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我会一个人静静的，想念我的老师，一位二十多年前教过我一年小学的乡村女教师。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读的小学是村里的祠堂改做的。至今我还记得那油漆斑驳的屋椽，乌黑的供香桌，青砖地面，石板天井，还有门口那两条竖起叫秀才柱的石柱子。走进大堂里面，着实让人感觉有一种古朴的书庵的环境，怪不得村里人都叫它学堂而不叫学校。我们的教室就是围着祠堂用泥墙沏的六间小平房，整个小学校就是一个简单的四合院。

在这样的学校里，来了一位从城里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做我们的老师。她也许太瘦小了，以至好象没有足够的力气扛着锄头和其它知青一样去上山“农业学大寨”挖梯田，被村里的老支书安排到学校做了一名小学老师。

她虽然瘦小，看上去也并不漂亮，但皮肤白净，一双眼睛大而水灵，说话爽快而且声音很大，所以给人的感觉并不纤弱。她爽朗的性格使学生们很快就喜欢她了，第二天，全村里的五十多个学生娃都知道她了，见了面都争着叫她“王老师”，她忙着热情地一一笑着回应，并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有一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要毕业了，来了一个照毕业相的师傅。自然，那时照一张相在农村来说还是一件很希罕很不容易的事。王老师说要在这乡村照一张相，学校里的其他四位老师和全部学生都远远的围成了半个圆圈争着看。她就站在校门口的田塍上，脚下是五月的绿油油的禾田，更远处的背景是连绵青山脚下的我们住的泥墙瓦屋。王老师侧身站着，卷起裤脚和袖口，昂首挺胸，扛着一把很大的锄头，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白毛巾，整个人显得十分有精神。我们一会几看王老师，一会看照相师傅，觉得很神奇，当照相机“卜嚓”一声响后，我们都欢呼起来，好像我们做完了一件非常兴奋的事。

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也常使我想起王老师的是发生在课堂上的一件事。那是一节数学课，王老师在黑板上和我们一起演算一道四则混合运算题，结果没有算对，而下面的学生们发现了，一时吱吱喳喳，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叫出了我的名字，要我上去做，因为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也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我没等王老师叫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走上讲台，用粉笔在黑板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写上正确答案，然后很神气地回到座位。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的大逆不道，多么的不懂事，多么的对老师不尊重啊。但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些，只是一个顽童的一时兴起。王老师对我的举动感到一时不知所措，她怔了一会儿，好象明白了什么，然后捂着通红的脸跑出了教室。

直到放学时，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紧张地跟着校长进了办公室，只见王老师红肿着双眼，显然她哭过，并且一定哭得很厉害。但她对我进来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校长对我说了一句：“芳儿，你是一个好学生啊，怎会这样……”我当时多想王老师批评我，哪怕一句也好，但她一直都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不停地用她的小手绢擦着眼睛，好象她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而我的心里就更加感到不安和愧疚。

后来不久，她就和那批知青回城里去了，我也就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对老师的愧疚之情也就随着时光的流逝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想念。读初中时，我想，王老师回到城里还教书吗，她那么瘦小，学生会欺负她吗；读高中时，我想，王老师结婚了吗，她的结婚照一定比那张扛锄头的黑白照好看吧；我考上大学后，想向她报喜，却始终没有找到她。

许多年过去了，对老师的想念越深，我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假如时光能倒流，我一定要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回到那所简朴的小学堂，亲切地喊着“王老师”，做一名听话的小学生。

刘建芳，男，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藉贯江西定南。作品在《中国作家》《中国政协》《澳门月刊》《诗刊》《词刊》等30多家刊物和《大公报》《南方日报》等报副刊发表。已出版散文集《水井边的日子》、诗集《南方的风》《流淌的岐江》《梦中之河》《香山晨语》等5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