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去冬今春几个月来因疫情许久未见的人，恐怕是疫情开始前生活中常常碰见接触的人们。在新冠肺炎披露蔓延前，我已回了老家，那时未知未觉，根本不知有新冠肺炎这回事，回家的车上也没有人戴口罩。几天之后疫情陡然严峻起来，回想当时的浑然不觉，有点惊怕——那时我没抢到在汉口站上车的票，去了武汉站坐车，如果是在汉口站上车，我恐怕有一半可能会被感染上，把病毒带回家，因为疫情初期许多被感染上的人去过汉口火车站。

在家过的头14天，时时警觉，一看手机上的新闻，就有自己已被感染还未发觉的恐惧。14天一过，渐渐不担心了。看着疫情最为严重时期的新闻，我很多次庆幸自己先一步回家了，否则要是困在武汉不知会有怎样的煎熬。在武汉时，时常想念家里的菜，有阵子尤其想家里烧的鱼，而今回来了，天天吃妈妈做的饭菜，感觉是温馨的幸福，若困在武汉，这几个月最想念的人肯定是妈妈。

现在疫情大大缓解，生活步步恢复，为彻底遏制病毒，武汉的防守还是很严，因这病毒实在不按常理出牌，狡猾异常。生产生活虽在渐渐恢复，一些生活秩序还是打乱了，现在要说想见的，就有与我平时吃喝住行紧密相连的人，我很想知道他们还好不好，有没有躲过病毒，平安地度过这几个月。

比较想念的，有楼下小快递店的一对夫妇，他们年龄有60岁了，除收发快递，店里还卖些水果，我常常去他们店拿快递，偶尔寄快递。夫妇俩口音不知是哪里的，我听不出来，有次我问他们老家是哪里的，答说河南的。老两口非常勤奋，每天很晚了还在里面忙活，遇到“双十一”之类的购物节，快递多得店里都快摆不下，我们取快递的人排了队去领，老两口做事默契十足，取件的人把单号告诉女主人，她回头告诉男主人，男主人便在一排排格子里紧张地快速地找。到我领快递了，往里看，他头上都是汗，入冬的天只穿一件单衣，背上都汗湿了。有时饭点我去拿快递，看到他们正吃饭，吃的是小电饭煲随便蒸煮的一点什么，有时吃的外卖。即使在吃饭的歇闲时分，他们也要快点吃完，快递员来送货，收货，有人来拿快递，都能随时打断他们吃饭，急忙忙去顾生意。

偶尔去的菜场，我第一次在一个卖小菜的摊位前停驻下来时，站在摊位里的男人让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像生意人，倒像个坏人，黑黑的皮肤，个头不高，比较壮实，每次看到我都想到“凶神恶煞”这个词，比肉店拿割肉刀的伙计更能让人想起屠夫，他也的确很像电视里一个常演坏人的类型演员。然而当我靠近摊位，他开口了：买点什么？声音竟是很柔和，声量也不大，随之递来一只小塑料篮子，我于是想，即使不需买什么也不好意思不买点什么了。买了菜后，他放在塑料袋装好，两只手递给我，说声“慢走”，我受宠若惊。此后，每次去菜场，都在他摊位买点葱或青椒，尽管只是几块钱的生意，他也非常周到热情。

老家我常去的面馆，收银小妹妹是一个也许和我差不多大的四川女孩，我每次去，都能听到她嘴里哼着歌，有时客人点了餐，她会转过头大声用四川话跟师傅招呼下一碗什么面。此后我回了武汉，再去那儿过早，走到门口扫码，还没报吃什么面，就听她用四川话说了声“鸭汤面”，又说，你好久没来了。每天店里那么多客人，且我还戴着口罩，没想到她还记得我。我说，我去武汉了，这几天放假才回来。鸭汤面是这家面馆的招牌面，我每次都吃这个面，写到这里，我脑中响起了那声四川调的“鸭汤面”，这句方言我也学会了。

