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父亲时，他不停地寻找理由，诚如一个孩子，仿佛我发现了他的秘密，理直气壮而又恐慌。后来父亲笑笑，笑得那样难堪，一脸的皱纹都让笑容拉紧。我没有流泪，就是心里酸酸的。我不说了，打死我都不说了。我仰起脸，那些火、尘埃、水气凝成的阳尘，把屋顶装扮如风中裸露的岩石一样，灰黑，坚毅。

 父亲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和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一样，没有土地。后来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是如何欢喜，他从没有提过。我只知道，父亲和他的土地，养育了我们。小时候，看到父亲犁地，我就想，等我长大了，我就让父亲休息，我来犁。我长大之后，却把父亲丢在了村里继续犁地，我离开土地住进了小城。

 父亲的日子都在土地里。我们家的土地十几亩，春秋两种，全都是父亲一个人犁地。从这头犁到那头，又从哪头犁到这头，来来往往，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耕完这块耕那块，种了一年又一年。父亲从朝气勃勃的青年小伙，在地里走成了日暮老人。有时，我奇怪地想做一个实验：父亲在土地里的距离，该如何丈量？一步一尺，从地球出发，在茫茫的宇宙里，会抵达何方？

 对于土地，父亲胜于熟悉自己的身体。哪里有石头，哪里土深，哪里土浅，耕种时哪里需慢，哪里耐得住旱，哪里耐得住涝，他都明察秋毫。父亲和他的土地，仿佛医生和病人。我知道，人类有许多绝症，常使医生束手无策，眼巴巴地看着生命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消殒。在我的记忆中，土地没有什么病难到父亲。比如石头，不管是露在地上还是藏在土里。冬天，大地一片宁静，只听见寒风呼呼的喊叫声。父亲扛着锄头、钢钎、手锤、粪箕，来到地里，用锄头挖土，用粪箕一撮一撮地装起来倒在另一边。接着用钢钎撬，用铁锤打。遇到撬不动打不碎的大石块。父亲时而蹲着，时而跪下，一手拿铁錾，一手拿锤子，用乌龟走路的速度，锲而不舍地在把石块凿裂。父亲从地里取出的石头，用来砌地埂。而掏掉石头空出的地方，填上泥土成了土地。

 在那些年月，人穷地贫。为了让土地肥起来，父亲每天起得很早。父亲起床后，他就提着粪箕到村子里、牛路上、田坝头扒粪，猪粪，牛粪，马粪……很臭，父亲却把它们当成宝似的。父亲说，土地是我们家的命根，而那些臭粪是土地的命根。父亲教导我们，看牛要带上粪箕，把牛屙的屎拿回家或倒在自家田地里；喂猪食时，要时时注意猪屁股，猪屙屎时，就急忙拿粪箕去接好。有时父亲为了能扒满粪箕，要走上几公里大路。特别是在数九寒天，父亲没有戴双手套，他一手提着粪箕，一手拿着木棒，走在凛冽的寒风里，父亲冷吗？我没看到过。那时候，我还睡在床上做好梦。当父亲那冻红的双手提着满满的一箕粪便回家时，我还没有醒？父亲把扒来的粪便堆起来或是倒进厕所、畜圈里。春耕秋种的时候，他又一挑一担地把粪送到田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农家肥和化肥的共同作用下，土地慢慢变黑，松软如棉。

 父亲老了，他没料到，自己千辛万苦才让土地肥沃起来。人们竟然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土地上逃离，跑进了城市。我要接父母亲来小城，远在南方江城打工的小弟也说接他们到那里去。父母亲不愿离弃，他们要住在桥头，守着他们的根。

 年轻的人继续逃离，偌大一个村子，除了年末岁首闹热，平时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孩子、妇女和老人。每次从桥头回城，脑海一次又一次地上演那样的影像：孩子们一脸茫然，妇女们望穿秋水，而我的父母亲，把皱纹锁紧。

 我劝父亲，他累了一辈子，就安心享享晚年，我们儿女供他衣食住行。他当面答应了，可是，像一个顽皮的学生，左耳进，右耳出，过后，他接着种地。住在小城，我常从梦中醒来，醒来后就胡思乱想。有时，我恍若梦中，又像不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到了疼。记得我这样说：“哦，这是梦，幸好，这是梦！”我很害怕我的父母没有说一声，就弃我们而去。然而，尽管我无数次地自我安慰，甚至怀疑自己有些变态，怎么脑海里会呈现那样心悸的画面。我知道，这天正在向我一步步走近。

 桥头有了电话后，我好像睡得安稳多了。虽然还多次从梦中醒来，但想着电话一直都在熟睡，我就少了往坏处想，想些好的，比如，小时候的冬天，父母亲在柴火边给我们摆鬼白，吓得我们不敢独自远行；还比如，父亲又打起了响亮的长鼾：哟，哟……哦——哦——。我笑了，窗外橙红的灯光透过有机玻璃和绣满荷叶的帘子，落在我的笑上，浪漫，温暖，忧伤。

