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路，早已走过了少年与青年，现在，我正朝着花甲之年走去。

多少年了，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双鬓染上霜雪、脸上布满沟壑，等待我耳畔没有尘嚣、心中不再慌乱，到那时，我才有足够的心力拿起一支沉重的笔，去书写一个值得追寻的生命、一个应该探望的灵魂。

现在是时候了。我终于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然而，从胸口到喉头涌出的，竟然是一声轻轻的呼唤：昭武先生——我的恩师与挚友——我在想您！

一

二十二年前，先生的生命在他花甲之年走到了尽头。噩耗传来那天，我放下了工作，把自己关在屋里，我想为先生写点什么。结果，笔墨拌着泪水写成的只有四个模糊的字：杜鹃啼血。

其实就在此前不久，我与先生才见过面的。当时母校七十华诞，我和志君均在被邀校友之列。坐了通宵大巴赶回到母校，才知道先生生病住进了医院，于是便径直赶到了病房。先生就站在病房的窗前，一脸苍白，深陷着的双眼带着喜悦的神情。他冲我们大声说：“我就知道，学校找不着，你们会追到医院来。”

看着先生的病容，惦量着先生的话语，想着先生从未改变的信赖与关怀而我们却无一囬报，心中难免自责起来。就这时，先生已从枕下抽出一叠稿纸递到我眼前，那动作就好像当年拿出习题要我解答。然而这次，先生拿出的不是考卷，而是他刚写成的诗稿，题目叫做《病中吟》。刚读完两首诗，我便对先生说：太伤感了，读不下去，先生写点别的吧！先生望着我，认真地点着头说：好吧。

囬到德阳不久，果然收到了先生寄来的新诗，他在信中说：“病已大愈，医生准予囬家养息。接受你的意见，从此去悲调而唱欢歌……”

我们为先生身与心的好转而高兴，商量着这次一定接先生来家中住一段时间。然而信未发出就接到同学跃华打来的电话，他说：昭武先生今天走了，是肺癌晚期。先生留下了话，不让保留骨灰，全撒嘉陵江中。

二

我们的母校蓬安中学，就在嘉陵江边。

当年上高中时，教我们物理课的，便是杨昭武先生。

先生身量不高。记得第一堂课上，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一道数学公式介绍自己的身高：√2≈1.4142。随即引来一片哄笑之声，笑过了，先生才一板一眼地说：“这下记住了，这个公式以后会经常用到。”

虽然身材瘦小，但他却有三样“法宝”：一双明亮如炬的眼睛，一副声宏如雷的嗓门，一对特大无比的手掌。有了这三样，他便基本拥有了对整个教室的“控制地位”。然而最初，一向独往独来的我，并未受到他的控制，更没有对他成天叫喊的“科学逻辑”产生半点兴趣。

我很清楚，三年的初中全在一片混沌中散漫度过，我的“数理化”知识几近于零；我更明白，两年的高中阶段也会很快过去，然后依然是“上山下乡”，在那个“广阔天地”里“科学逻辑”更会一无所用。于是，每天上课我照旧手端小墨盒、腋夹旧报纸悠然走进教室，寻了墙角位置，认真练习书法——我听人讲：在农村，一手好字能派大用场。

然而，我还是被他吸引了过去。不过，最初吸引我的不是“科学逻辑”，而是先生在黑板上书写的一手漂亮的字。

先生的板书，工整中带着飘逸、点画间藏着节韵。他踮了脚尖伸长了手臂旋转着手腕一路写下来，留在黑板上的，竟然是一幅美妙绝伦的书法佳作。我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我悄然收起了课桌上的楷书字帖，转而专心临写起了黑板上的的粉笔行书。

后来有一天，先生走到我身旁，夸我的课堂笔记做得不错。

现在还记得，当时我的心有些慌乱，我的脸有些发热。

三

先生年近不惑才执鞭从教——听说他此前是百货公司售货员——他自己总说他是“半路出家”，然而学校的老师们都说他“自然科学知识极其深厚”。

自身“知识深厚”和让学生清楚明白之间，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段距离，当年先生费尽了心思。

