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国境线》中,一名叫郑东阳的中学老师失踪了。从世俗角度讲,他是个优秀的教师,可以胜任学校里开设的任何一门课,可以把一个倒数的班级带到年级总分第一,除此之外,他还深谙法斯宾德、伯格曼、戈达尔、特吕弗这些电影大师的杰作,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个文艺青年教师。某天,他开始拒绝与人交流,拒绝与他人分享生活,直至离家出走。学校的另外一名教师柳方蒙被学校派到郑东阳家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柳方蒙既是郑的同事,也是郑的知己。而柳方蒙的妻子也失踪多年,犹如雨滴落进湖泊。一个被遗弃者,去走访另外一个被遗弃者(郑的妻子),在探访过程中,柳方蒙知晓了诸多关于郑东阳的秘密。譬如他与母亲姐姐的关系,他的初恋女友宋,他的前妻,以及他失踪了多年的父亲……
在王苏辛的笔下,这些忧心忡忡的成年人从来不会安于现状,他们喜欢眺望远方,喜欢用貌似富有哲理性的对话来掩饰生活自身的囹圄,他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是不晓得如何安置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这点而言,他们的苦恼,与我们的苦恼殊途同归。
而《象人》也与失踪相关,与《东国境线》不同的是,这次失踪的是主人公庄霖的母亲庄承俊。饶有意味的是,寻找母亲的缘由与父亲齐斯汉购买墓地相关——如果不能确认庄承俊死亡,齐斯汉便不能购买双穴墓,妻子的两束细发便无处安葬,于是时隔近20年,庄霖犹如一名侦探般开始寻找母亲,她的寻找方式也没有脱离我们的想象,而庄承俊的身份在不同人眼中的不同变化则让我们对这个女人既充满了好奇,又充满了某种厌弃。她离家出走,她在寻找自己在人世间真正的位置,她貌似是个追寻自由的人,说白了,也无非是在性与名利的交媾中暂时遗忘自我,在他者(地狱)的安抚或暴力中真正消亡。与《东国境线》中的明朗结尾迥异(郑东阳被找到,原来去偏僻落后的海岛支教了),《象人》直到结束,庄承俊的归处仍然是谜,虽则她的生与死、消失与重现并不重要,但我们依然深深体味到一种灰蒙蒙的沉滞之力,它勾连我们内心中的黑暗之地,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胆怯,犹如迷路者发现自己的一条腿已迈下深渊。
在阅读苏辛小说过程中,类似“逃离”与“找寻”的词汇不时闪现,并让我想起相关主题的小说。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中,乔治·格里布在贫民窟中寻找社会救济金的领取者,它无关逃离,却事关“存在”。托宾的《长冬》中,母亲出门未归,她有可能葬身雪海,也有可能已离家出走,而儿子在找寻母亲的过程中,窥视到了世界的疤痕。门罗的《逃离》中,主人公卡拉的人生中有过两次逃离,第一次是离开父母,跟马术学校的老师克拉克私奔,第二次逃离则是厌倦了与克拉克的生活,如果说第一次源于女性意识的自我偏离和对成年男性的误解,烙着深刻的主观性,那么第二次逃离则完全出于客观性,尽管在即将成功之际,卡拉中途下车,给克拉克打了求助电话,主动回归樊笼,可我们知道,第三次逃离或许正在雾霭深处等待她。
在苏辛的笔下,郑东阳、庄承俊这些固执的失踪者为何逃离,并没有给出如蜻蜓翅膀纹络般的解答,而我们在追随着“寻找者”的路径时,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劝慰,这种劝慰不是超脱了生活层面引发的说教,而是在饱满闪亮的细节中让我们逐渐体验到灵魂的温暖与祈盼,在缤纷麻乱的精神图谱中,让我们安静下来的不是逃离后的“归来”,而是逃离后的“等待”。门罗的另一篇《沉寂》中,女儿佩内洛普参加灵修团,再也没有归来,白领母亲朱丽叶开始抛弃工作寻找女儿,成了一名流浪者,多年后她从女儿朋友口中得知,佩内洛普嫁给了医生,过着子嗣满堂的幸福生活,在这里,母亲与女儿的行为、身份发生了奇妙的置换,母亲从寻找者变成逃离者,而女儿则回归庸常生活。而在苏辛的《东国境线》中,郑东阳和父亲的身份发生了重叠,他们都自觉地成为消失的人,最后在海岛相遇,而郑东阳再次失踪后,父亲又去张贴寻人启事;《象人》中,庄霖与母亲的身份既没有重叠也没有置换,母与女在各自的轨道上踉跄行走,他们像是平行空间的人,既没有命运交叉的可能性,也没有空间重合的可能性。
苏辛的小说在技术层面达到了一种纯熟,这并非说她有技术主义倾向,而是她展示了同龄写作者难得的自觉规避,她知道如何使用手术刀进入事物内部,知道如何在展示内部肌理的过程中避免过于热气腾腾的宣泄,知道人物与人物之间保持着如何的距离,知道情节与情节的更迭如何达到脉络清晰而不经纬混乱——在她旁若无人地结构小说进程中,我似乎听到了她镇定自若的呼吸声。其实,《象人》这样的题材很容易被处理成气韵丰沛的亲情故事,可苏辛很自然地就将表面的角质层去除,直接带我们领略了安稳盛世下灵魂的骚动、苛求、探求、冷漠及罅隙地带。《东国境线》也如此,人们在说话,在不停地说话,在有些清冷的、没有欲望的叙述口吻中,人物的行为诞生出一种游离了寻找本身的意义,这意义让我们欣慰,也多少让我们有些疲惫。苏辛懂得如何挑选材质,如何走线掐边,她若是去当裁缝,肯定也是个好裁缝。在《接下来去荒岛》中,她为我们成功塑造了一个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逃离者”,张洋不停失踪,又不停出现,他对生活的判断与选择,无疑代表了“后浪”们的一种生活态度。苏辛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既没有像《雍和宫》和《在平原》那样形而上,也没有像《白夜照相馆》那样形而下——其实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骨髓都是“形”,有些像“非虚构”的短镜头,在这种焦距妥当的凝视中,我们了解了“张洋”这个人物的“真相”与魅力。
苏辛能在写作的路上不断自觉地进行调试与实验,让我很是敬佩。当我阅读《象人渡》这部迷人的小说集时,神思恍惚间眼前常闪现出她的笑容。这个来自驻马店的姑娘性格爽朗,美而清澈,落落大方中又隐藏着不易察觉的羞涩,她的好酒量我也委实领教过。我不晓得她这段时间为何痴迷于那些固执的失踪者,也许她觉得这种非日常、非常规的逃离兼找寻中,更能探索人性的幽深与光亮?或许吧。当然我也知道,她笔下那些固执的失踪者,并非是苏辛让他们失踪了。他们在二维空间艰难行走,梦想着进入第三维。没有人觉得这是荒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