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在世时，每次回老家都有一大帮亲人涌向老屋，围着祖母有说有笑。吃饭一般是两桌，有时候三桌，找不到座位的人就站着吃饭，站着夹菜，欢欢喜喜。

 吃完午饭，老爸和姑父们搬张桌子在外面下棋，堂哥和表姐夫们组团打花牌或者麻将。来往的乡亲也主动到家里坐坐，叙叙家常，和我们说说心里话。表姐夫是一位做期货同时也做实业的生意人，每次都带上几条好烟，给来往的乡亲每人一盒。他像一个儒商，常年剃着光头，不打牌也不喝酒，但喜欢和乡亲们谈经济形势，谈稻谷、玉米、棉花的收成和成本，分析未来农产品的价格走势。他不仅收购和加工棉花、玉米、小麦，而且做套期保值，是个行家。乡亲们喜欢耿直的他对农产品价格的准确判断。有些做小商小贩的乡亲，会从家里捉来一二只老母鸡，从谷仓里取出贮藏得发亮的腊肉，或者在堰塘里网几条鱼，拎到我们家，边喝酒边交流。

 最热闹的高峰是每年大年初一。我们老家讲究初一拜父母，这天不出远门。但我们江家是个大家族，有个特殊规矩：无论是谁，在婚嫁之前，都与对方的家长约定清楚了：大年初一必须回乡下江家的老宅过年，50年没变过。中午12点左右，我们家族的亲戚基本到齐，老老少少三四十口人，便在道场里开宴，坐满两大桌之后，剩下的人在桌子之外穿梭着夹菜。

 2点过后，周围乡亲便不约而同到我们家，相互拜年之后，老爸便从宽大的军用旅行包里抱出几十本挂历，放到桌上。每本挂历事先都用报纸卷好，写着各家各户的名字。那个年代，每个单位都印制挂历，老爸又对口三峡库区管理工作，每年都收到不少挂历，全部带回老家，十几年来形成了习惯。近些年不准送挂历了，老爸就自费把挂历早早的买好，不少乡亲在春节前委托爸妈从城里代购的衣服、药品或小孩的玩具，以及老爸头年春节帮乡亲们照的照片，等等，都用崭新的塑料袋装好，依次放在长长的板凳上，乡亲们对号取物，惊喜和感谢此起彼伏。

 这是老爸一年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这时候，老爸依旧会拿出那台尼康照相机，在午后的阳光里，将镜头对着门口的鱼塘、橘树、或者那几簇茂盛的竹子，帮乡亲们照相、合影。一些古稀老人也蹒跚而来，穿着深灰或黑色的衣服，请老爸帮忙照一张最严肃的遗像。照这种相老人们是从来不笑的，无论老爸怎样引导或者下套，老人们有板有眼，从不上当。有的老人每年都会坦然照一张，如果去世，就派上用场，如果健在，就留存，从不忌讳遗照二字。

 照完相，老人们便挨个地把我们这些孙字辈叫到跟前，有时忘了我们的名字，便不好意思地抠一抠后脑勺。有的老人还会拿出事先准备的红包，里面都是5块、10块的新钱。他们把红包递给我们的同时，会用另一只手摸摸我们的头，摸摸我们的手，脸上无限慈祥。从家族的角度讲，未出五服的老人都是亲人，因此，这些老人会在我们反复的挽留下，留下来陪我们一起吃晚饭、喝点白酒。

 大年初一的饭菜不用操心，各种盘子、碗，会在桌上堆上两三层。吃饭时自然是长辈们坐上席，我和妈妈当服务员。有时候酒过三巡，老人们也会出些幺蛾子，单独叫妈妈来给他们敬酒，一边喝还一边故意问：孙媳妇，你到底记不记得我是几爷？妈妈也不含糊，故意逗他们：记得！您是雕爷，座山雕老大爷。这时候一浪一浪的笑声似乎要掀翻整个房顶。