在先生的“科学逻辑”中，他首先看中的是“科学概念”。在他看来，一切数理的推论都是建立在准确定义的概念之上的。“没有基础，咋修房子”，先生经常这么说。

为了让学生真正掌握一个物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先生字斟句酌地描述过了、形象生动地比喻过了、具体实验也演示过了，然而，台上的先生早已大汗如雨，台下的学生仍旧一头雾水。先生只好停下既定教学计划，“死缠烂打”之后，终于在某一时刻学生们开了窍懂了，他才擦了汗，长舒一口气，但还是沮丧地说：“又掉别班的后面了。”

教我们这些学生，先生遭遇的第二道难关是：数学基础。他在一次课堂演算时才发现，我们对“方程式”的建立和求解，以及对于一些“几何”的概念，几乎一张白纸。

这次，先生没有停下他的教学计划，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开辟“第二战场”：他用晚上自习时间为我们补习初中数学。而且极具针对性：当晚补习的数学内容，往往直接相关于第二天的物理教学。先生笑称：这叫“临阵磨枪”，“热炒热卖”。

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第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对于“科学逻辑”似乎有些“入门”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先生额上的汗珠，明显减少了许多。

四

现在，先生在课堂上不仅教授知识，还要传授方法了。他反复强调：“没有科学的方法，哪来科学的逻辑？！”

从如何读书到如何解题，从怎样推导到怎样演算，他都有许多的“小窍门”，先生不遗余力地向我们“兜售”这些他当年读书时得到的“绝活儿”；他甚至在物理课上大讲“辨证法”与“方法论”，他十二万分地确定：在“原因”与“结果”、“已知”与“未知”之间一定存在着联系，而找到那条联系纽带的金钥匙便是：分析与综合。

他曾生动地做过一个比喻：

你要回家，就要开门；门上有锁，得找钥匙；问妈妈要要钥匙，妈妈说哥哥拿去了；找到哥哥，拿到钥匙——这个顺向的过程，叫做“分析”。

然后，拿钥匙开门回家——这个逆向的过程，就是“综合”。

先生还用了大量习题举例，演示他“分析与综合法”的实际应用：

在他的演示中，首先被列出的是一个浑身爬满“问号”（未知数）的“原始方程式”，然后，各个“问号”的身后跟出一长串的“箭头”，“箭头”们最终所指竟然大都是“句号”（已知数）——到这时，“分析”的任务大功告成。剩下的“综合”工作——由全部的“已知”去围歼那个唯一的“未知”——几乎如滚雷下山，势如破竹。

原来，破解世间的难题，都用这个方法，都是如此简单！

先生转过身来，扔掉手中的粉笔，大声说：“只要你们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如同利剑在手，就会无敌于天下。”

我是幸运的，那堂课我用心听了。在后来的学习与工作中，我虽未“无敌天下”，但先生教的方法确是屡试不爽。

五

先生依旧站在讲台上，端端地讲着他的“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他从不敏感于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窗外的天空正由浑沌变得睛朗，他身边的我们正在由孩子转为成年。

一九七七的暮春过后，整整一代的青年都变得亢奋而焦灼，因为，我们的眼前第一次出现了完全自主的选择：考大学，还是干别的？

我跑去找到昭武先生，问：“先生，高考是咋回事？”

“高考，就是争取命运的一次拚搏。”先生这样说。然后他完整地讲了他们当年高考的过程，以及备战高考的状态。

那次谈话之后我便下了决心，并比照先生当年的模样，真的用起功来；我与先生的接触交往，也已不仅在教室，更多的是在先生宿舍的那盏白炽灯下。

由于师母带着孩子生活在乡下，先生便一人住在学校荷花池旁的一间屋子里。每当学生宿舍熄灯之后，我便抱了书本溜到了这里——先生的屋里，总亮着灯光。

推门进去，先生就在灯下坐着。见了我，他伸出一只大手，压低了嗓门但却毋庸置疑地命令道：“拿问题来！”似乎我每天都该有问题——或者，我就是那问题。后来，先生向我解释：其实“问题”才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他还说恩格斯就曾说过：一个问题，胜过十所大学。