还有武汉的一家拉面馆，起初是朋友告诉我这家店的面很好吃，是个老店，我去探寻，此后便老去了。拉面馆不是戴小圆帽的甘肃人开的兰州拉面店，是本省的一家子开的，雇了两个人，一个人拉面，抻面，下锅，一个人用长筷子捞面，装碗，老板娘收钱，下调料，递碗，打包，男主人在后面照看机器轧面，一间10多平米的店面，5个人在里面忙活。店面简单，很能见出年头了，房子较旧，地板砖上的白瓷都被年深月久的顾客的鞋子磨去了，生意却很红火，逢周末，门口排着长队，一对比，旁边那家早餐店显得很寥落。门面虽只有一间，还摆了两张窄桌板供人坐着吃，却常常被排进屋的顾客挤得不好坐，于是有时桌板干脆是空的，人们端着面在门口站着吃，或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就着高些的塑胶凳，把面碗放上面吃，成为街边一景。面馆生意这么好，我想与它的老板娘分不开，她总是一张朴实的笑脸，用我听不出是哪儿的口音询问顾客“要不要辣椒”，她的手很伶俐，面前几排空碗，只十来秒，里面就都撒好了葱蒜醋等调料，面下好进碗了，我说声“帮我打下包”，她不慌不忙却又快速地扯个小袋子，不怕烫地捏起汤碗装进去，盖上盖子，再把袋子拎匀提给我，继续不慌不忙又快速地照顾下一只碗。店里一年四季似乎没有假日，恐怕只有春节才能休息几天，夏天，我排队进店，靠锅炉很近，一股热浪围绕着食客，老板娘身上套件围裙，站在锅炉旁忙碌，脸上出了汗就抬手擦擦，冬天倒好，靠着锅炉不冷，她只穿件秋天的绒布外套。每天从早上五六点开始，她站在铁皮桌后面方寸大的地方，忙碌到中午一点打烊，整个半天，不管我几点钟去，都看不到她显出累的样子，脸上总是那副习惯的笑模样，有时我中午去吃面，店里已没几个人了，这时她轻松下来，也还是站在方寸大的地方，手撑在桌边，放松地歇歇，以备随时而来的零散顾客。老板娘的面容和一双灵活的手，总使我想起譬如画糖人，做棉花糖那类技术娴熟的手艺人。

如今城市里几乎没有多少缝缝补补的小摊位了，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拉链坏了，人们很少再想到去修补，而是买件新的。我总记得几年前的一家裁缝铺，开在一条窄街巷里，小小的门脸，里面挂满了布匹和各种衣服，几乎是衣服山中刨出来的一块小地方，放着一张缝纫机，里面坐着裁缝。当我循着打听到的裁缝铺，第一次找到这条窄街，走到铺子门前，要看几秒才能从屋里堆得像山高的布料衣服中看到缝纫机上埋首做衣服的裁缝。大概总是静默做事，我走进去，过一会她才抬起头来，问衣服怎么了。我在那里补过几回衣服，衣服上的铜扣掉了，拿去缝上，裤子拉链坏了，换过拉链，新买的衣服不合身也拿去那里改。每次去裁缝铺，她都在埋首顾着手中衣服，有时踩着机器在纫，有时拿针在缝。中午沉闷易困的时分，一只收音机挂在缝纫机上，随便播着什么，她安心地做着手里的活。逢到人来，她说话不多，问完说完必要的，又埋头手中的活儿了，可是她暗黄的面容，抬起头来额上的皱纹，让我觉得每天重复地做着衣服，修补着衣服，也是熬人苦累的。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作，去过几次裁缝铺后，感到这是个吸引我的素材，可以写写，却总是懒得动笔。后来有次骑车经过那条窄街，看到裁缝铺门口放了块泡沫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即将搬走，我便决定不能再拖了，等铺子搬走，我再见不到静谧街巷中的这间铺子，时间一长就会忘，我就再也不会想到去写它了，于是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裁缝铺》，以纪念这间小铺子和它辛苦劳作的主人。

疫情时期我待在家里，每天看着新闻，有时感到不安，只是没有亲朋好友受到病毒感染，便没有很强烈的悲伤和担忧。后来，我从老家回武汉，当动车到达汉口站，我从车上下来，一踏上站台的地面，便立马感到一种特殊的情味，那种感觉和我在家里体味到的完全不一样，想起新闻里那些守在武汉的人们在最困难时表达出的种种感受，我此刻才后知后觉地体味到一二。而快递店的老两口，菜场的摊主，面馆的老板娘，裁缝店的主人，还有很多打过交道的人们，他们在疫情期间好吗？家人都是平安的吗？我很想再去他们店里，像平常那样见到他们，随便聊几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