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如果就数量、口号、声势，理论流派以及众多的从业者而言，当代文学批评不仅“繁荣”，简直可以称得上“膨胀”或者“过剩”了；高校师生、媒体记者、出版家、文化官员，以及处在文学中心的作家与专职评论家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地博弈着“批评共和国”的兴衰沉浮与恩怨情仇且没完没了。如果就创新、本体化、深度，特色与影响力而言，当前文学批评又总是饱受“枯竭”的非议与困扰，评论家不理会文学作品与现实自说自话，读者不理会批评的“高深莫测”与“标新立异”而“跟着感觉走”，价值坐标模糊、精神资源匮乏、艺术审美能力欠缺更导致了批评自身已被沦为“吹捧、骂杀、献媚与消解”的文学工具。许多人都在反思这种批评的“异化”与“缺席”，并提出了不少具体的，颇具针对性的应对之策。然而，这种批评的整体沦丧，症结并非仅在于某种方法、标准、原则的运用，或者某个人的道德水准与实用主义，我们需要作深刻的、总体的学理分析。
一是概念的混乱。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这个最基础也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却被许多人有意识地忽略乃至拋弃了。他们既无耐心追溯批评深刻的哲学渊源，也无兴趣清理已在批评利弊杂呈的经验教训，更无功力整合批评与对象复杂的血脉与话语关系。在对批评“不言而喻”的想象与把握中，他们从市场、意识形态，或者其它种种外界因素的“惯性”出发，认为文学既然可以“包容万物”，批评的“职责”就在于发掘“它们”的意义，因此，依托或钻进某种所谓的“评价体系”难以自拔，全然不顾及文学及其对象，任意演绎着文本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环境学、语言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等学科的内涵与价值，以至放逐、取消了它们的根本意义——“艺术性”。当然，也有的人把批评“纯文学化”，小心翼翼地切断文本与外界的联系，依据所谓的叙事与虚构、艺术的形式、节制与优美的语言、文章技巧、为艺术而艺术、永恒的人性、世俗欲望与生命冲动、终极性等等与现实无关的“质素”，“追求”自行完成而不诉诸我们日常的生存经验、生活困境、社会的矛盾、人的生老病死与知识状况的文学理想及其范型。还有的人专注于文学批评内在的概念演绎与理论推进，抽除它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文学作品，仅仅把它们当作某种观点和概念的例证，需要时随手拿来，任意杜撰或者撕裂批评对象的要义与真实；经典文本的丰富与深刻，成了某些评论家毫无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遁词”；许多作品在不同的批评场合，不仅评价非正常地“千差万别”，而且还相互“抵捂”。因此，在一套一套的“体系”后面，充斥的却恰恰是批评的理论基础之“无序”与“匮乏”。批评成了没有根基的文字游戏和语言狂欢，不仅失去了它的真理指向，也失去了它的文学性与基本尊严。在这种批评与功利的交易背后，涌动的是对批评义域的盲从，或不信任，以及报复式地篡改与破坏。
二是极端化的文学思维方式。这是文学批评最根本的“症结”。由于文学的爆炸、边缘化与市场化，也催生了批评强烈的“焦虑”与“狂躁”症，命名权、话语权、学阀作风，使评论家们已经丧失了对科学的思维精神之接受与归循，和谐思维、辩证思维、谱系思维往往被弃置不顾，更多的人热衷于有杀伤力的否定思维，能引起话题与轰动效应的极端化思维，好作论断却无具体实证的碎片思维，以偏概全却又处处显示“真理”的冒险思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如此等等。这些思维形式引发了批评的种种病症，如思想力度不够、缺乏弘扬正面价值的精神能力、批评伦理的错位、理想的灰色化、价值垄断与情感冷漠、鼓吹人性的罪恶化，以及工具主义贵族主义犬儒主义的盛行；在方法层面，崇拜西方的“主义批评”，无视当前的中国语境，以借鉴的名义，无条件地挪用后殖民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现象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其它种种批评的关键词、适用性、程序与解释权、话语的内涵及模式，却又在似是而非中变得不伦不类，在丧失反思与批判的能力之时，也失去了面对文学作品实事求是的判断力与勇气；在标准层面，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既水火不容，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在某些评论家看来，既然文本的价值存在于读者的“接受”之中，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当下需要，那就是没有定型的，因此，对任何作品的“最高评价”与“彻底否定”，既情有可原，当然也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批评主体的“趣味”与“态度”，与作品本身“无关”。这些“西化”倾向与“自由主义”都根源于文学思维本身的“兴奋策略”。剑走偏锋造就的往往是批评的投机者甚至“敌人”，却无益于批评的本体建设与理论创新。然而，急于求成却经常在“缩略”甚至“断裂”着批评科学的思维训练，使得各种“垃圾思维”成为文坛的“登龙术”。
