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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诗歌现场很久了，归来，只是为了在世俗中寻找灵魂的另一个出口”。汤松波曾如此感慨。他的《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锦绣中华》、《东方星座》等宏大构思的诗歌篇章正是他在世俗中寻找灵魂另一个出口的诗意路径。而在这些诗篇中，善于构筑洪篇巨制的汤松波以“字思维”、“诗歌地理”、“东方性与中国化”等理念架构了《东方星座》这一蕴涵了传统文化、历史、地理、思想于一炉的巨大星座，诗意地挖掘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字文化中所潜孕的民族标识符号中的深义，呈现了东方文明中璀璨的华夏民族之光辉。
一、从“字思维”出发：诗性空间的展开
张清华曾敏锐地指出汤松波所在《东方星座》中所援引的“字思维”方法：“用什么样的思维与形象来贯穿全篇呢？这是写作的关键。作者在这里巧妙和聪明地借助了汉语独有的‘字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各个民族名称展开式吟咏与诠释，来累积和深化诗意，铺排叙述与推动抒情，这就使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传统内涵找到了一个凝聚点，也使作品的结构找到了凝聚点” [1]。张先生的“发现”是犀利的，但可惜他没有随着自己的发现深入下去进而探究汤松波运用“字思维”的诗学意义，而是浅尝辄止地点到为止。事实上，汤松波对“字思维”的运用，绝不仅囿限于形象与思维上对全篇结构的“贯穿”作用，“字思维”已成为汤松波构建其诗学体系的基石与路径。
“字思维”是由画家石虎在《论字思维》一文中提出来的，是指汉字的造字过程及意义发生过程中的思维。在中国诗学史上，是石虎首次将“字”的问题提高到了诗学的高度，他对汉字文化深蕴内涵的开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汤松波巧妙地把“字思维”作为建构《东方星座》之诗学体系的切入口，自觉把汉字引入诗性思维的追求层面，开掘汉字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唤醒整个民族的感觉、记忆与文化想象模式。如《汉》中对汉族的诗性书写，他从音形义三方面着手，前一节中对“汉”字的原始起源（炎黄子孙）、字型（且飞且舞）、文明（四大发明）、思想（孔孟学说）、语言（七大方言）、字形（方块汉字）、民俗（大屋顶、四合院、中山装、旗袍等衣事住行）、文化（生肖、书画、医药、武术、宗教等）各种含义进行多维诠释，使“汉”民族在“字思维”的诠释中逐渐呈现其全貌；在后两节诗中，诗人从声调、谐音两个角度诠释了“汉”。“汉”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都被囊括入“字思维”所编织的网络之中。
汉字是与西方语言迥然有异的独特符号系统，本身沉积着初民集体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感觉方式和精神内蕴，是音、形、义的聚合体。汤松波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着手开掘，着重体现在字象、字义、字音三个维度的构建。
字象是字思维的核心要质，“字思维”是基于字象的诗性思维，石虎曾指出：“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就是‘字思维’的全部含义。”[2]在他看来，字象的并置、变形等重组能构筑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字象中心则能激发玄妙的诗性空间。汉字的标志性特点是“趋象性”，这种“趋象性”常使汉字摆脱拼音文字的抽象与概念而直接进入到与自然万物的触摸中，因此汉字能激起想象空间和诗性空间，这便是“字思维”的重要作用之一。汤松波在诗中非常重视对“字象”的把握与延展。如《回》，诗人主要从“回”字的视觉角度铺开对“回”民族的诗意诠释：
请君看看
这个回字
像不像一幅
精装细裱的画
里面一小口
是画心
外面一大口
是画框
棱角分明
正正方方
可悬可挂
可赏可观
这是《回》一诗的前三节，诗人主要从“回”字的字形切入。而后诗人则从这“看”的视角推展开，巧妙地把风景名胜“清真寺的轮廓”、“新月的画眼”，回族特产如灯彩、地毯、苏绣、象牙、景泰蓝、汤瓶、虎图白，回族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以及回族的历史名人如才子赡思丁、哲学家李贽、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航海家郑和、亦黑迭儿丁、画家高克恭、改琦、官员海瑞、民族英雄马本斋一齐网罗进“看”之中。最末一节诗人不忘从听觉方面纳入“马九皋的散曲”、“花儿”与“回回乐”等回族的民族音乐。民族风情、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等全都囊括入“回”字的“字思维”之“字象”中。