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成吨的红热的钢块，朝对岸一个劲地猛砸。那叫人兴奋的轰隆声，像是多少面大鼓一齐擂，敌人的机枪射击声跟它一比，简直小得像蚊子哼哼似的。

我们每个人扛着一根一丈多长的扫雷杆，顺着交通沟猛往前跑。突击队的同志们早就憋不住劲了，看见我们来了就嚷：“快躲开道，开路先锋来了！”大家伙纷纷给我们让路。有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拍打着我的肩膀说：“老伙计，扫得干干净净的，江那边我们全包啦！”

我们顾不得回答他，一口气跑下山坡。对岸敌人的机枪子弹，密密麻麻地迎头朝我们扑来，我几乎是从红绿曳光弹的缝里，穿过七八十米的开阔地，跑到洼地上伏下身来。

我定下神，探出头向前望去：沙滩上一片白雪茫茫，没有一个脚印，这就是敌人的敷雷区了。现在，我们扫雷组伏在这里，趁着我们炮火急袭的时候，在短短的20分钟内把地雷全部拉响，给冲击部队扫清道路，保证他们突然冲过江去歼灭敌人。这是上级经过周密的考虑做出的战斗方案。我们扫雷组的同志当然都懂得这个任务很艰巨、很危险，但是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我们少数人冒这个危险是很必要、很值得的。

仔细观察完敷雷区后，我对着赵振海和金玉山的耳朵喊着说：“我先上去，要是我挂花了，你们继续完成任务！”我知道他俩准要跟我争，紧接着改变了语气说：“听命令，好好隐蔽！”说完，我拖着扫雷杆朝前爬去。

敌人可能是发觉我们了，轻重机枪子弹密集地落在身前身后。我按预先观察好的目标，爬到一个小凹坑前面，把扫雷杆伸出去，对准那根连系地雷的钢丝，猛一扭，前边立刻闪起几团火光，一群地雷爆炸了。登时，沙石滚滚，气浪把我掀起老高，硝烟火药气味呛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紧闭住眼和嘴，屏住气，等烟雾稍散时拿起杆子一看：糟糕！扫雷杆子炸成两截。赶快趁着爆炸的余烟站起来飞快地跑回洼地。

赵振海正在那里抱着金玉山——他已经中了敌机枪弹牺牲了。我来不及说什么，抄起一根扫雷杆就往回跑，到第二个雷群地点，随着杆子前头的铁钩触动，一串一串的地雷又跟着狂吼起来。没想到第二根杆子又被炸断了。真叫我又气又急，刚要转身再返回洼地，却见赵振海上来了。他把最后一根扫雷杆递过来。

“轰轰轰轰”连着触响了两串地雷，这次爆炸得这么近，几乎就在身旁，黄黑色的烟雾遮住了天。我觉得像陷进地下，一会儿又像腾在空中，被暴怒的火药掀起的黑土块，像倒塌了的墙一般朝我身上压下来。我拼命地挣扎着，但右手和左腿已经使不上劲了，脑袋胀得无边地大，嗓子眼里冒火。我知道我负伤了。但我还记着扫雷杆，伸出左手摸寻着它，等拿到手里一看，身上登时冒出了冷汗，跟上两次一样，只剩下不到一尺长的木棍了。我一急，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子力气，掀掉了身上的土块向前爬了几步，大声喊：“赵振海！”没有人回答。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爬去找他。在离我不远的一堆黑土下面，赵振海同志只露了一个头，伏在那里一动不动。

现在三个人的任务就靠我一个人来完成了。

我们的炮更加猛烈地射向敌阵，听声音这是最后一次的火力急袭。在炮火的闪光下，我看见靠近江边的最后一串地雷群，像蜘蛛网似的用钢丝连着，恶狼眼睛一样隐隐闪亮。只要拉响这一群地雷，通过江边的冲锋道路就完全打开了。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武器了，空着手临阵的滋味，真说不出是怎样的，又急又躁，心跳，手也抖。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和两排红色曳光弹交叉飞上天空。我们的重机枪一齐咆哮起来，同志们在枪弹纷飞中开始冲锋了。而我还没有完成任务。那一根可恶的闪光的钢丝，就是它，不但把我拴在这里，一会儿，它还要夺去我多少战友的生命。部队停在江边，过不去江，整个突破“三八线”的战斗胜利要受影响，我这共产党员怎么当的……

“冲啊……”喊声越来越近，好像一股气浪把我从地上推起来，“拉掉它！”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火花似的一闪，我猛向前滚了几滚，用全身力量扑到那钢丝跟前，好似扼住敌人喉管那样狠劲抓住它，猛地一拽，“轰！轰！”我立刻腾云驾雾般地飘到了半空中。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已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同志们告诉我：部队早已安全地突过江去了。

（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6团4连3班班长，一等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