三是技术操作内在断裂。它是影响批评效应的关键枢纽。每种批评方法既有它的可取之处，也有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在当前的文学批评写作中，这种局限主要表现为技术的操作之“误”。如对于批评的文风与语言，许多评论家追求后现代哲学的晦涩和模糊性，追求象征的“森林化”，完全背离了批评的宗旨及其文体要求，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实在的东西抽象化，把日常的东西理论化；有时“言”不及“义”，能指与所指被生硬地撕裂，在“物”的表面追求夸张、华丽、空洞地速滑；“陌生化”被改造为个体的言说机制，远离作品又自我崇拜，最终导致话语的作茧自缚；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还越糊涂了。这样的批评首先就关上了与文本、读者及社会的交流通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于审美力与想象力的萎缩，许多人难以实现生命和对象的完全共融，只能循规守矩地按照批评的“惯性”与“格式”，批量地“生产”所谓的评论文章，这种“八股文”，缺乏灵感、缺乏智慧、缺乏思想的冲击力、缺乏深刻的生命与精神之痛、缺乏广布的爱与怜悯、也缺乏内在的创新冲动，体现出新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倾向。用西方的批评理论来肢解文学作品、或者用文学作品来印证西方的批评理论，几乎成了当代文坛的批评时尚与“真理”，在话语的泡沫和炫耀背后，批评却枯竭、僵化又千篇一律。语言与形式也潜在地规约着批评的言说逻辑，在“思想”与“艺术”的两大板块之中，评论家们热衷于填补被舶来并已成品化的概念、观念、规律、原则、风格，推导和演绎当代文学的“世界化”与“经典化”；然后又以之为参照物，评价文学作品的得失成败。观点大于证据、结论重于论述、片面的深刻胜过平庸、否定胜过肯定、扬善不如兴恶、永恒的人性不如具体的生命欲望。批评承担着“他者”的指标体系而有了不可弥补的“残缺性”。
无须讳言，当今的文学批评还存在着骂街、人身攻击、东拉西扯、格调粗俗、简单粗暴、枯燥无味、作秀、诚信的危机等等不良现象，以致有人尖锐地质问批评“还有多少精神力量”？在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面前，批评不仅偏向，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严重滞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瓶颈，它需要应对文学的变革，需要回答时代与社会所提出的现实命题，需要勇敢地承担义务、责任及对我们的许诺，需要不断地自我现代化与形式创新。但它们的前提在于：批评必须回到文学现场，成为文学的杠杆与本体构成；批评必须坚守审美的底线与精神的基本原则，贯穿无穷的道德力量；只有批评，才是文学之“美”的真正诠释者。在当前，文学批评要“穿越”或者“补正”这些“缺陷”的话，则需要从这些方面夯实批评的“本质”与基础并清理它的积弊：
回到“人”的审美层面。尽管饱受尖锐的质疑与批判，但创作的基本事实仍在表明，文学永远是人学。它写“人”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诸多方面，写“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种种活动，离开了“人”文学也就不成其文学。批评又何尝不如此呢？面对着文学作品之中“人”的内涵、意义及关联性，批评需要去研究、分析和挖掘，把“人”当作出发点，以“人”为根本的评判标准，最终又回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上来。对于“人”的心灵世界，对于“人”的现在种种活动及其历史，对于“人”的独特个性、独特空间及其与社会、与家庭、与他人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一个”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对于好人、善人、坏人、恶人等等，批评能够从社会、自然、精神、伦理、审美等方面进行阐释，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认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存在、如何更好地存在及其意义”，认识我们内心的情感与需求、共同的人性与差异，认识我们所担当的爱与责任、所期待的希望与光明；批评能够积极地发挥和提升它的干预作用，肯定“人”的本质力量，肯定“人”的世俗生活，肯定“人”的自由精神，有力地甑别和推动文学去“影响人、教育人、美化人”，鼓舞和引导人们去认识现实，改造世界，提高自己，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批评还能够“暴露”与“净化”人性之中的黑暗与卑鄙、丑陋与险恶、暴力与色情，让我们在情感与理智方面对它们产生厌恶和抵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的深度、复杂性及其辩证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批评是“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学的沟通渠道，也是文学“以人为本”的实现途径。