《瑶》则是汤松波运用字思维的字象并置方法的典型：“瑶/曾经一步一摇/走在崎岖的山道//是朝廷的徭役和刀矛/让一步一个血印的/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蓝瑶/过山瑶/白裤瑶/红瑶/蓝靛瑶/八排瑶/平地瑶/坳瑶/把巍峨的群山选作避难所”，虽然诗句中的“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蓝瑶/过山瑶/白裤瑶/红瑶/蓝靛瑶/八排瑶/平地瑶/坳瑶”包括的是瑶族的各个部落，但诗人把这些名称并置在诗行间，每个名称独自成一行，使“瑶”字散点式铺开成11个意象，这些意象以各自的部落特点并置嵌呈于诗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图景。这种字象并置的方法诗人运用娴熟，《东方星座》中处处可见，如《壮》中“壮乡美”、“壮人甜、”壮歌美、壮戏、壮锦等，以“壮”字为字象中心延伸到壮族的各个侧面，让“壮”族的风情特色一览无余；《藏》中以“藏”字为字象中心拓延至“藏羚羊”、“藏獒”、“藏红花”、“藏医”、“藏戏”、“藏文”、“藏学”等物象，呈现出“藏”族文化的盛宴。《畲》、《水》、《土》等诗都无不采用了字象并置的手法。
字义是汤松波字思维延展所希求抵达的内涵终极。汉字是音形义的多重复合体，字象作为任何汉字进入阅读者视线的原始媒介，常与物象相融合而产生“义”或“意”。同时，由于“字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图式”，强调直觉与理性的统一，字义便在这种统一中孵化而出。汤松波的诗正是在直觉与理性相统一的直觉思维图式中呈现各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性思维。汤松波以字象为基点，会同字的义与音，通过联想、想象、象征多重因素的聚合而呈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如《维吾尔》一诗中，“维吾尔”三个字是原始字象，由此拆解的“团结的意思”、“联合的意思”、“协助的意思”、“凝结的意思”显然是由字象而延绵的“意”；《满》中则由“满”的字象而联想到“满则溢”、“满招孙”、“满足”等词语的涵义。这种由单个字引申出的感觉、记忆与文化内涵等都凸现了各民族各自独特的形象与特质。
字音也是汤松波常撷取的字思维质素。字音是属于时间维度的汉字元素，与字象（形）构成汉字的时空立体性。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上，字音对于字义的接收与输送至关重要，传达着生活经验、记忆与情感，如《藏》、《怒》、《汉》、《畲》等诗都利用了谐音或声调的四声。且看《汉》中的末两节：
也有过第一声：憨
还有过第二声：寒
更有过第三声：呐喊的喊
现在是第四声了：汗——
汗水不会白流的
汗
迟早又要令西半球汗颜的汗
前一节是巧妙地以四声链接“憨”、“寒”、“喊”、“汗”四个汉字，而末一节“汗”则由四声切换到谐音层面，以“汗水不会白流”、“迟早又要令西半球汗颜”传达了诗人的民族自尊情结，糅合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坚韧、强大等民族特点。
在字思维所拓展的想象空间与诗性空间里，汤松波铺展开五十六个民族的诗意图画，构筑了一个积淀着深厚民族文化的诗歌世界。
二、诗歌地理：民族性的构塑
自从2006年9月召开的“中国诗歌学术论坛”触及“诗歌地理学”及《诗歌月刊》“下半刊”于2006年第8期推出“诗歌地理五人谈”以来，“诗歌地理”就成为一个迅速延展的诗学命题，关注诗歌与诗人的地域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关系，张立群在《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诗歌地理学”的生存可能性，并提出诗歌地理学的四个重要环节：历史、文化、时代、心理[3]。虽然“诗歌地理”的概念尚待得到诗歌史叙述的确证，但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却显然承接起了这一诗学命题的思维视角，五十六个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域性必然带来不同的民族特色，形成不同的民族习惯、文化模式、心理结构与情感机制，汤松波在其诗歌中尽情展示了五十六个民族基于地理维度上不同的民族特色。当然，汤松波对诗歌地理理念的运用并不是完全依照张立群先生的“历史、文化、时代、心理” 四个环节来对各个民族进行描画，而是从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层面剖析了五十六个民族名称背后所潜藏的丰富风情，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域性的差异而在其诗歌中显示出了格外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是地理层面的诗意描画。由于五十六个民族所聚居的地理位置有异，因此每个民族的形成都有其民族的地理特征，如 “是绝唱/是金沙江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湾/这些绝唱/予它以绝妙的营养”、“东巴文/哥巴文/或许是玉龙雪山折射的/一缕缕夕阳”、“这是在大研镇/在大研镇比爱情还幽深的/街巷”、“泸沽湖畔走婚的阿夏/是一粒从《东巴经》里/漏出的糖”（《纳西》）中颇富特色的系列著名地理名词映现出纳西族独特的身影；“中国，有/神奇的大西北//大西北，有/神秘的大草原//大草原上，有/神驰的骏马//骏马上，有/白天鹅的部落/——哈萨克”（《哈萨克》）中的大西北、大草原、骏马等突出了哈萨克族所聚居的地域特征；《鄂温克》中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江流域，《德昂》中的保山、澜沧江、耿马、镇康、永德，《保安》中的河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等等，汤松波巧妙地把各民族的地理信息与民族的地域特征、民族独特性糅合起来，描画了各民族的诗意图景。