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我是提不出任何问题的。这时，先生总会拿出一个软面抄的小本子给我——那里面全是先生收集整理的各类习题，每页的正面是题面，背面则是这道题的解答。上面写的字细小无比而又工整清晰，这让我再次领略了先生的书法功力。有一次，先生拿出一支派克铱金笔给我看，他说：“我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却不能没有一支好钢笔。”

题做完了，先生总有一番妙趣横生而又是举一反三的讲解。我越来越喜欢听先生讲题。有一次先生心情大好时，曾经得意地告诉我，他在大学当过助教，专讲习题的。

终于有一次，先生也遇到了他解不开的难题——那是我为了“交差”，从一本苏联竞赛题里抄来的——先生研究了一天仍未有结果。“走，找沈先生去。”

沈光峰先生是学校物理教师的老前辈，是先生当年的先生。沈先生住在平房教室中间的一间小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屋里只有一把藤编的椅子。

藤椅被沈先生坐了，我便一屁股坐在了小床上——抬眼却见我的昭武先生，他正躬身立在沈先生身旁，恭敬地请教问题——我感到臀下一阵灼热，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猛地起身，站在两位先生的身后。

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意识中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却知道，那一次，坐下去的是个孩子，站起来的已然是个成人。

六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酷热难耐。

在那盛夏的假日里，我却沐浴着清风。

为了满足来自各方青年的学习需要，也为弥补当时教材的种种不足，县教育局抽出一批教师，利用假期紧急编写《复习提纲》。于是，昭武先生住进了县招待所的一处幽静小院。正好，我家离那小院仅咫尺之遥。

每天的黄昏是我去看先生的时间。忙碌一天之后，先生一手端了烟杆、一手摇了扇子，坐在一棵老树下面与我说话。

话题自然是从我的学业开始的，但慢慢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讲了许多中国的书法和诗词，也讲到了苏联的文学与绘画，有一次，竟然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命运。

刚点燃的叶子烟被磕灭了，一盒火柴被重重地扔在茶几上，先生久久地凝望着早被黑夜笼罩的天空。

就在那个寂静的晚上，昭武先生对我——一个不足他生命长度一半的学生——讲述了他的半生经历和坎坷命运。没有悲切哀怨，只有冷峻思考，讲完了，先生留给我的还是深情教导：要理性面对命运，要坚守人生理想，要珍惜每天光阴……

先生出生农家，从小天资聪颖而又体弱多病，为此，在他年幼时家里便请了师傅，一边习文识字，一边练武强身——他曾在课间给我们表演过的“二指倒立”的功夫，就是从小练成的——良好的教育和求知的渴望使他的学业一路精进：高中毕业他考上了著名的云南大学理论物理系，大学毕业他如愿考上本系研究生。

那是一九五八年，那时的先生真可谓“天之娇子”。

然而就在那一年，命运的眷顾突然终结：因国家的困难，全部的研究生招生被迫终止。先生在学校“助教”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了一家科研机构。然而科研机构这时已无“科研”可做，时光在苦等中慢慢蹉跎，加之家中妻儿老小需要照顾，先生便申请调囬家乡工作。

大概县里的人事干部对于“理论物理”的最大联想，仅仅止于“半导体”，于是，先生便成了百货公司收音机柜台上的一名售货员。

还好，在先生年近四十的那一年，他的母校热情地将他迎了囬去。

从此，在蓬安中学的教席中，人们开始远远近近地打量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在校园的教室和林荫道上，总能听到一个时而抑扬顿挫、时而慷慨激昂的宏亮嗓音。

而我却恰逢其时。尽管我在先生身边时间不长，但恰在大地初醒的春日，正是我心智待开的那个早上。

在生命长途中，先生是一道流光，正好照亮我将要前往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