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既显示了它的爆发性及其威力，但也存在着泥沙俱下的情况。因此，先进性是批评的应有之义。作为文学作品“进入”社会的“过滤器”，从最低要求来讲，批评要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让读者明辨是非好坏，实现文学宽厚博大的精神力量；从最高标准来讲，批评要凸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与时代创造精神，要致力于建构人类普遍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能力，要引导人们树立对未来的理想与信心；从时代性与社会性来讲，批评“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从当代中国文明趋势来讲，批评要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和谐，要不断地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不断地强化当代文学的民族书写及其竞争力；从本体性来讲，批评要有反思、批判和否定的精神，要抵制和拒绝那些腐朽的、庸俗的、落后的、糟粕的、色情的东西，要有益于“人”的情操、修养与健康的心理素质，要有益于“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也是批评内在的动力机制，它为批评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宽广雄厚的知识资源和可预期的理论前景；它不断地拓展并推进文学对人类的庄严承诺；它能凝聚各种力量，不断地克服人类前进的障碍和矛盾，精心构筑人类灵魂的彼岸或者家园。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学与批评“软实力化”的时代逻辑及其诉求；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要“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作为当代文学潜在的“导航者”和“守夜人”，批评的责任义不容辞。
规律的批判与重建。特别是在当今的传媒时代，批评既不能高高在上，指手画脚或者乱棒挥舞，这种棍子批评曾经过度地摧残过文学；批评也不是文学家族的“第二等公民”，它是创作平等的“对话者”与“诤友”。因此，从文学的“运作规则”来讲，首先它是情感化的。评论家不是医生，也不是科学家，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他不仅要有充沛的情感融入到对象中去，体验和挖掘作家的喜怒哀乐与社会的冷暖人情，想象和营造文本的情感世界与情感取向；他还要以之来整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与文学技巧，形成“主观的战斗精神”，穿越文本的种种“盲区”与“裂缝”，从而与批评“融为一体”并产生内在的共鸣。这样，他才有资格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大小、格调高低与意义深广。当然，这种评价总是“模糊”的，批评讲究的是“理性”而非“科学”，在历史的、美学的与伦理的坐标上，这种理性要求评论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要讲辩证法，既要看到它的优势，又要承认它的局限；既要分析它的进步性，又要直面它的“艺术黑洞”；既要承认它的创新与突破，又要概括它的陈旧与因袭。这种理性要求讲究逻辑性；批评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无意识的词语堆砌，任何论点的提出，要讲事实、摆道理，要有严密、合理的论证，要自圆其说。这种理性也要求树立正面的参照标准，发掘文学作品积极的因素，否定负面的东西，以有利于文学作品的正确评价及其创新。批评还要讲究“文学性”，即尊重并理解文学作品在语言、创作手法、文本结构、修辞、节奏等等方面的“本质性”，尊重并理解“陌生化”所带来“效应”，尊重并理解文学元素所表征出来的分裂、矛盾、紧张、焦虑、祛魅之类的现代性，如此等等，批评才能构建合理的秩序及法则，才能深刻地发挥它的权威性与魅力，才能与文学真正地和谐共处。