其次是历史记忆的诗意言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成长的独特历史，汤松波挖掘了每个民族的成长“故事”和历史记忆，以诗的话语方式言说出来，使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蒙上了一层诗意色彩。如“流云在高空临摹了多少回/也临摹不出他们三千年的崖画”（《佤》），三千年的历史变迁衍生出佤族，而这三千年里，佤族的历史谱系中经过了多少风雨，“云南。西盟。沧源。孟连。/澜沧江。萨尔温江。阿瓦山。”这是佤族祖先血脉在祖国大地上的分布图谱，“汉益州。唐南诏。宋永昌。”则描画了佤族在地理延伸上的历史演变。此诗中还以蒙太奇般的手法场景式呈现了佤族的人口繁衍、生活习性、服饰、饮食、文化、爱情与婚姻、禁忌、劳作、教育等方面的图景，诗人采取了“新生代”诗人所擅长的拼贴手法散点式地把不同场景和片段拼贴糅合，由于这些场景和片段深厚的历史内涵，因而有效地避免了“新生代”诗人的“破碎”效果，巧妙地书写了历史记忆。正如诗人所表达的：“这些符号，这些记忆/这些痛。这些欢、这些结/这些亮点/有的已深深刻入了/勐省河流域半山区的崖画里/更多的则活在/崖画之外”，诗人在诗中所记忆的佤族历史细节，有的是已经被写入历史“故事”的，有的则是当下活历史。《苗》的开头诗人写道：“历经了几千年的迁徙/这些苗儿/才扎根拔节”，苗族几千年的迁徙变迁归结于“苗”的扎根拔节，这种贴切契合的联想巧妙地展现了丰富的历史记忆。《羌》中“三千年来都未曾改名的古老民族/一时间，遭遇了大地深处的/闪电 风暴”、《锡伯》中“历史的脚板上/有一层厚厚的硬壳/属于锡伯族/属于锡伯族铸造的荣誉”等诗句都追寻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书写中凸现各民族的形象。
再次是对各民族文化的呈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历史故事中最具魅力的视点。“偏偏是在/中国最干旱的地方/泡出了最可口的/一碗又一碗/三香茶//而手抓羊肉的盛名/并不需要西北风来浮夸/——大西北有多大/它香香的盛名/便有多大”（《东乡》）呈现了东乡的三香茶、手抓羊肉等饮食文化；《基诺山》里那“基诺山的童话里/彩插着一幅幅惹人眼热的/香蕉木瓜普洱茶”、“基诺山的情话”、“擂响太阳鼓的民族”、“锁梅叶酿制的新米节”等凝塑了基诺山民族的独特文化习惯，《乌孜别克》里描画了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能歌”、“善舞”、“豪饮”、“常乐”等民族文化，《俄罗斯》则呈现了俄罗斯族别开生面的“踢踏舞”。汤松波以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展现了这些大异其趣而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闪耀着文化寻根与破解历史文化基因的理性光晕。
此外，汤松波还从时代与心理层面展示了各民族的特色，如诗人在写羌族时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写进了诗里，显示了相当强烈的时代意识：
幸亏有一个中国的1
海峡两岸的2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3
四大洋的4
五内如焚的5
六亲同运的6
七尺之躯的7
汇成了哆来咪发梭拉西
汇成了废墟之上
一曲爱心的多声部大合唱
死者才得以安息
生者才更加坚强
诗人以羌族为基点，以地震为射线，把五十六个民族富于团结、和谐、爱心的民族精神融汇交集。而结尾处的“羌啊羌/2008，全人类同一个深深的/伤痛与祝福//羌笛何须怨大地/五十六个民族合酿的春风/必将点燃巴蜀大地处处生机/荡漾羌笛悠扬的醉意”，则更鲜明地勾画了羌与五十六个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相依相靠的关系，跳动着时代脉搏，应和着祖国当下的主旋律。《怒》这首诗则侧重地诗写了怒族人的文化心理，如“这一族放开手脚/跳猴舞 鸡舞 喜鹊舞的/山里人家/把一颗颗珍惜的玛瑙/佩挂/把一腔腔琐碎的烦恼/扔啦”、“这一族放飞心思/跳锅庄舞 洗衣舞 秋收舞的/辛劳人家/把一粒粒金黄的玉米/啃下/把一个黄金般的怒字/种在心里发芽”，怒族人乐观、舒放的心态在诗行中奔突，怒族人的形象与习性在“怒”字的字思维展开中凸显出来。
事实上，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因素早已糅合于民族形象之一体，汤松波近距离地细察和探究各民族特征，诗意地从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和心理等视角勾勒了各民族的独特轮廓，描画了一长卷匠心独具的民族画。
