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比我大三岁，家里排行老三，标准的美人，白皮肤，国字脸，一双水汪汪的大花眼，闪烁着灵气，唯一的缺点是个子太小。

20世纪70年代初，父母靠挣工分养家。家里孩子多，哥和大姐都上学，二姐要照顾我和小妹，九岁了不得入学。小妹只有一岁多，吃不饱，总闹。一闹，二姐就用大被子一裹，背着她，一边干活，一边哼歌，哄她入睡。低低的个子，臃肿的被子，举步维艰，可她从不埋怨，也不生气，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做家务，煮饭、劈柴……

我一直怀疑，二姐长不高的原因可能与她从小干繁重的体力劳动活，背小妹有关，要不怎么我们姐妹几个都高个子，唯有她长得那么矮呢！

等我入学了，她才上学。怕和我一班遭人笑话，就报的高一级。勤奋，刻苦，课她能跟上，老师很喜欢，让她当班长，她很负责，班级管理的井然有序。

记得一年夏天，队里碾麦子，很多孩子都在麦草垛里捉迷藏、翻跟头玩，我经不住诱惑，就偷偷地遛去凑热闹。家里分了新麦子，正晒着，邻家的鸡不停地来啄食。二姐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喊我帮忙。我们一群小孩玩的正嗨，哪听她的话。她拉我，我就耍赖，蹲在地上，撅着屁股，不肯走，她一不留神，我撒腿就跑。她追我，我就捡起一个瓦块，朝她扔去，没想到，瓦块不偏不倚，锋利的角正好打在她的背上，鲜血直流，疼的她嚎啕大哭。至今，背上还留下母指大的疤痕，令我内疚不已。

做了坏事，自知理亏，我只好乖乖地跟在她后面回家。简单处理后，二姐顾不得疼，又忙着做午饭，我就躲在后屋玩。父母上工回来了，看到二姐的背上的伤疤，心疼。脾气暴躁的父亲很生气，非要给我点颜色看看才行。二姐拉着父亲的胳膊，死活不让父亲打我，她哭着向父亲哀求：“是我不好，没躲过，不怪妹妹，别打她。” 藏在屋里的我，听到了二姐说的话，很惭愧，便主动出来，认错，请求父亲责罚。父亲只是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没舍得打我，这事就过去了。父亲更爱二姐了，常夸她能干，靠谱，懂容人。并嘱咐我，好好向她学习，以后，二姐的话我言听计从。

二姐读初二，我读初一。为了省钱，我们在校外租房住。那时我是最幸福的，每天除了上课，什么活也不干，什么心也不操。二姐则忙前忙后提水、劈柴、擀面，洗锅……我的脸都是她每天帮我洗的，她把毛巾在热水里浸湿，给我擦手、擦脸蛋、擦眼睛、洗脖子，然后抹香香，梳辫子。不厌其烦，还常说：“要把妹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她的放纵和包容，也滋养了我的坏习气，老大了不会做家务，不会照顾自己。

记得一个周末，放学回家，大姐让我学洗衣服。我把衣服泡在河里，就去玩。疯够了，拎起湿衣服回家，天真的认为水把衣服冲干净了。大姐晒衣服时，发现衣服没洗净，生气地把衣服都摔地上，命令我重洗。我很委屈，不愿去，就跑到一边哭。那时，哭是最好的防身武器，很管用。

在家忙乎的二姐听到了哭声，连忙跑出来，帮我擦泪，然后陪我一道去河坝，耐心地给我讲洗衣服的要绝。在二姐的示范下，我第一次学会了洗衣服。我感激二姐的陪伴、包容和厚爱，并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报她一个暖。

好景不长，初二的暑假，大姐的手伤了，需要照顾。二姐自告奋勇去侍候，从此她辍学了。班主任知道她爱学习，觉得她放弃学业可惜了，几次三番家访，劝她返校。倔强的她理解父母的苦衷，死活不去学校。美美地大哭了一场后，就该干啥干啥了。

后来，她去木器厂上班。一把好劳力，锯、拉、装木头，样样都在行。她挣的工分和男同志一样多，加上人长得漂亮，受很多男孩的追捧和垂青。二姐顾不得谈婚论嫁，她要照顾家，她把赚来的钱，给家里买回满满一大麻袋米，确保一家七口吃；她省吃俭用，给家里买回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让家里早早拥有“三转一响”四大件；还供我和妹妹读书……家里因能干的二姐风生水起，令很多人羡慕不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多外地人闻讯，上门给她保媒，她死活不同意，哥在外上班，大姐远嫁了，她要照顾父母，于是选择与本村一位敦厚的小伙完婚。

婚后的日子捉肩见肘，结婚不久便分家了，她俩搬进了茅草房。好在姐夫能吃苦，二姐会经营，没几年就翻了身：盖了新房子，买了新家具，新拖拉机。有空了，二姐就回娘家看看，帮助二老做家务，解忧愁，有二姐陪伴，我们在外都很放心。

没几年，她添了一双儿女，凑成一个好字。偏僻的农村，孩子上学是大问题，复式班不说，六年级了，孩子还没有接触过英语，二姐心急如焚。

知道二姐的心思，工作后，我就主动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还二姐一个人情，了却多年的心愿。

两个孩子很懂事，相继都考上了大学，如今都参加了工作。他们把二姐接到身边，让她含饴弄孙，颐享天年。衷心地祝福一生操劳的二姐身体健康，吉祥顺意！

  刘巧玲，一位文学爱好者，作品多见于《中国乡村》《首都文学》《中国文化报》《江山文学》《荷塘月色》《越南西贡解放军日报》《陕西文化网》《陕西农民报》《文化艺术报》《西安银川头条》《九天日报》《沧州晚报》《天门日报》《延河》《秦岭文学》《宝鸡日报副刊》《西部文学》《宝鸡散文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