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但我却常常为寻找后悔药纠结不已。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去年我要迁新居，在最后准备拔掉电话机的刹那，想到和吴冠中先生辞行，说我会常来看他，说希望他保重。他说他身体还好，就是吃四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三个小时，很痛苦。我问他还在创作吗？他说很困难。电话里他说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远行。我说搬走也会常来看他。但我确实没想过他已年过九旬，总觉得有得是时间。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我简直悔绿了肠子。

　　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时一样，我除了带去一张会说拜年话的嘴，仍旧空着两手。但当我们双手握在一起时，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受着两手空空的温度和那颗把彼此装得满满的心。

　　虽说是过年，他的家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小画室不到10米2 ，面朝阳，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一只盘子般的大馒头、一盘“水煮蒜苗”、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先生说，他们请了一位下岗女工帮忙做一顿饭，其余两顿自己做，基本吃剩的。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是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挺高兴说：街边理发的师傅们搬进理发室，不用站街啦。很多年以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每次我遇见，就会开他的玩笑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先生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不同，价值一样。凡到这时，他的脑袋会被剃头师傅“无情”地归位。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遇到这样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先聊会儿吧，我等着。玩笑间，吴先生总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创作观点”。每到这时，我都觉得他很孤独，他期望别人的理解。

　　有一阶段社会上对吴冠中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非议，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我也知道吴先生也有很多话不愿说。因此，我在动员吴先生正式接受我采访时有言在先：我们不谈友情只谈观点。我是记者，职责所在，有言必录。您是受访者，完全自愿，实话实说。

　　吴先生是位率性而坦诚的人。以往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朋友或记者来访，他从没有要求对所写文章在发表之前过目。可他对我提出了 “我看过再发”的要求。以往，也许由于记者的误解，也许由于记录词不达意，也许由于节取只言片语，或是其他的原因，发表后给吴先生本人及社会、学术界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所以吴先生严肃地对我说：“发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对我的话负责。不能再上朋友的当！因为是朋友，才信任，才会上当。朋友在变，我也在变，没有不变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阶段都会有朋友和知己。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朋友和知己很难与自己结伴同行。分手了，真诚的朋友留下怀念，并非真诚的朋友留下遗憾。我当了数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空话，在学术钻研上绝对用科学的解剖刀，六亲不认。对学生，对朋友的坦诚几乎成了行为的习惯，对并非真诚的人也以坦诚对待，对有目的的人毫无防范，于是被利用，被断章取义的教训不少。这样的人和事不仅影响我个人的情绪，对社会对学术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面对这位学贯中西，虽已白发苍苍，却又不谙世事单纯如儿童的老艺术家，我没有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出“我文责自负”那句常说的话。因为，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老人家的要求。那次采访很深入，他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但很清醒、很有条理。后来我的专访《吴冠中有话要说》在《文艺报》整版发表后，吴先生收入了他的文集，我们的友情也从相识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我和吴先生比邻而居十几年，那几年他每天都会沿着小区转圈散步，时间宽裕时会一大早敲敲我家门，如我还没去上班，就会来坐坐。赶上我正好出门时，他会叫我一起和他徒步到离我们小区三四公里、儿子为他准备的大画室去看他的“大画”。去那儿要走40分钟，他想画“大画”时就一早过去，带些饼干、面包当午餐，晚上再步行回来。夫人身体好时，他们也会到那里住几天，创作完成后再回到家里。吴先生说，近年画“大画”少了，所以去那里也少了，主要原因是不想重复自己，没有新意、没有激情的作品不想画，另外精力、体力也觉得差了些。尽管如此，在这近十年里老人家的画展不断，世界各地及国内不少博物馆收藏他画作的报道也不断。他说他希望把自己认为的精品都捐给博物馆，不愿流落民间被人转手，由拍卖行拍来拍去。他说，无论拍卖的价多高都和他本人没丝毫关系，送出去的画就是别人的了。惟有伤心的是，本意送给友人的念想要是都卖了，还不如捐赠美术馆或博物馆呢。