三、东方性与中国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达
从“东方星座”这一命名便可得知，汤松波的诗歌非常注重“东方”性的构塑。东方文明一直引无数外国人竞折腰，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的神秘的文化殿堂。确实，东方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早在5000年前，埃及、巴比伦、印度、华夏四大文明便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文明代表，西方古代文化中心希腊和罗马都是吸收了东方文明的乳汁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指出：“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4]东方文明中的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技术、神话与宗教、建筑与艺术等方面都对西方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之惠让西方人感受最深，中国的文字、诗歌、丝绸、印刷术、指南针、儒家思想、陶瓷等都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下的政治格局中，中国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是东方的标志。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奥运会的主办，中国更加扬眉吐气，“东亚病夫”、各国列强争相瓜分蹂躏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时，民族性、中国性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干精神。汤松波应和时代语境，以宏大的构架来诗写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五十六个民族，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意识。五十六个民族构成了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星座图谱，对五十六个民族的诗写方式也显示了汤松波对现代汉诗的中国化问题的自觉意识。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在对各个民族的诗写中，突出了五十六个民族各自在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技术、神话与宗教、建筑与艺术等方面的个性风格，淋漓尽致、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地勾画民族谱系图画，如《汉》中展示了方块汉字、龙凤呈祥的书法、四大发明、孔孟学说、大屋顶与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中山装与旗袍的服饰文化、八大菜系的饮食文化以及书画、中医、武术等各种文化；再如《乌孜别克》中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扮演的历史角色，《俄罗斯》中的踢踏舞，《纳西》中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表意文字哥巴文，等等，汤松波以对民族文化深潜的探掘与体悟而加以诗意的蘸染，以诗句来勾勒五十六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图谱。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虽然采用了现代汉语中的口语入诗，但他用口语创制了富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现代汉诗，用现代诗语和诗形发掘了五十六个民族各自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状况。《东方星座》中的这些现代汉语诗歌大多把目光和笔触伸向传统文化，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响汇合，也见证了汤松波传统的现代传达之话语方式的成功。
置《东方星座》于诗歌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汤松波诗学体系的架构之勇气可嘉，“字思维”与“诗歌地理”、“东方性与中国化”等策略是诗歌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先创性的诗歌实验，对于“诗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诗歌探索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这部诗集也并非无可挑剔，诗集中许多诗歌的诗性稍嫌不够，过于口语化，过于侧重对民族之名称的字面图解，有的让人甚至难免产生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之疑，“诗”性空间有待拓展和提升。