如果考虑到批评的复杂性，我们还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进行补充：批评要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要兼容并包，要融会贯通，要有锐气和良知，要有学理性和客观性，要懂得节制，要贯穿时代与民族的文化精神，要适应当前社会的信息化与网络化……总体而言，当前文学发展日趋复杂，批评要不断地应对文学与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只有不断地“自我现代化”，批评才能与文学创作、与读者、与社会“互通有无”，实现双方最大的“互利”与“共赢”。
一是概念的混乱。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这个最基础也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却被许多人有意识地忽略乃至拋弃了。他们既无耐心追溯批评深刻的哲学渊源，也无兴趣清理已在批评利弊杂呈的经验教训，更无功力整合批评与对象复杂的血脉与话语关系。在对批评“不言而喻”的想象与把握中，他们从市场、意识形态，或者其它种种外界因素的“惯性”出发，认为文学既然可以“包容万物”，批评的“职责”就在于发掘“它们”的意义，因此，依托或钻进某种所谓的“评价体系”难以自拔，全然不顾及文学及其对象，任意演绎着文本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环境学、语言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等学科的内涵与价值，以至放逐、取消了它们的根本意义——“艺术性”。当然，也有的人把批评“纯文学化”，小心翼翼地切断文本与外界的联系，依据所谓的叙事与虚构、艺术的形式、节制与优美的语言、文章技巧、为艺术而艺术、永恒的人性、世俗欲望与生命冲动、终极性等等与现实无关的“质素”，“追求”自行完成而不诉诸我们日常的生存经验、生活困境、社会的矛盾、人的生老病死与知识状况的文学理想及其范型。还有的人专注于文学批评内在的概念演绎与理论推进，抽除它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文学作品，仅仅把它们当作某种观点和概念的例证，需要时随手拿来，任意杜撰或者撕裂批评对象的要义与真实；经典文本的丰富与深刻，成了某些评论家毫无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遁词”；许多作品在不同的批评场合，不仅评价非正常地“千差万别”，而且还相互“抵捂”。因此，在一套一套的“体系”后面，充斥的却恰恰是批评的理论基础之“无序”与“匮乏”。批评成了没有根基的文字游戏和语言狂欢，不仅失去了它的真理指向，也失去了它的文学性与基本尊严。在这种批评与功利的交易背后，涌动的是对批评义域的盲从，或不信任，以及报复式地篡改与破坏。
二是极端化的文学思维方式。这是文学批评最根本的“症结”。由于文学的爆炸、边缘化与市场化，也催生了批评强烈的“焦虑”与“狂躁”症，命名权、话语权、学阀作风，使评论家们已经丧失了对科学的思维精神之接受与归循，和谐思维、辩证思维、谱系思维往往被弃置不顾，更多的人热衷于有杀伤力的否定思维，能引起话题与轰动效应的极端化思维，好作论断却无具体实证的碎片思维，以偏概全却又处处显示“真理”的冒险思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如此等等。这些思维形式引发了批评的种种病症，如思想力度不够、缺乏弘扬正面价值的精神能力、批评伦理的错位、理想的灰色化、价值垄断与情感冷漠、鼓吹人性的罪恶化，以及工具主义贵族主义犬儒主义的盛行；在方法层面，崇拜西方的“主义批评”，无视当前的中国语境，以借鉴的名义，无条件地挪用后殖民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现象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其它种种批评的关键词、适用性、程序与解释权、话语的内涵及模式，却又在似是而非中变得不伦不类，在丧失反思与批判的能力之时，也失去了面对文学作品实事求是的判断力与勇气；在标准层面，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既水火不容，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在某些评论家看来，既然文本的价值存在于读者的“接受”之中，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当下需要，那就是没有定型的，因此，对任何作品的“最高评价”与“彻底否定”，既情有可原，当然也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批评主体的“趣味”与“态度”，与作品本身“无关”。这些“西化”倾向与“自由主义”都根源于文学思维本身的“兴奋策略”。剑走偏锋造就的往往是批评的投机者甚至“敌人”，却无益于批评的本体建设与理论创新。然而，急于求成却经常在“缩略”甚至“断裂”着批评科学的思维训练，使得各种“垃圾思维”成为文坛的“登龙术”。
