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之前，还在鲁西南的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县城里读书的我，微信通讯录里只有20多个好友，购物使用钞票，阅读就去书店，最多从当当网购，浑然不知现代化的大都市里“移动支付”“知识付费”“共享经济”已经蔚然成风，那些综合了语音消息、奇异表情包和视频通话的跨平台的手机通讯APP对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来说意义甚微，我们更熟稔的是短信、电话、邮件，或者早已用惯的qq电脑版，而“股市”“金融”“资本”这类耳熟能详的时代“旧词”事实上也和一个工薪家庭相去甚远。

当我选择北上到北京工作，父母认为我进行了一场背离家乡的出门远行。隐约能感受到的，是浸淫儒文化的长辈对“父母在，不远游”的朴素信奉，以及对于我“游必有方”的深刻怀疑。我知道，尽管父母都在城市出生、成长，从未经历通常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但乡土中国的强大惯性仍在左右着市民社会的生活与审美偏好。其实，京鲁两地的地理距离并不算远，高铁通行仅两小时。2018年春节后，我拖着行李箱在北京街头寻找合租小屋时，形形色色的行李箱轮子形成了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记忆：那些磕磕绊绊和轻重缓急的不同声响，都是一个个带着不同情绪的城市故事。但在地下等候地铁的一瞬间，我发现每个人的影子都分成两份，同时出现在车厢门和屏蔽门上，前者一闪而过，后者岿然不动，这种摇摇晃晃的影像又似乎让所有的故事重合且一致。这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

之后一天，仍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位北京中年女性突然和周围人吵起来，起初因为车上颠簸拥挤，后来逐渐开始大骂“外地人”抢夺北京人生存资源。慢慢地，她从怒气冲冲变得情绪低落，她开始一边哭泣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家住北京城，拆迁不给房子，钱被贪污了，公公婆婆一个老年痴呆一个下不了床，她想打官司法院说要调解，然后没了下文，她去上访，赶上交通管制，心里难受，这才破口大骂。一段让人心疼的经历，但并不罕见，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车上人的“笑”。那种旁观看笑话的笑，同乘人偶尔相互对视彼此一笑，或是嘲笑，或者啧啧称奇感叹后的嗤笑，甚至有听得高兴了说“真带劲”的狂笑……我想做些什么但并没有。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天我的目的地是新文化纪念馆，参观五四运动百年展。

回顾以上三段，似乎游离于“文学”话题之外了，但我觉得必要，因为它确实是此刻“城市”这个词刺痛我的三片记忆。这和AI智能、人口迁徙、异托邦、例外状态、中产阶级、算法霸权、小布尔乔亚……更多参与构建“城市精神”讨论的常见字眼似乎都关系不大，但却富有生活实感，这是宏大历史进程背后的投影，又是当下“文学城市”的一块基石。必须承认，理论的大树是常青的，但生活的灰色总能提供更多意外。当然，常能听到有关“城市文学”的批评声音：场景的同质化、情绪的重复、青年作家的自我舔舐，又或者顾影自怜、水中捞月、脱离可堪实践的地方性。不可否认，把“接地气”搞成“接地皮”的写作者大有人在，因刻意设置写作难度而牺牲文学有效公共性的作品也不在少数。但其实不消多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济南地下有泉，武汉大江奔流，西安城内的道路宽阔笔直，重庆的交通则复杂得让地图导航失效，“铁西三剑客”的故事在“街道江湖”里不容易发生，潮汕人眼里地图的90%都是北中国。既然三亚的香蕉椰子无法在太原广泛种植，那么要求有一种确定的“城市文学”概念且以此作为衡量作家写作的标准自然也是天方夜谭。而且，难道“乡土文学”也是自足的概念？按照鲁迅先生的话说，乡土文学是侨寓在都市的作家对曾经生活的回望，如果必须是这样，那住在《边城》的翠翠第一个不同意，孙犁和赵树理的创作也难以解释，丙崽没有从某个广场喊出“爸爸爸”。过度执著于某个概念，抑或过度注目于“未完成”的部分，就只是沉迷于自我的想象。

有幸的是，这种城市中的生活实感正在被作家敏锐地写下，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未知的侧面和隐忧正在被作家关注。涂自强的一次次失败，汪长尺篡改天命，伪证制造者们的怕与爱，老实街人的骄傲与卑微，王亚丽姐妹的墙头圣像，李选在十字街头的踟蹰，康莲自我选择的两种结局——他们每个人的希望和困境都不相同，以及李唐、阿曼、梁豪、庞羽笔下的从自我求证世界的男男女女，郭敬明、笛安、春树、蒋方舟书写的一颗颗“镀金时代的文学之心”，都潜伏着不同的心跳频率。列举这些跳跃着的“城市中人”，并无意为文学的城市塑像，只是提供一份反证，纵使高楼大厦下埋伏了相似的时代之铁，可文学珍视的总是空气里微弱的吉光片羽。如果评论界总是致力于发现不足，或者坚信21世纪的中国城市写作要全胜于19世纪的域外之城，那多少会忽视一种后起的历史可能性并憾失更涵容的当代红利。要知道，无论哪个时代和地域的写作者，都将通过练习修辞的历史来达到历史的修辞，起步时期的未臻至善并不重要。

相比之下，或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信息迭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更愿意提供“精神原乡”的景观，打上莎草纸的旧色，而非跨步向前？城市不断被科技改变，日常文学怎样能剖析景观，在抵达“永恒”之前分享关于人生、关于世界的未来图景？城市文学如何为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份独特方案？凡此种种，大概是文学受惠于城市历史时需要面对的难题。而我相信，要想破解这些新的“斯芬克斯之谜”，离不开的核心仍是不断反思的诚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