注释：
[1] 张清华：《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评汤松波的诗集〈东方星座〉》，《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2] 石虎：《论字思维》，《诗探索》，1996年第2期
[3] 张立群：《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8期
[4] 【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l989，P63
一、从“字思维”出发：诗性空间的展开
张清华曾敏锐地指出汤松波所在《东方星座》中所援引的“字思维”方法：“用什么样的思维与形象来贯穿全篇呢？这是写作的关键。作者在这里巧妙和聪明地借助了汉语独有的‘字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各个民族名称展开式吟咏与诠释，来累积和深化诗意，铺排叙述与推动抒情，这就使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传统内涵找到了一个凝聚点，也使作品的结构找到了凝聚点” [1]。张先生的“发现”是犀利的，但可惜他没有随着自己的发现深入下去进而探究汤松波运用“字思维”的诗学意义，而是浅尝辄止地点到为止。事实上，汤松波对“字思维”的运用，绝不仅囿限于形象与思维上对全篇结构的“贯穿”作用，“字思维”已成为汤松波构建其诗学体系的基石与路径。
“字思维”是由画家石虎在《论字思维》一文中提出来的，是指汉字的造字过程及意义发生过程中的思维。在中国诗学史上，是石虎首次将“字”的问题提高到了诗学的高度，他对汉字文化深蕴内涵的开掘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汤松波巧妙地把“字思维”作为建构《东方星座》之诗学体系的切入口，自觉把汉字引入诗性思维的追求层面，开掘汉字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唤醒整个民族的感觉、记忆与文化想象模式。如《汉》中对汉族的诗性书写，他从音形义三方面着手，前一节中对“汉”字的原始起源（炎黄子孙）、字型（且飞且舞）、文明（四大发明）、思想（孔孟学说）、语言（七大方言）、字形（方块汉字）、民俗（大屋顶、四合院、中山装、旗袍等衣事住行）、文化（生肖、书画、医药、武术、宗教等）各种含义进行多维诠释，使“汉”民族在“字思维”的诠释中逐渐呈现其全貌；在后两节诗中，诗人从声调、谐音两个角度诠释了“汉”。“汉”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都被囊括入“字思维”所编织的网络之中。
汉字是与西方语言迥然有异的独特符号系统，本身沉积着初民集体无意识的思维习惯、感觉方式和精神内蕴，是音、形、义的聚合体。汤松波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着手开掘，着重体现在字象、字义、字音三个维度的构建。
字象是字思维的核心要质，“字思维”是基于字象的诗性思维，石虎曾指出：“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就是‘字思维’的全部含义。”[2]在他看来，字象的并置、变形等重组能构筑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字象中心则能激发玄妙的诗性空间。汉字的标志性特点是“趋象性”，这种“趋象性”常使汉字摆脱拼音文字的抽象与概念而直接进入到与自然万物的触摸中，因此汉字能激起想象空间和诗性空间，这便是“字思维”的重要作用之一。汤松波在诗中非常重视对“字象”的把握与延展。如《回》，诗人主要从“回”字的视觉角度铺开对“回”民族的诗意诠释：
请君看看
这个回字
像不像一幅
精装细裱的画
里面一小口
是画心
外面一大口
是画框
棱角分明
正正方方
可悬可挂
可赏可观
这是《回》一诗的前三节，诗人主要从“回”字的字形切入。而后诗人则从这“看”的视角推展开，巧妙地把风景名胜“清真寺的轮廓”、“新月的画眼”，回族特产如灯彩、地毯、苏绣、象牙、景泰蓝、汤瓶、虎图白，回族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以及回族的历史名人如才子赡思丁、哲学家李贽、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航海家郑和、亦黑迭儿丁、画家高克恭、改琦、官员海瑞、民族英雄马本斋一齐网罗进“看”之中。最末一节诗人不忘从听觉方面纳入“马九皋的散曲”、“花儿”与“回回乐”等回族的民族音乐。民族风情、人文地理、历史文化等全都囊括入“回”字的“字思维”之“字象”中。《瑶》则是汤松波运用字思维的字象并置方法的典型：“瑶/曾经一步一摇/走在崎岖的山道//是朝廷的徭役和刀矛/让一步一个血印的/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蓝瑶/过山瑶/白裤瑶/红瑶/蓝靛瑶/八排瑶/平地瑶/坳瑶/把巍峨的群山选作避难所”，虽然诗句中的“盘瑶/山子瑶/顶板瑶/花蓝瑶/过山瑶/白裤瑶/红瑶/蓝靛瑶/八排瑶/平地瑶/坳瑶”包括的是瑶族的各个部落，但诗人把这些名称并置在诗行间，每个名称独自成一行，使“瑶”字散点式铺开成11个意象，这些意象以各自的部落特点并置嵌呈于诗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图景。这种字象并置的方法诗人运用娴熟，《东方星座》中处处可见，如《壮》中“壮乡美”、“壮人甜、”壮歌美、壮戏、壮锦等，以“壮”字为字象中心延伸到壮族的各个侧面，让“壮”族的风情特色一览无余；《藏》中以“藏”字为字象中心拓延至“藏羚羊”、“藏獒”、“藏红花”、“藏医”、“藏戏”、“藏文”、“藏学”等物象，呈现出“藏”族文化的盛宴。《畲》、《水》、《土》等诗都无不采用了字象并置的手法。