三是技术操作内在断裂。它是影响批评效应的关键枢纽。每种批评方法既有它的可取之处，也有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在当前的文学批评写作中，这种局限主要表现为技术的操作之“误”。如对于批评的文风与语言，许多评论家追求后现代哲学的晦涩和模糊性，追求象征的“森林化”，完全背离了批评的宗旨及其文体要求，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实在的东西抽象化，把日常的东西理论化；有时“言”不及“义”，能指与所指被生硬地撕裂，在“物”的表面追求夸张、华丽、空洞地速滑；“陌生化”被改造为个体的言说机制，远离作品又自我崇拜，最终导致话语的作茧自缚；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还越糊涂了。这样的批评首先就关上了与文本、读者及社会的交流通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于审美力与想象力的萎缩，许多人难以实现生命和对象的完全共融，只能循规守矩地按照批评的“惯性”与“格式”，批量地“生产”所谓的评论文章，这种“八股文”，缺乏灵感、缺乏智慧、缺乏思想的冲击力、缺乏深刻的生命与精神之痛、缺乏广布的爱与怜悯、也缺乏内在的创新冲动，体现出新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化”倾向。用西方的批评理论来肢解文学作品、或者用文学作品来印证西方的批评理论，几乎成了当代文坛的批评时尚与“真理”，在话语的泡沫和炫耀背后，批评却枯竭、僵化又千篇一律。语言与形式也潜在地规约着批评的言说逻辑，在“思想”与“艺术”的两大板块之中，评论家们热衷于填补被舶来并已成品化的概念、观念、规律、原则、风格，推导和演绎当代文学的“世界化”与“经典化”；然后又以之为参照物，评价文学作品的得失成败。观点大于证据、结论重于论述、片面的深刻胜过平庸、否定胜过肯定、扬善不如兴恶、永恒的人性不如具体的生命欲望。批评承担着“他者”的指标体系而有了不可弥补的“残缺性”。
无须讳言，当今的文学批评还存在着骂街、人身攻击、东拉西扯、格调粗俗、简单粗暴、枯燥无味、作秀、诚信的危机等等不良现象，以致有人尖锐地质问批评“还有多少精神力量”？在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面前，批评不仅偏向，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严重滞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瓶颈，它需要应对文学的变革，需要回答时代与社会所提出的现实命题，需要勇敢地承担义务、责任及对我们的许诺，需要不断地自我现代化与形式创新。但它们的前提在于：批评必须回到文学现场，成为文学的杠杆与本体构成；批评必须坚守审美的底线与精神的基本原则，贯穿无穷的道德力量；只有批评，才是文学之“美”的真正诠释者。在当前，文学批评要“穿越”或者“补正”这些“缺陷”的话，则需要从这些方面夯实批评的“本质”与基础并清理它的积弊：
回到“人”的审美层面。尽管饱受尖锐的质疑与批判，但创作的基本事实仍在表明，文学永远是人学。它写“人”的人生经历、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诸多方面，写“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种种活动，离开了“人”文学也就不成其文学。批评又何尝不如此呢？面对着文学作品之中“人”的内涵、意义及关联性，批评需要去研究、分析和挖掘，把“人”当作出发点，以“人”为根本的评判标准，最终又回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上来。对于“人”的心灵世界，对于“人”的现在种种活动及其历史，对于“人”的独特个性、独特空间及其与社会、与家庭、与他人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一个”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对于好人、善人、坏人、恶人等等，批评能够从社会、自然、精神、伦理、审美等方面进行阐释，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认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存在、如何更好地存在及其意义”，认识我们内心的情感与需求、共同的人性与差异，认识我们所担当的爱与责任、所期待的希望与光明；批评能够积极地发挥和提升它的干预作用，肯定“人”的本质力量，肯定“人”的世俗生活，肯定“人”的自由精神，有力地甑别和推动文学去“影响人、教育人、美化人”，鼓舞和引导人们去认识现实，改造世界，提高自己，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批评还能够“暴露”与“净化”人性之中的黑暗与卑鄙、丑陋与险恶、暴力与色情，让我们在情感与理智方面对它们产生厌恶和抵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的深度、复杂性及其辩证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批评是“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学的沟通渠道，也是文学“以人为本”的实现途径。
