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10月10日星期六，她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一大箱线装书，几本外文词典，还有一把墨水笔。那时的北京和现在相去甚远，那时人们叫它北平。高楼还未建造，城门外一片荒芜，地底下有着扎实的老底子，还没有如今巨型蛛网般的地铁线路。这座城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摇摆不定，邀请她来的沙龙男主人也在暧昧和露骨之间摇摆不定。他有很多绰号，但鉴于没有在如今的网络世界里留下什么痕迹，这里不再赘述。她只知道他足够有钱，在一座四合院里一个人住了许多年，喜爱品味美食，对西洋音乐有所了解，对能吟诗作画的年轻男孩和女孩青眼有加，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他也有一副天文望远镜，但不能说他就更欣赏科学。如今多年过去，没人知道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邀请她。那一年她19岁，写半文半白的短篇小说，还不是很确定自己的才华，但骨子里已经开始骄傲。还未出生的文学史家不知道，她将被他们称为现代最昙花一现的女作家。

根据她最富权威的传记作者考证，她是一时冲动离开的上海。她向父亲提出去西方留学，被拒。她一共找了他三次，恳求他，威胁他，但他只是请她出去，并把书房的门带上。去接她的黄包车夫对她的哆哆嗦嗦有着深刻印象。她只穿了件短袖旗袍，披了羊毛披肩，烫了小卷的长发一嘟噜一嘟噜地打着哆嗦。秋高气爽啊小姐，车夫拎起她的书箱时说。

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她在东南角上的金柱大门前下了车，女佣人接她绕过影壁。庭院宽敞，植树栽花，缸里游着金鱼。她听从女佣人的指引跨过垂花门，转过抄手游廊，走进内院。这里和她上海的三层别墅截然相反，丝毫感受不到爬了满墙的爬山虎所带来的压抑与阴暗。

她的房间是在内院的西厢房，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一个精工细作的衣柜，一盏双头老铜灯，就是所有的家具了。安顿下来已经是傍晚，沙龙男主人没有见她。女佣人为她端来一碗鸡粥。热粥暖和了她的身体，也暖和了她的手指。尽管长途的车马劳顿令她筋疲力尽，她仍然背靠着床头写了日记，咒骂了父亲的专制。满心的愤懑被近百年后的高校女学者解读为“女性主义的情绪性反思”。

第二天她整天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也许也在等待着他。但女佣人告诉她男主人一早已经出门，一想到他离开之前竟然都不来她门外敲一敲，站一站，她就火冒三丈。晚上厨房为她烹制了美味的桂皮炖羊肉，她突发奇想，从那天开始，她记下一日三餐的食谱。这些菜质量超级丰盛，有荤有素，有时还是三菜一汤。2013年，一位奋斗教授之职十年未果的大学吴姓副教授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偶得此物，发奋考据，研究三年后转正，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关注，至今仍持续研究。在她百年诞辰之际，京城最贵京派餐馆推出“文青女宴”，宴席上的菜品悉数来自这本菜谱。前菜、主菜、汤，一道道毫不含糊。

她在四合院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不曾得见他的尊容。她犹豫着要不要给他写封信，最终写成书信体短篇小说《芳菲女士的来信》。“小说完成，”传记作者明确指出，“是在午饭过后。他站到了她的门外，轻轻叩响。”她开门，打量他。他穿着长袍，白袜，向她伸出的右手瘦骨嶙峋。

“你写下了一部至关重要的小说。”

她心里一乐，“你是怎么知道的？”

几十年后，文坛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如此评论：“芳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不同教授于不同年代编撰，由不同出版社出版，定价也绝然不同的各本文学史书里都有相同的一句：“就像一颗炸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然而事实上，毋宁称之为哑弹更为准确。教授们集体忽视了那一时期的两篇日记。

“我冒雨到图书馆去看报，还没登出任何评论，妈的。”

“听说有人会写一篇，但是仍然没有，真不痛快。”

心情的不快导致她胃部抽搐了好几天，还产生了耳鸣，他为她请来日本医生。除了忠告她“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他还建议她“要绵长地呼吸”，医生走后她的脑中一直回荡着这句话，一年前就有个男作家对她说过，“中国作家有一种内在的压力，就是一生要写一部长篇立在那里，要通过自己的长篇确立自身的艺术地位”。结合“绵长地呼吸”这一行为，她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