字义是汤松波字思维延展所希求抵达的内涵终极。汉字是音形义的多重复合体，字象作为任何汉字进入阅读者视线的原始媒介，常与物象相融合而产生“义”或“意”。同时，由于“字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图式”，强调直觉与理性的统一，字义便在这种统一中孵化而出。汤松波的诗正是在直觉与理性相统一的直觉思维图式中呈现各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性思维。汤松波以字象为基点，会同字的义与音，通过联想、想象、象征多重因素的聚合而呈现各民族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如《维吾尔》一诗中，“维吾尔”三个字是原始字象，由此拆解的“团结的意思”、“联合的意思”、“协助的意思”、“凝结的意思”显然是由字象而延绵的“意”；《满》中则由“满”的字象而联想到“满则溢”、“满招孙”、“满足”等词语的涵义。这种由单个字引申出的感觉、记忆与文化内涵等都凸现了各民族各自独特的形象与特质。
字音也是汤松波常撷取的字思维质素。字音是属于时间维度的汉字元素，与字象（形）构成汉字的时空立体性。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上，字音对于字义的接收与输送至关重要，传达着生活经验、记忆与情感，如《藏》、《怒》、《汉》、《畲》等诗都利用了谐音或声调的四声。且看《汉》中的末两节：
也有过第一声：憨
还有过第二声：寒
更有过第三声：呐喊的喊
现在是第四声了：汗——
汗水不会白流的
汗
迟早又要令西半球汗颜的汗
前一节是巧妙地以四声链接“憨”、“寒”、“喊”、“汗”四个汉字，而末一节“汗”则由四声切换到谐音层面，以“汗水不会白流”、“迟早又要令西半球汗颜”传达了诗人的民族自尊情结，糅合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坚韧、强大等民族特点。
在字思维所拓展的想象空间与诗性空间里，汤松波铺展开五十六个民族的诗意图画，构筑了一个积淀着深厚民族文化的诗歌世界。
二、诗歌地理：民族性的构塑
自从2006年9月召开的“中国诗歌学术论坛”触及“诗歌地理学”及《诗歌月刊》“下半刊”于2006年第8期推出“诗歌地理五人谈”以来，“诗歌地理”就成为一个迅速延展的诗学命题，关注诗歌与诗人的地域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关系，张立群在《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诗歌地理学”的生存可能性，并提出诗歌地理学的四个重要环节：历史、文化、时代、心理[3]。虽然“诗歌地理”的概念尚待得到诗歌史叙述的确证，但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却显然承接起了这一诗学命题的思维视角，五十六个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域性必然带来不同的民族特色，形成不同的民族习惯、文化模式、心理结构与情感机制，汤松波在其诗歌中尽情展示了五十六个民族基于地理维度上不同的民族特色。当然，汤松波对诗歌地理理念的运用并不是完全依照张立群先生的“历史、文化、时代、心理” 四个环节来对各个民族进行描画，而是从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层面剖析了五十六个民族名称背后所潜藏的丰富风情，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域性的差异而在其诗歌中显示出了格外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是地理层面的诗意描画。由于五十六个民族所聚居的地理位置有异，因此每个民族的形成都有其民族的地理特征，如 “是绝唱/是金沙江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湾/这些绝唱/予它以绝妙的营养”、“东巴文/哥巴文/或许是玉龙雪山折射的/一缕缕夕阳”、“这是在大研镇/在大研镇比爱情还幽深的/街巷”、“泸沽湖畔走婚的阿夏/是一粒从《东巴经》里/漏出的糖”（《纳西》）中颇富特色的系列著名地理名词映现出纳西族独特的身影；“中国，有/神奇的大西北//大西北，有/神秘的大草原//大草原上，有/神驰的骏马//骏马上，有/白天鹅的部落/——哈萨克”（《哈萨克》）中的大西北、大草原、骏马等突出了哈萨克族所聚居的地域特征；《鄂温克》中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嫩江流域，《德昂》中的保山、澜沧江、耿马、镇康、永德，《保安》中的河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等等，汤松波巧妙地把各民族的地理信息与民族的地域特征、民族独特性糅合起来，描画了各民族的诗意图景。
