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节，我照常回到村里，参与它每年一次的喧闹。乡下到底安逸，只是烟花一响，想起瞬间燃尽的鞭炮捻子，后脑勺就跟着收紧。早起看新闻，东北某地，派出所抓到个盗猎者。再往下看，并没有端枪进出山林的惊心动魄，无非就是熬了锅油胶涂网上，拿竹竿撑起，从天空劫落了几只野鸟。新闻播到最后，嫌疑人的认错态度不太端正，一直拧着脑袋，挣着手铐，一朵马赛克追着脸乱跑。

马赛克代表着媒体语言中的关怀与禁忌，用起来省事、人道，但老把受众的好奇心放小火上煎。作为创作者，就时常处于备战状态，时候对了，一种表情、两道疤痕甚至几句脏话，都有可能裂变出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几张有模有样的面孔。所以哪怕是道听途说，我也希望能够得到最丰富的细节。老想着撕下马赛克，是一种“我这边可以不要，你那边不能不给”的贪婪心理。

我有位姓邓的朋友，他爱乱想，好穷游，在嵩山塔林下搭过帐篷，跑中缅边境听过枪响。这人性格固执，只读书不写作，逮住人就猛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拜伦，全然不管对方是否有感。有次他聊尼采，聊“超人”，赶着车轱辘话，听得人昏昏欲睡。好不容易把人送走，当天晚上，一个地名突然闪现：斯特拉酒馆。这词汇沉默降临，意义不明，但我隐约知道，“斯特拉酒馆”应该关乎失去山林的猎人，是某种违背禁忌的超越，指向了外地人想象中的北方以北。此后的一周里，以“斯特拉酒馆”和2013年的新闻为起点，盗猎者的故事渐渐铺开：一个叫马尔贺的男人偷猎败露，上缴了狩猎工具，只能去伐木场锯木头。某天，他不顾身处缓刑期的危险处境，借了把枪毅然闯入山林。

——时机到了，撕下2013年的那片马赛克，就看到马尔贺的面孔。

故事写完，小说却尚未结束。到了2014年，邓姓朋友跑去郑州书城打工，负责拉货跑腿，同时开始看《文学回忆录》，逢人就唠《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又时常板着脸，不许别人开勃兰兑斯和木心的玩笑。打工期间，这个有驾照无驾龄的人，竟然开着辆满载书籍的金杯车直接上了高速。在我眼中，这类即兴的疯癫，一如马尔贺的那种豁然的浪漫。半年后，他再次辞职穷游，沿着雄鸡地图西部的边境线乱跑，从甘肃天水逃票下车，一路翘着大拇指打顺风车，闷头走去了云南。到了昆明火车站，他突然碰上霉运，旅途至此也就戛然而止。他后来回到郑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某日忽然开了窍，不再羞于提及这段往事，反而变得“以此为荣”。那段时间，我在郑州做编辑，领着屡屡延发的工资，为最后的民营杂志社养老送终。工作之余，我思考着如何为自己的故事增加惊悚元素，此时邓姓朋友的经历来了。听他讲罢，那把“匕首”就挂进了脑海，在以后的日子里被不断擦亮。

与邓姓朋友不同，我读书没有耐心，又时常因误读而受到错误的启发。德国作家帕·聚斯金德的《香水》很有意思，讲述了一个略显惊悚的故事：一个香水奇人为了精炼出理想中的香水，竟然连续谋杀了26个少女，用以收集她们的体香。要说这本书给了我什么错误的启发，那大概就是单一的品质完全能够让野蛮延展，不受任何外力干扰。既然“审美可以无关律法”，那么勇气也应该无关道德。以此出发，结合邓姓朋友的匕首，2013年那位盗猎者脸上的马赛克被第二次撕下，繁衍出了一种近乎黑暗的浪漫：一个懦弱的男人着了魔，他相信自己拥有勇武者的血脉，于是跨过北回归线进入原生地，展开了一场惊悚的、针对人类的游猎。

小说至此结束，两篇故事一黑一白，萌芽于相同的基因，就住在了同一个名字搭成的屋檐下。在这里，它们互为兄弟，彼此融合。

此时此刻，我确实开始反省，一张面孔的遮拦，有时候能荡漾出更多面孔的涟漪。或许我应该感谢2013年的那片马赛克，它在粗暴地抹除了一些细节的同时，也为创作者预留了更多的可能性。

我曾总结过自己在创作时的贪婪：“总奢望在一个篇幅不短的故事中加入更多元素，用来增加表达的密度、探索更新鲜的叙述、增强一种结构所能照射出的最大光束。”这其实是一种保守的表达，到了实操层面，我所攀附的写作技巧更加杂乱。对于创作者而言，这种貔貅一样的胃口太考验消化系统，八成不是好事。事实也确乎如此，没过多久，当我重看这两篇狩猎故事，马上就发现自己因贪婪和青涩而犯下了多么愚蠢的错误——半中不西的长短句像一粒粒砂石，粗暴地揉进了扎根本土的叙述里，更别提书面化的对白对人物塑造的摧毁……所以堆积过多写作元素是危险的，也是不成熟的表现，一旦呈现在作品中，就极易出现明显的违和感，甚至有些不伦不类。

被这种教训杀了个回马枪，委实让人感到羞愧，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贪婪”。龙是多种动物的人为组合，听来七拼八凑，当它跃然纸上，或聚集在九龙壁上化为浮雕，却依旧浑然天成。其秘不外传的审美和糅合是值得探索和借鉴的，对此，我跃跃欲试。时至今日，我所展望的那种浑然天成仍旧模糊，不露真容，仿佛也遮着些马赛克。但我仍然怀有热情的期待，希望在未来某日，自己饱经对主题的等候、对结构的探索和对语言的斧凿之后，能够从遮蔽物的边缘有所洞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