如何如何的英勇,一条狗,让他颜面突变吓怯胆。
那黑狗,仰起头,一会左,一会右,冲着我们“汪汪汪”叫。它的利爪深深抓入泥土里,往后屈着腿,鼓出一条条结实的肌肉,整个身子带着力量往前倾,随时准备要攻击。
菜园内,一位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女,身穿水红色衬衣,肩上打的补丁有巴掌大。她左手臂弯挂着小提篮,右手举把小剪刀,弯腰朝紫蓝紫蓝的茄子蒂头剪下去,一根根落到竹篮里。听到狗在叫,她抬头,看到有人骑在土墙头,握紧剪刀贴胸前,脚下布鞋露出的趾头,下意识往草丛藏。也许是没见过这张生面孔,盯住我,转动一对乌黑的眼珠,目光警觉又疑惑。
这一天,我认识了梅村一位可爱的女孩,她有个好听好记的名字叫杨梅。杨梅她爹就是小队长,我是唯一分配到梅村的知青,一切自然由他去安排。乡村是个自然村,没有搭盖知青点。他把前院一间土坯房腾出来,顺口道:“一个大男人,煮饭不方便,俗话说,多个人,添饭不添菜,杨梅灶头不差你一口。吃多少,用多少,这账我会记着呢,到年底,分红时再按人头平均摊。”
阮叔合上笔记本,伸出食指冲着我比划道:“这农活,虽然粗,不比识字要容易。到地里,田埂恐怕你眼下都站不稳,教你现在还费功夫,你也随杨梅去挑肥。”
三
今天一大早,阮叔见我起床后,又是挤牙膏,又是拿雪白香皂往毛巾抹,瞪着双眼像看西洋镜。等我漱洗好,阮叔不屑地摇摇头,嘟嘟囔囔道:“城里人过日子,就是这么瞎折腾?”
“桂花香吧,乡里八月间也有这个味。”杨梅陶醉了,眼睛半闭轻轻地呼吸,脸上露出小酒窝,三分浅笑还带七分甜。
阮叔不满扫了杨梅一眼光:“这个香,那个香,有锅里蒸出的米饭香?还愣啥,出工了。”
话说完,取下宝贝似高高挂在木壁上一截乌黑发亮的铁棍,倒背手,出了门。看得出他对我有成见,两天前,送我来梅村的大队通信员,临走时也没忘记叮咛他:“大队书记吩咐了,他这知青成份不一般,所以才分到自然村,要好好监督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走吧,我爹敲钟了。”杨梅听到村里扬起“当,当,当”的响声,冲我伸出一截小舌头,扮了个鬼脸:“你别怕,他最凶就是这个相。”
昨晚我就听到他父女俩在嘀咕,原本是阮叔带人去挑化肥,杨梅说:“爹,我替你。天热了,顺便到合作社,剪几尺布料扯两件薄外套。家里没有见得人的衣裳,见了生人都害羞。”
她说完,还端起眼角瞄了我一眼。
杨梅知道她爹的分工,扁担替我带来了,两头扎着捆化肥的棕绳。她把一根两节多长的竹筒挎到我肩上,告诉我:“里头冲的是酸梅汤,口干了,拨开木塞倒着喝,很解渴,防中暑。”
几个妇女交头接耳在议论:“杨梅这丫头,见到外乡人,身上刺儿变软了。”
梅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姑娘也只有那么几十个,杨梅是其中最漂亮的姑娘。后来我才知道乡里人给她取个外号叫八角螺,意思是浑身长满刺。那螺生在水田里,是乡里人饭桌上常见的一道菜,要是浑身带着刺,谁还敢去碰,谁还敢去摸,更别提嘴儿对着嘴儿吸螺蛳。这个外号不很雅,但也让人明白她的脾气。乡里人没见过玫瑰花,不晓得拿带刺的花儿打比方。
杨梅不理会,当着没听见,大大方方地吆喝着我跟她走。
回来的路上,我出尽了洋相。在大队部,我跟杨梅抢着装四包尿素挑,她毫无商量地往我扁担一边捆上了一袋。开始还轻松,越走肩头越沉了。上坡时,双脚好像灌满铅,每抬一步都有千斤重。下山时,两腿打哆嗦,一个劲儿想往山下冲。杨梅见我踉踉跄跄喝醉似的,一路抿着嘴儿笑,叫我累了歇一歇。她的话还真不能听,越歇越想歇,被他们远远地甩身后。这可连累了杨梅,她走一程,放下担子回头帮我挑一程,我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惭愧得没脸敢瞧她。