其次是历史记忆的诗意言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成长的独特历史，汤松波挖掘了每个民族的成长“故事”和历史记忆，以诗的话语方式言说出来，使每个民族的历史都蒙上了一层诗意色彩。如“流云在高空临摹了多少回/也临摹不出他们三千年的崖画”（《佤》），三千年的历史变迁衍生出佤族，而这三千年里，佤族的历史谱系中经过了多少风雨，“云南。西盟。沧源。孟连。/澜沧江。萨尔温江。阿瓦山。”这是佤族祖先血脉在祖国大地上的分布图谱，“汉益州。唐南诏。宋永昌。”则描画了佤族在地理延伸上的历史演变。此诗中还以蒙太奇般的手法场景式呈现了佤族的人口繁衍、生活习性、服饰、饮食、文化、爱情与婚姻、禁忌、劳作、教育等方面的图景，诗人采取了“新生代”诗人所擅长的拼贴手法散点式地把不同场景和片段拼贴糅合，由于这些场景和片段深厚的历史内涵，因而有效地避免了“新生代”诗人的“破碎”效果，巧妙地书写了历史记忆。正如诗人所表达的：“这些符号，这些记忆/这些痛。这些欢、这些结/这些亮点/有的已深深刻入了/勐省河流域半山区的崖画里/更多的则活在/崖画之外”，诗人在诗中所记忆的佤族历史细节，有的是已经被写入历史“故事”的，有的则是当下活历史。《苗》的开头诗人写道：“历经了几千年的迁徙/这些苗儿/才扎根拔节”，苗族几千年的迁徙变迁归结于“苗”的扎根拔节，这种贴切契合的联想巧妙地展现了丰富的历史记忆。《羌》中“三千年来都未曾改名的古老民族/一时间，遭遇了大地深处的/闪电 风暴”、《锡伯》中“历史的脚板上/有一层厚厚的硬壳/属于锡伯族/属于锡伯族铸造的荣誉”等诗句都追寻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书写中凸现各民族的形象。
再次是对各民族文化的呈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历史故事中最具魅力的视点。“偏偏是在/中国最干旱的地方/泡出了最可口的/一碗又一碗/三香茶//而手抓羊肉的盛名/并不需要西北风来浮夸/——大西北有多大/它香香的盛名/便有多大”（《东乡》）呈现了东乡的三香茶、手抓羊肉等饮食文化；《基诺山》里那“基诺山的童话里/彩插着一幅幅惹人眼热的/香蕉木瓜普洱茶”、“基诺山的情话”、“擂响太阳鼓的民族”、“锁梅叶酿制的新米节”等凝塑了基诺山民族的独特文化习惯，《乌孜别克》里描画了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能歌”、“善舞”、“豪饮”、“常乐”等民族文化，《俄罗斯》则呈现了俄罗斯族别开生面的“踢踏舞”。汤松波以不同的视角与维度展现了这些大异其趣而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闪耀着文化寻根与破解历史文化基因的理性光晕。
此外，汤松波还从时代与心理层面展示了各民族的特色，如诗人在写羌族时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写进了诗里，显示了相当强烈的时代意识：
幸亏有一个中国的1
海峡两岸的2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3
四大洋的4
五内如焚的5
六亲同运的6
七尺之躯的7
汇成了哆来咪发梭拉西
汇成了废墟之上
一曲爱心的多声部大合唱
死者才得以安息
生者才更加坚强
诗人以羌族为基点，以地震为射线，把五十六个民族富于团结、和谐、爱心的民族精神融汇交集。而结尾处的“羌啊羌/2008，全人类同一个深深的/伤痛与祝福//羌笛何须怨大地/五十六个民族合酿的春风/必将点燃巴蜀大地处处生机/荡漾羌笛悠扬的醉意”，则更鲜明地勾画了羌与五十六个民族之间和谐共处、相依相靠的关系，跳动着时代脉搏，应和着祖国当下的主旋律。《怒》这首诗则侧重地诗写了怒族人的文化心理，如“这一族放开手脚/跳猴舞 鸡舞 喜鹊舞的/山里人家/把一颗颗珍惜的玛瑙/佩挂/把一腔腔琐碎的烦恼/扔啦”、“这一族放飞心思/跳锅庄舞 洗衣舞 秋收舞的/辛劳人家/把一粒粒金黄的玉米/啃下/把一个黄金般的怒字/种在心里发芽”，怒族人乐观、舒放的心态在诗行中奔突，怒族人的形象与习性在“怒”字的字思维展开中凸显出来。
事实上，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心理等因素早已糅合于民族形象之一体，汤松波近距离地细察和探究各民族特征，诗意地从地理、历史、文化、时代和心理等视角勾勒了各民族的独特轮廓，描画了一长卷匠心独具的民族画。
三、东方性与中国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达