“我要写长篇了。”她对男主人宣布。她对女佣人宣布。她对黄包车夫宣布。她恨不得登报宣布。写长篇让她心生畏惧。雷声必须大。

“再等等？”他劝她。苦口婆心反而让她下定决心。

现在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那部未来的长篇小说上了。她先花了几小时做了一本厚厚的本子，虽然简朴，却由她亲手制作：将白纸裁成大小相等的长方形，叠在一起后用锥子等距扎眼，再用一根白色细绳串起。这样的本子她一生做了许多许多，算是她灵感的速写本。她用它记录偶尔闪过心头的句子或念头，也记下有趣的北京土话。“苍果：老太太。咕容——在地上蠕动的意思。一绷子——形容很长时间的意思。”如今放在她纪念馆里的这些本子曾经在21世纪初开创了一门显学：写作仪式学。图书馆比比皆是“写作需要‘仪式感’”“如何建立写作的仪式感”之类的书籍。申报这样的专著，博导们都能拿到出版资助。

她本来很少出门，但为了长篇，她出去转悠了好几次。裹过小脚的女佣人总是陪着她。她去了天坛地坛，也在雍和宫烧了香，她提出上香山看看时女佣人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她久久地凝视了一会儿，女佣人静静地站在她身后。

回到房间里，她写下了长篇的篇名：太阳照在香山上。

但她高估了自己的决心。他带了五根金条来她房间小坐了片刻。只要她肯先写出100个小同大异的开头，这五根金条就属于她了。这无疑是给她那顽固的父亲一记漂亮的耳光。此后她可以想去哪个国家就去哪个国家。100个未完成的开头。他的要求只此而已。

他知道，她不会不同意的。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手臂绷紧硬邦邦。身体硬邦邦。灵魂硬邦邦。他不可以睡着。他知道下一站他就能看到她了。孤岛。被流放的。两个苦刑犯。她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但她告诉他，假如伯父伯母再逼她嫁人，她就要去寻死。她想去黄浦江，被轮船的阴影吞没。忧虑和不安让她投入他的怀抱。可他硬邦邦的，什么也抓不住。”

“沙龙男主人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只在黑夜里唱歌，黎明到来时就会消失。另一个只在白天跳舞，夜晚到来前一分钟，舞鞋磨擦地面所起的火星就会燃烧殆尽。夜晚与白天泾渭分明，一个黑一个白。两次交界的瞬间，他就悄悄离开房间。”

……

每天上午他去看她，问她有什么需要，或者希望去什么地方散散步，参观参观。她忙着写下又涂抹。100个开头其实难不倒她。但它们堆在一起时显得怪异，没有任何意义。只写开头，显然既没有考虑到读者，也没有照顾到出版社的生意。

两个月后100个开头一如她的预期，圆满完成。那天晚上他召来了许多宾客，大家唱歌跳舞，猜拳喝酒。一向滴酒不沾的她醉得不省人事，昏昏沉沉地被女佣人扶回了房间。那个夜晚，从此拥有五根金条的夜晚，噩梦一个接着一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浮在半空中，硕大的头颅盯着她看，吓得她在梦里再也不愿睁开眼睛。羞愧紧紧抓住了她，她拼命奔跑，几百个头颅排山倒海，追随她的脚步，几乎要追出梦外。她只能用道歉来脱身：原谅我，我的主人公们，原谅我的罪过，我的文曲星啊，原谅我有始无终。

她生了一场大病。男主人弄来一块块冰，凿碎了堆在她额头上。烧退后她的内心恢复了平静。她再次拿起笔，却开始不断更换笔名，写的也不再是小说，而是杂文专栏种种。100年后，有年轻讲师详细介绍了整个颇费周折的考证过程。“她有很多此前不为人知的笔名。首先是外证，那些作品发表在哪里？那份报纸的主编的母亲曾经在她上海的家里当过女佣人，那么她为那份报纸撰稿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二个外证，文章里有时会提到看了某部外国电影的情节，那么她必定是看过那些电影的，我就考证播放那些电影的电影院，果然，离她北京住过的四合院相距仅一两站电车的路程……”

她这一阶段的不辍笔耕成就了无数年轻学子成为博导。

她自己在那个四合院里又待了几年，她总是期待那曾经的长篇灵感可以重现。她努力找回曾经在脑海里盘旋过的声音。最终，她在一个黑夜里奄奄一息，身体冰凉却心智清明。她知道，她要写的那一部，会一直躲着她，缪斯的身体，她什么都碰不到，也什么都摸不着。但她的一只手被他紧紧握住了。皮肤温热。

她感到大限将至，这会是她在这四合院里的最后一夜。“你究竟是谁？”她问他。

“我是教授之神。”他的头垂到她耳边，“我的任务就是找到像你这样的作家，给他们奉献一个又一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