回到梅村天黑了,我那件白衬衫的肩上,血肉模糊成一片。阮叔见我这模样,想笑没笑出,撇撇嘴,摇摇头,很不满:“你看你,一个大男人,咋是这副脓包相。明儿不许再穿白衣衫,乡里人瞧在眼里不吉祥。哼,戴孝似的。”
“泡泡脚,会解乏,呆会拿针线把脚底水泡再穿透。”杨梅端着小木盆送来了温水,转身又取来从菜园子掰下的芦荟叶,上面插着一枚带着线头缝衣针,教我使用芦荟处理水泡的使法。她累一天,没埋怨,白了她爹一眼:“谁天生下来啥都会?人家可是城里的读书人。”
“闺女咋就偏心了,平日对爹也没这么去孝顺,女大不中留,胳膊儿尽是往外拐。”阮叔带着醋意说。看杨梅粉脸红起一大砣,觉得讲出这话过头了。他对这个女儿特别宠,生怕她使出什么小性子,摇着头又把话儿岔开了:“对,城里人,平日运动就是跑跑步,或是一大伙人汗流浃背抢个球,较起真来啥也不管用。”
然后到屋里拿出一瓶紫药水,帮我抹到肩头上,心疼道:“这瓶紫药水,两年前取回还没拨过塞,上次我手背划破化了脓,也没舍得用,今天倒是给你开了荤。”
四
大队挑肥回来后,我下田泼了几天的尿素。第一天,连人带桶从田埂摔到田里好几回,逗得乡里人笑得差些背过气。阮叔又好气,又好笑,不停摇着头,几乎把我当作废人瞧。正好村里放牛的老田头,患上严重关节炎,要住到嫁在山外的闺女家看病,杨梅央求他爹让我接过老田头的活,摇身一变我又成了放牛郎。
队里水牛有八头,还有两个出生不久的小牛犊。每天早晨钟敲响,我就自觉来到生产队的牛圈。刚开始,拉开木栏栅,任凭我咋吆喝,它们神态安然在牛圈散步似的,许久后,才慢慢吞吞走出来,那对圆圆的大眼睛,和阮叔那双小眼一个样,根本没把我装里头。
水牛一出栏,倒是它们领着我,慢悠悠地往村外那条小溪走。小溪绕着村庄蜿蜒曲折着,河畔长满扭着身腰的河柳,长长柳条疏密有致垂到水面上,两岸如挂起两道翡翠似的幕帘。小溪下游拐出村口处,水流开始有落差。村里人在这里造了一间臼米房,水车筑在小溪旁。水车不知在这转了多少年,木色乌黑乌黑地发亮,阳光下,鳞片似,一闪闪,折射出细如发丝的光茫。
臼米房下方是片烂滩涂,长满嫩嫩的青草,还有一窝窝芦苇丛。牛儿低头啃了大半晌,圆嘟嘟的肚子开始撑出油油润润的光滑。正午日头当空照,火辣辣照在大地上,牛儿趟到浅洼里,打着滚儿水花四方洒,然后眯起眼睛趴在水面似乎在打盹,脊背上抹满一层厚厚的稀泥,待到泥巴干了剥落下,又在水洼里翻去覆来地折腾。
看它们随性的模样,心想,做牛比做人简单和自在。我胡思乱想时,杨梅身穿裁缝昨天交给她的新衣裳,站在臼米房屋檐下,摇晃着小手跟我打招呼。
我从芦苇丛遮阳处爬起来,走到臼米房。她已经把篮子里的碗筷摆在石板上,一海碗红薯粥,几个蒸熟的红薯,还有两根她自个腌制的水萝卜。看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她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笑出声,才开口:“慢慢吃,别噎着,没人跟你抢,明天我早些给你送。”
天刚麻麻亮,乡里人就到自留地里去忙活,种些红薯或其它的粗食,平日搭配大米当口粮。八点半,榕树上挂着的铁轨一敲响,吃完早饭再去出工,就已经九点钟。午饭大多是在地头吃,一直忙到了天黑才回家。晚饭吃过之后,为了省几块煤油钱,便早早吹灯上床睡觉了。
“冇要紧,冇要紧,你忙完事再给我送。”我也学着乡里人讲土话,放下粥碗拿手背试试嘴,这动作也是跟阮叔学会的,口袋里手帕不好意思掏出使,没话找话:“你爹给你取的名字真好听。”
杨梅还是抿着嘴,露出两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我爹没文化,是下乡干部帮取的,我出生时,后院里的杨梅正熟呢。”