 酒喝到这里，老人们有话要说，每年如此。他们依旧会托妈妈帮忙，给即将从护校毕业孩子在正规医院找工作，请妈妈帮助给刚上大学的学生调个专业，或者命令妈妈给留在宜昌工作的女娃娃找个对象。要求也很简单：诚实，上进，孝顺。当然，如果是帅哥则更好。像后一种事情妈妈一个人很难搞定，但她总是笑呵呵的先允承下来，回到宜昌再发动所有同学、同事和老爸的哥们，设法完成老人的心愿，从不食言，结果真还成全了两对新人。于是老人们更加坚信妈妈无所不能，还主动将妈妈评选为全村第一贤媳。当然，这事也是有依有据：在非典前的4年间，三爹患重病住了6次院，妈妈为三爹花了七万多元，最后一次叁万多，她向同事借了一万元才让出院，最终三爹还是没有抢救过来。老人们谈到此事，常常是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那可是17年之前的钱呵！

 妈妈是大学老师。每年把祖母接到宜昌玩两次，请裁缝上门给祖母分别做2套冬夏衣服，买两双棉鞋。祖母头发多，爱戴那种老式带齿的铁发箍，有一次不小心断了，就委托妈妈给再买一只。那时没有淘宝，宜昌的小摊上也没有卖，过了半年，妈妈到杭州出差，专门到义乌小商品城，一口气买了十个，至今还有五六个放在家里。

 我外公外婆去世很早，虽然妈妈是城里人，但她说像个孤儿，把祖母当亲妈。每次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抢着给祖母洗头、洗澡、剪指甲。祖母是小脚，还是汗脚，很臭，妈妈一点也不嫌弃。老人们每当讲到这里，眼角都会湿润。

 吃完晚饭，鞭炮在星空里时断时续，美丽的烟花会在茫茫山峦间不断闪现。我和爸妈打着电筒，将老人们一一送回家。这时候，老人们仍然不忘拉着老爸的手，一再嘱咐要把他们的照片洗好、放大，用木相框装好。并且，尽量争取在端午节或者中秋节带回来。

 祖母去世后，我几乎很少回老家。一是我出国多年，春节一般不在家；二是老家也冷清了许多，没有了往日的欢乐，老爸回去也日渐稀少。有时候老家的亲戚、老爸的战友们有红白喜事，他就开车去赶情，在宾馆住上一天或二天。忙完正事，老爸就顺便回老家看看。看看老宅，再到祖父祖母的坟前坐一坐，围着坟头转几圈。有时候会带着一把镰刀，一双手套。将坟头和周围的杂草、小树小石头，打扫干净。

 清理完这些，老爸会跪在坟前给祖父祖母烧些纸钱，临走再磕九个响头。

 磕九个头代表一家三口，每人三个。老爸磕头磕得很虔诚，每个头都磕得很响。有时候把额头磕破了皮。

 磕完头，他就慢慢的爬到茶树岗上转一圈，再从茶树岗上看着不远处的、住在地下的祖父祖母，流着泪，走了。也不回头。

 祖母去世后，老宅成了一座空城。三爹比祖母去世早几年，三妈在祖母去世后也到几十公里外的绿岛罐头厂打工去了，和同在一个厂打工的女儿住在一起。堂哥在县城上班，堂姐嫁在老宅不远处的庙桥，但老爸很少惊动他们，人到中年，每家都有每家的事。

 父母在，是亲人，父母不在了，亲人成了亲戚。老爸常常忧伤的说：到亲戚家过夜、做客，与回自己的老屋陪父母住一夜，是有天壤之别的。

 父母在，老家是座避风港。心烦的时候，郁闷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老爸只要回到老家看到祖母的笑，看到乡亲们种地，和堂兄堂弟说些贴心的家乡话，相互抽着对方递来的烟，问问收成，最后到长辈们家里坐一坐，听一听房前屋后清脆的鸟鸣，一切不快都烟消云散。在县城工作的堂哥也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国企的领导，人际关系很复杂，加上他不善交际，凡事公事公办，也有不少的烦恼。所以，他每次回家，只要听到祖母笑着叫他的乳名，任何烦恼都一干二净。

 祖母在，老家牵着我们的魂。祖母走了，老家就变成了一座陌生的城，遥远的城。

 “今年的疫情，地下的父母应该没有悲伤”。大年初一中午，老爸抿了一口酒，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