从“东方星座”这一命名便可得知，汤松波的诗歌非常注重“东方”性的构塑。东方文明一直引无数外国人竞折腰，在西方人眼里，东方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的神秘的文化殿堂。确实，东方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早在5000年前，埃及、巴比伦、印度、华夏四大文明便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文明代表，西方古代文化中心希腊和罗马都是吸收了东方文明的乳汁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美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指出：“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4]东方文明中的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技术、神话与宗教、建筑与艺术等方面都对西方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之惠让西方人感受最深，中国的文字、诗歌、丝绸、印刷术、指南针、儒家思想、陶瓷等都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下的政治格局中，中国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是东方的标志。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奥运会的主办，中国更加扬眉吐气，“东亚病夫”、各国列强争相瓜分蹂躏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时，民族性、中国性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干精神。汤松波应和时代语境，以宏大的构架来诗写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五十六个民族，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尊意识。五十六个民族构成了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的星座图谱，对五十六个民族的诗写方式也显示了汤松波对现代汉诗的中国化问题的自觉意识。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在对各个民族的诗写中，突出了五十六个民族各自在文字与文学、科学与技术、神话与宗教、建筑与艺术等方面的个性风格，淋漓尽致、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地勾画民族谱系图画，如《汉》中展示了方块汉字、龙凤呈祥的书法、四大发明、孔孟学说、大屋顶与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中山装与旗袍的服饰文化、八大菜系的饮食文化以及书画、中医、武术等各种文化；再如《乌孜别克》中乌孜别克族在丝绸古道上扮演的历史角色，《俄罗斯》中的踢踏舞，《纳西》中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表意文字哥巴文，等等，汤松波以对民族文化深潜的探掘与体悟而加以诗意的蘸染，以诗句来勾勒五十六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图谱。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虽然采用了现代汉语中的口语入诗，但他用口语创制了富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现代汉诗，用现代诗语和诗形发掘了五十六个民族各自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状况。《东方星座》中的这些现代汉语诗歌大多把目光和笔触伸向传统文化，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响汇合，也见证了汤松波传统的现代传达之话语方式的成功。
置《东方星座》于诗歌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汤松波诗学体系的架构之勇气可嘉，“字思维”与“诗歌地理”、“东方性与中国化”等策略是诗歌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先创性的诗歌实验，对于“诗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诗歌探索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这部诗集也并非无可挑剔，诗集中许多诗歌的诗性稍嫌不够，过于口语化，过于侧重对民族之名称的字面图解，有的让人甚至难免产生望文生义或牵强附会之疑，“诗”性空间有待拓展和提升。
注释：
[1] 张清华：《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评汤松波的诗集〈东方星座〉》，《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2] 石虎：《论字思维》，《诗探索》，1996年第2期
[3] 张立群：《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8期
[4] 【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l989，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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