“你娘呢?”说出口收不回,我觉得这话不该问。
“娘生下我,没几天,就死了。”她淡淡地说。
“我也没有爹。”这么说,只是想冲淡她那一点点的伤感。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官,四八年随国民党一支部队登上军舰到了台湾岛。那时母亲怀有我,没跟去,从此一家人再也没聚齐。提起父亲,我心情和杨梅一个样,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跟他一起生活过,只是看到别人有父亲,心里有些遗憾和惆怅。
五
梅村家家户户院前院后都种果树,那些果儿没人挑到山外卖,只留给自家解解馋。果树容易招蚊虫,一入夏,到傍晚,走在乡村的路上,一大群蚊虫,追你叮、追你咬。屋里闹得还更凶,整夜飞机似嗡嗡叫。
刚来头几天,我快要被蚊子逼疯了,它们“嗡嗡”叫,我两只巴掌拍得“啪啪”响,把自己脸儿也打麻。闹到大半夜,斗不过它,昏昏沉沉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脸上、脖子上、手上、脚上隆起无数带红点点的小包包。
阮叔看我这副捅了马蜂窝的模样,不停地摇头,那张像被乌烟熏过布满皱纹的老脸,如柿子裂开花,笑着说:“这城里人,长的可是唐僧肉。你看你,还一天到晚抹香皂,弄不好,哪天苍蝇也想在你身上做个巢。”
我也纳闷了,这蚊子咋就不咬他们呢。杨梅告诉我,乡里人都在屋里撒了“六六六”,难怪村里弥漫着浓郁的农药味。杨梅知道我对这味儿不喜欢,想出驱蚊的办法。她不知从哪抱来晒干的艾草,扎成一小束,教我睡觉前点着它,在屋里头床上、床下,墙边、墙角挨着熏。她说以前没“六六六”,村里人都是这么做。后来有了“六六六”,这药味儿虽然不好闻,倒省去了每天要熏艾草的功夫。
这一晚,熏完艾草带上门。我端把凳子坐在院子石榴树下,等那味儿淡了再进屋。
夏之夜,乡村宛如天然的舞台,编排一幕有色有声的大戏。远处望,黛青色的山峦,似一幅浓汁泼出的水墨画,墨汁仿佛还在缓缓地流淌;田野间,漫空飞舞的萤火虫,一闪闪,亮晶晶;天空上,明月正当中,无数星星若隐若现地眨着;而蛙声,这边才落下,那边又响起,那节奏,或轻或重地拍打着静谧的夜晚。
孤独地坐在这样的夜色中,最容易滋生心事了。
我想起了母亲,她在郊区农场过得怎么样,她从小就是富有人家的千金,除了读书教书外,她哪里懂得喂什么猪。
我想起了还没毕业就被勒令离开的校园,大前年,学院停课了,到处都是五颜六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搭起的都是批斗大会的舞台。我也撞上了枪口,成了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的小毒草,树立了典型,我被专政的铁扫帚毫不留情地扫出了校门。在家闲了一年后,通过一位远房亲戚的活动,响应了号召,加入老三届的队伍,跟随着上山下乡的鲜红旗帜,来到了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还想,呆在乡村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依呀”一声响,杨梅端把竹椅在我不远处坐下来。她的房间在厅堂的阁楼上,晚上用完餐,我不再迈入厅堂的大门。皎洁月光下,杨梅左手端着篾片扎成的圆圈圈,上面套着一方雪白的手绢,右手捏着一枚穿了绿线的细针,翻过来覆过去,上下穿梭。