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创作既显示了它的爆发性及其威力，但也存在着泥沙俱下的情况。因此，先进性是批评的应有之义。作为文学作品“进入”社会的“过滤器”，从最低要求来讲，批评要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让读者明辨是非好坏，实现文学宽厚博大的精神力量；从最高标准来讲，批评要凸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与时代创造精神，要致力于建构人类普遍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能力，要引导人们树立对未来的理想与信心；从时代性与社会性来讲，批评“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从当代中国文明趋势来讲，批评要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和谐，要不断地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不断地强化当代文学的民族书写及其竞争力；从本体性来讲，批评要有反思、批判和否定的精神，要抵制和拒绝那些腐朽的、庸俗的、落后的、糟粕的、色情的东西，要有益于“人”的情操、修养与健康的心理素质，要有益于“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也是批评内在的动力机制，它为批评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宽广雄厚的知识资源和可预期的理论前景；它不断地拓展并推进文学对人类的庄严承诺；它能凝聚各种力量，不断地克服人类前进的障碍和矛盾，精心构筑人类灵魂的彼岸或者家园。坚持先进文化的方向，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学与批评“软实力化”的时代逻辑及其诉求；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要“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作为当代文学潜在的“导航者”和“守夜人”，批评的责任义不容辞。
规律的批判与重建。特别是在当今的传媒时代，批评既不能高高在上，指手画脚或者乱棒挥舞，这种棍子批评曾经过度地摧残过文学；批评也不是文学家族的“第二等公民”，它是创作平等的“对话者”与“诤友”。因此，从文学的“运作规则”来讲，首先它是情感化的。评论家不是医生，也不是科学家，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他不仅要有充沛的情感融入到对象中去，体验和挖掘作家的喜怒哀乐与社会的冷暖人情，想象和营造文本的情感世界与情感取向；他还要以之来整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与文学技巧，形成“主观的战斗精神”，穿越文本的种种“盲区”与“裂缝”，从而与批评“融为一体”并产生内在的共鸣。这样，他才有资格评价文学作品的价值大小、格调高低与意义深广。当然，这种评价总是“模糊”的，批评讲究的是“理性”而非“科学”，在历史的、美学的与伦理的坐标上，这种理性要求评论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要讲辩证法，既要看到它的优势，又要承认它的局限；既要分析它的进步性，又要直面它的“艺术黑洞”；既要承认它的创新与突破，又要概括它的陈旧与因袭。这种理性要求讲究逻辑性；批评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无意识的词语堆砌，任何论点的提出，要讲事实、摆道理，要有严密、合理的论证，要自圆其说。这种理性也要求树立正面的参照标准，发掘文学作品积极的因素，否定负面的东西，以有利于文学作品的正确评价及其创新。批评还要讲究“文学性”，即尊重并理解文学作品在语言、创作手法、文本结构、修辞、节奏等等方面的“本质性”，尊重并理解“陌生化”所带来“效应”，尊重并理解文学元素所表征出来的分裂、矛盾、紧张、焦虑、祛魅之类的现代性，如此等等，批评才能构建合理的秩序及法则，才能深刻地发挥它的权威性与魅力，才能与文学真正地和谐共处。
如果考虑到批评的复杂性，我们还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进行补充：批评要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要兼容并包，要融会贯通，要有锐气和良知，要有学理性和客观性，要懂得节制，要贯穿时代与民族的文化精神，要适应当前社会的信息化与网络化……总体而言，当前文学发展日趋复杂，批评要不断地应对文学与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只有不断地“自我现代化”，批评才能与文学创作、与读者、与社会“互通有无”，实现双方最大的“互利”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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