 那年冬天像是来得很慢，同事们都说这个冬季真好过，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都还不冷。一个星期六，我本是想回桥头，但妻子的三姐夫说：他买了两块狗后腿肉，香得很。我们来到坪上，正当要吃狗肉的时候，电话就响了，父亲去地里扯油菜，摔倒在地里，可能得了脑溢血，幸亏发现得早，村里人帮忙背回了家。我立即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回到桥头的时候，家里围着许多人，父亲睡在床上。他看见我，一边睁大眼睛，一边伸直粗如松皮的手，向我召唤。我急忙紧紧拉住父亲，他的手很凉，一阵又一阵的冰凉刺进了我的手心。我竟然没有流泪，而父亲的眼睛如决了堤，一颗又一颗的泪水从眼角涌出来，顺着岁月的鱼尾纹，落得悄然无声。给父亲擦泪的时候，我已忍不住了泪水。这就是我的父亲吗？嘴歪了，下巴尖了，皱纹深了，如一张天天被搓揉成一团的纸，一下子扯开来。大家都让我别哭，他们说急救车来去了，我父亲不肯去医院，他怕去了就回不来。村里有习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村，更不能进家。这是村里人千百年来遵循的规纪，我不知道这样的规纪是对还是错，但是，我的父亲一直在坚守。我对父亲说：去了医院，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会让他戴着氧气袋回来，把最后一口气奄在家里。

 我们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的病情在第二天突然加剧。躺在病床上，他闭着双眼，左手和右手放在被子上，一会儿扯紧被角，一会儿挪来挪去。母亲握紧他输液的手，不停地喊我父亲的名字。父亲像是没听见，没有睁开眼，也没有回应，还是执著地动来动去。我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一次又一次跑去问医生。医生说他们会尽力，还说父亲的表现是正常反应。三天之后，父亲停止了手的挣扎，他醒了。

 在住院日子里，父亲多次念到他的土地。他一会儿说路边那块地的菜子还没扯好呢？一会儿又念起牛路边那块菜子还没洒肥料？……也不知道他的土地变成了什么样子。父亲挂念土地的时候，我们很生气，说：“连自己命都还管不了，管它的呢？”

 虽然父亲的头、脸、脚都被针刺得百孔千疮，但他没有倒下。一年之后，父亲奇迹般地能下床走路了。身体慢慢恢复后，父亲又下地了。有人说父亲心好，他一生正直善良，要活一百二十岁，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念起了阿弥陀佛，对那些人拱手作揖。记得，母亲总是这样说我的父亲：“你这胆小鬼，你到底怕什么？”对于父亲的善良，以前我一直把他当作懦弱。母亲这样骂我的父亲，我就想，我将来不会这样的。比如，父亲听说某家的粮食够不到秋收，他说：“我拿借给你。”收获以后，父亲总是不会给人家要谷子。母亲急了，就让我的父亲去要，父亲说：“唉，人家不会拿来还啊！”再比如，守水放田的时候，父亲很让得人。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家有一块田在大减潮，渠水先从哪里通过。可是，当听到别人说他家的田也开大裂口，秧苗都快保不住了，父亲就让给了那人。后来，我也成了父亲那模样，我的妻子也说我是胆小鬼。

 村里人说，我的父亲不仅扒粪，还经常去砌地埂。按村里的说法，像父亲这样的人，“死”而复活，已是二世人了。病癒后，父亲耳不灵，走路身子前倾，看上去像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特别是他挑担子时，远远看着揪心得很。母亲也很担心，她说，有一次，我父亲到冲里头砌地埂，抱一块石头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父亲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他用尽了一切的办法，都没有立起来。我责问父亲的时候，他又笑了，说想不到会那样，他匍匐在地上，双手竟然没了力气，撑不起来——后来，父亲爽性停止了努力，坐在地上静静地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从冲里头经过，才父亲从地上拉起来。

 我三番五次的劝说，总是那样苍白无力。十月初一回家，父亲还是偷着下地。母亲一直怕她的儿女责怪，急忙对我说：“儿啊，你看吧，这真的不怪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硬心肠，一滴泪都没有。父亲要把前些天的扒的粪挑到地里，我给父亲挑，他就走在我的身后。虽然我的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但我无法窥视他的内心。我曾听人说过：你算算吧，现在种粮食这样便宜，种土地的已没什么利益，除去成本，真的少得可怜。别人说起的时候，我黯然无语。我从农村走来，我知道，就是没有利益，我的亲人们都会坚守，因为土地是他们的根。

 杀鸡供奉牛王菩萨的时候，我和父亲又谈起了他的土地。“死”过一次的父亲，事实上，他比任何人清醒。年轻人都涌进了城，劳动力的溃乏，导致村里人简单对待土地，少用农家肥，多用化学肥料，地里的泥块越来越板结。缺少了管理，支撑土地的骨架——地埂正在塌陷。

 我低下了头，父亲最后说：他已经想好，将来老去了，让我在这两个地方选择，一处是葬在路边，另一处是牛路边的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