我凑上前,手绢上绣着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正在绣的是第三片荷叶,难怪她前几日对着大门前一口鱼塘直发呆,原来是看满池的荷叶与荷花。手绢上,几条比线粗些的留白,勾勒出片片荷花瓣,还有荷叶的脉络。那荷叶、花蕾好似张扬着看得见的生命力。只是荷花、荷叶颜色红的、绿的有些太夸张。这倒不怨杨梅对色彩选择有失误,来到乡下收鸡蛋、鸭蛋、鸡毛、鸭毛的货郎挑担上,摆放的线团匝匝数不出几个颜色来。
我禁不住由衷赞叹道:“想不到你手儿这么巧,若去学绘画,弄不准能做个大画家。”
“你这人干活不行说话行,那画家我可当不了,拿把扫帚在地下甩个一,那一字还像扭去弯来的蚯蚓。”杨梅听我说好话,很开心,抿着嘴,“扑哧”笑出声:“真的好看么?我屋里头床上席下,还塞着好多呢,你喜欢,我这就拿来给你瞧。”
没一会,她又“吱呀”一声轻轻带上厅堂门,手里捧着一叠大大小小的手绢。我接过来,对着月光一张张地欣赏。手绢上绣的是村里常见的山花、野花和果树花。虽然绣线颜色很单调,但那一簇簇映山红,那一朵朵如鹅黄似的梨花……还有那些粉红的桃花,维妙维肖、生动又活泼。我又翻一遍,问杨梅:“怎么不见杨梅花?”
“杨梅树开花,乡里人谁也没见过。”杨梅把又密又黑的长发拧成粗粗的一条,盘起绾到脑后勺,回答我。
她歪头开口说话时,我一怔,月光下,她左边唇角内,整齐洁白的齿,微微挤出一颗俏皮小虎牙,那可爱,仿佛触碰了我的心。她看我不知不觉地发呆了,也发现了我失态的缘由,脸一红,轻轻把两片薄薄嘴唇抿上了。
我拿话儿支开了,“生物学上说,那杨梅花只在夜间开,就像昙花似的,一现就不见。”
“杨梅夜里开花我知道,那昙花又是什么花?”杨梅不再正着脸儿面对我:“咋没听过呢。”
我正要给她讲“昙花一现”这句成语时,厅堂木门又是“吱呀”一声响,阮叔站在门坎外,抬头望着天空好一会,咳一声,朝院子一边茅厕走去了,仿佛没有看到我们。我和杨梅抬头瞧瞧越来越浓的夜色,两个人的脸儿一红一白的,换了好几次,最后悄然分开了。
别看阮叔对杨梅管不严、不在乎,其实那双小眼睛,就像他养的那条大黑狗,打着盹儿也没忘记睁着半只眼,何况我还是摸不出根底的外乡人。
六
杨梅说,今年雨水多,树上果儿都没有去年甜,水稻也晚熟。待到七月,连接十几天骄阳烈日,田里的稻穗突然变成黄灿灿、沉甸甸、金子似的,乐得稻竿弯下腰。
梅村到了一年最忙的时节,“双抢”开始了,能干活的都派上了用场。阮叔搞起生产还真有他的招,他把男女老少强强弱弱搭配成若干组,再划出若干块责任包干区,每个小组立下军令状,延误一天就从小组里抽出他们的工分,奖给其它支援他们的小组。
“双抢”时节,阮叔也用不着每天去敲那节挂在榕树上的铁轨,天见亮,乡里都是喊人起床的吆喝声。第一天,到田间,小组长裤管卷起下了田,挥舞手中的镰刀,顺着往一边倾斜的稻子开了镰,“刷刷刷”,没一会,腾出一块空地来。他指挥年青人,把几架脚踏甩谷机,抬到铺好塑料泡膜的田中央。大伙开始忙起来,割稻的割稻,脱谷的脱谷,还有人把脱落的谷子往篓筐装,装满一挑就朝村里晒谷坪里赶。晒谷坪里守候着妇女晒谷队,她们还要顾家务,算工分时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
小组长分工时,我和那些十四、五岁半大的孩子是一伙,尾随割稻的,抱着一捆捆割下的稻子,往脱谷机那边送。我不服,开始是抢着要上脱谷机,杨梅赶过来,满脸紧张道:“使不得,这家伙会欺生,滚起来,想让它停都停不下,弄不好,稻草带着双手往里拖,指头都要被打残。你想玩,等有空闲我教你。”
我一听,心头也打鼓,脸上一阵红过后,抢过她手中的镰刀,加入收割的队伍。一样还是出洋相,先是拽着一把稻竿在左手,镰刀还没碰到它身上,稻子连根带泥被我拔起来,整个人一屁股坐到水田里。人家已经转了几来回,我离田埂边却有好大的一截,还两次割破自己手。小组长瞧不下去了,走到身旁大声呵斥我,他也是把话甩给一旁的杨梅听:“什么时候了,想玩你们拿镰刀到山边割猪草,别拖了小组的后腿。”