　　吴先生常说：“反正我现在画的也不多，就像女人过了四五十岁怀孕困难了，没有怀孕就不可能分娩，我又不想克隆以往的东西。决不愿意重复再画第二张雷同的。有的作品经过多少年后觉得不满意了，再重画，没找到缺陷就不再重复了。我现在画得少，是因为老的东西画完了，新的感觉来得少。我要求自己每一幅画都有新意。我老伴是我的第一个观众，她说有点新的东西了，不一样了，那我就觉得有些意思，很愉快。否则就撕掉，就连素描我都不会随便画一张送人。”

　　吴先生八十岁以后，户外写生就少了，主要靠反刍。他说：“当年积累、吸收的大量素材没能表达完整，现在又从心里溢出来新的感觉，只要有新感觉我就画。这是个抽象和提炼的过程。人老了，各种诱惑和顾虑都消退了，青年时代的赤裸与狂妄倒又常常蠢蠢欲动，能够把真诚的心声表达出来，就是莫大的慰藉了。只要想画，这就是我一天中放在第一位的事。”

　　记得2001年我去吴先生家那次，他的家与往日稍有不同的是窗台上多了一个小罐头瓶插着的红色康乃馨，书桌的花瓶里是带有绿叶的金色郁金香。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约是吴先生的生日。那两束淡雅、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的鲜花，一定是他的儿孙或熟悉他的朋友、热爱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来，以表心意的。吴先生一辈子从来没为自己张罗过生日，也坚决不主张任何人为他过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说：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们都属羊。他随口问了我这只羊的生日。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时又到我家，高高兴兴地祝我生日快乐，送给我一幅他写的字：“羊生日，见日出，殷红色”。我们相识多年，从未张口向他求过一幅字画，这一突如其来的珍贵的生日礼物让我特别兴奋也特别惭愧。因为，我从未给我的这位忘年交祝贺过生日——无论是他在艺术创作默默无闻的时候，还是他在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时候，但他却把我这小字辈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82岁。

　　那时的吴先生清瘦单薄，但绝不失精气神，耳聪目明、行走轻捷。尽管他常年睡眠不好，但他天天是六点钟起床，洗漱后下楼散步，八点钟左右吃早餐：一碗稀饭、一杯牛奶、一只鸡蛋、少许小菜。早餐后大部分时间翻书、翻资料，处理往复信函。年事已高，很少接待来访，实在不能推脱的朋友、同事、弟子以及朋友介绍来的媒体，也在上午接待。一般不参加外界应酬，几乎不在外就餐。午饭是两位老人自己动手，一两个青菜，少许主食。午间摘掉电话，一般下午三点左右打开，晚上九点多钟再摘下来。每天下午四点，一位相处多年已像亲人一样的“小时工”到家里来帮助处理家务，清洁住室，做一顿“像样”的晚餐，间或烧一小条鱼、一个青菜、稀饭。夫人午睡时，吴先生便坐到那张皮面斑驳、木架陈旧的沙发上读报，十几份报纸一一读罢，见到熟悉的朋友的文章或他喜欢的文章单独拿出来，空闲下来老人家会主动打电话给朋友探讨文中涉及的话题，热情、坦率、真诚，有时仍会对一些不实之辞表示些许“愤怒”。

　　我一直在想，吴先生这些年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这一定与他独特的思想有关。也许，随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吴先生观点的意义与价值，误解也会随之消除。

　　吴先生和这个世界永别了，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竟然没在搬家的一年里去看望他。而今，把他老人家送给我的那套精装本《吴冠中文集》摆放在我的桌上，点燃一支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中怀念这位像画家一样杰出的文学家，他送我书时说的话言犹在耳：“文是画之余，是画之补，是画到穷时的美感变种。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风景画家，不能互换，是文是画，只求表达真性情吧！”

　　老人的话在我心里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驻足。我把老人那颗不再跳动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