他的话,理也直,气也壮,杨梅想回呛,找不到词,憋红一张脸。我把镰刀还给了杨梅,还是乖乖去抱稻子。中午歇息时,两只手火辣辣的,我走到水田旁的沟边想用清水凉一凉,杨梅过来制止道:“洗去泥,待会干活流了汗,手上就像撒上盐巴腌似的疼。”
二十多天过去,稻子收割后,田也犁过耙过了一番,秧苗抢着插下去,“双抢”告一段落。山坳里的平坝又变样,一块块水田,宛如一面面镜子,无论白天或夜晚,阳光月光还是星空下,泛起涟涟的光茫,那秧苗,有如蜻蜓点水般。
这个夏天过后我也变了样。
我陪杨梅提着洗衣桶来到小溪边,杨梅说:“黑了,再过一年和乡里人长得准没两个样,人家瞧了也不刺眼了。”
“我又不是八角螺,身上没棱没角没刺咋就刺人眼?”我调侃她。的确是,我身上皮肤变黑了,手掌脚掌也长出茧,两边手臂给稻草拉出一路路细痕,结了痂还没完全剥落掉。扁担磨去几层皮的肩膀,比抹上菜油还光滑。走在窄窄田埂上,身体不再左右晃。
“说话腔腔都变了调,跟他们一起不学好,你是城里来的读书人,听爹讲,还是状元公。”杨梅扬起柳叶眉,白了我一眼,前几天,在晒谷坪跟村里青年闹着耍,也学着说了几句他们平日挂在嘴边的脏话,杨梅当时就狠狠盯了我一眼。没想到,今天她还计较着。
溪边妇女越来越多了,整个梅村也只能见到我一个大男人在洗衣服。阮叔很有人情味,除了老人和小孩,每家留守一个妇女在家忙家务。那些女人们,做好锅台灶下的事,开始三三两两端着木盆到小溪边。
“杨梅,你们家井水就是不一般,同在一口锅吃饭,身上的味都变成一个样。”这位大婶说的是我们身上的香皂味,我背地里早就听到乡里人在议论。别看阮叔开始时鄙视我洗脸洗澡抹香皂,在我潜移默化下,他也擦起香皂来,洗完澡,还喜欢抬起手臂凑到鼻孔嗅,不过他可舍不得买。
乡下人和他一样舍不得花钱买香皂,抹脸搓澡用的都是洗衣裳的土肥皂。香皂、土肥皂和牙膏,在乡村都算奢侈品。洗衣裳,用的是窄茶油渣渣压出的茶籽饼。她们头天晚上把要洗的衣裳浸泡在木桶和木盆,再渗和捻碎了的茶籽饼。第二天,到溪边,把衣服一件一件取出来,摊在一块平坦光滑的石板上,挥起手臂粗的捣洗棒,轻轻地锤,慢慢捣。然后提着衣领或裤头,浸入小溪中,任凭流水去漂洗,漂到看不见泡沫才拧干。
七
山谷吹来的山风,挟带着寒意,老人开始穿上了夹袄。后院里几棵杨梅树叶子变了色,蝴蝶似的飞舞着,一片一片落到地面上。
又是一年秋收过去了,田里的水放干后,开始闲下来,只待来年春天灌水再开犁。以前听说还种些农作物,自从“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下达后,不再搞那些副业了。这时节,大队包队工作组的干部,偶尔也会来开开会,听说我这个知青,还是读过两年大学的大学生。于是,给我丢下一叠《人民日报》和省报,让我每天给社员们一张一张地照着读。
乡里人闲着时,我倒成了梅村的大忙人,白天要为每家每户统计一年到头挣下的工分,晚上还得在小队部煤油灯下为他们读报纸。第二天,洗脸时拿着毛巾的一角往鼻孔里塞,拉出来都是油黑的。
母亲来信了。母亲是师范学校的讲师,我离开家没多久,母亲也被学校下放到“五七”农场去劳动,这次来信是满怀悲伤告诉我,说是哥哥下海投敌被民兵打死了。哥哥比我大好几岁,是他带我长大的。他是省城齿轮厂的技术员,文革加入造反派,写下决心书,声明和反动家庭脱离了关系,满腔热血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后来,他们这一派又被另一派打倒了,但我怎么也没往那方面想,他会听信海峡上空飘来的传单,套上一条车胎跳下海,要到那座小岛找父亲。
这一天,我在溪边洗好衣服后,独自来到水车旁,躺在青石板上,仰头望,整个天空是湛蓝的,几朵白云被风儿越扯越薄越大片,像是给太阳蒙上了面纱。
青石板,透心地凉,倒让我那颗浮躁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以前总以为眼睛能看到的世界太小了,现在觉得拥有身边的山和水,还有一片干净湛蓝的天空,心里已经非常地知足,觉得远离城市生活是庆幸的。若和省城比起来,乡村的确是套在老牛身上拖着走。乡里人眼光被山挡住看得不是那么远,但那颗心却是远离尘世纯净的,最大的事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至于谁要把谁踏到脚底下。
杨梅轻轻咳一声,不知啥时悄悄地蹲在我身旁。杨梅早已察觉到我郁郁寡欢的心情,以为我是累出病,前几天嚷着叫她爹爹放我几天工,让我到大队卫生所打几支葡萄糖补一补。后来看出我是有心事,她的话也少了。
看我把目光投向她,她舔舔嘴唇轻声细语道:“有心事你要说出来,不说给人听,就说给山听水听和树听,说出以后心里才宽松。”
“哪有什么心事呀。”我摇摇头,长大后,算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也不喜欢给人讲,事情已发生,人家听了,除发出一声同情的叹息,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来。
“你瞒我吧,别认为我不知道。”杨梅垂头歪到一边道:“是不是看到大队里几个知青参军的参军,上调的上调,你也想离开乡下了,所以心里不舒服。”
“没这事,如果骗你是小狗。”我对天对地发誓道,这些年,我们这些知青狂热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从内心说,我便不排斥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与当下疯了似喧嚣的省城相比较,眼下的梅村,就像世外桃源了。只是灰色的身份,让我心境有种充军发配似的惆怅和伤感。但我心里根本没有打算离开梅村的念头,参军政审过不了关,要回城,走后门排队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怎么也轮不到我身上。
杨梅听我这么说,开心一笑,不小心又露出她的那颗小虎牙:“谁要你来当小狗,我那爹心也忒狠,他算到过年都算不清的账,现在倒好了,抓你来当替死鬼。”
水车在“吱呀,吱呀”叫,杨梅见我开心话也“叽叽喳喳”多起来:“家里米缸快见底,下午你帮我到臼米房来碾米。上次的糠打得太粗了,小鸡都不肯吃,这回你可别偷懒。”
我望着水车溅起的水花,再望望绕着村庄走的小溪,拍拍脑袋,一激灵,心事活起来。我怎么忘了老人家还说过一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呢。我在大学学的是水利系,眼前这条小溪流,水流量平稳,不受季节的影响,到了臼米房这一处,还有几米小落差,若是利用小水轮机组建个小型水力发电站,供应乡里几十户人家用电没问题。
“如果有电磨就好了,打成面粉也可以。”我随口说。
杨梅接过茬:“那电咱村甭去想,公社水电站太小了,供给大队的电,晚上也只有几个时辰在亮着。你来头一年,城里有个专家说要在咱们这当试点,推广乡村小水电站。乡里人忙了好一阵,小坝筑好了,机器也从山外抬来了,左盼右盼专家却没来,听爹说,他是苏联特务被抓了,那些烂铜烂铁,现在还躺在生产队仓库,蒙着塑料泡膜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