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在这篇短论中只讨论青年诗人冯娜诗歌中的两个问题，第一是互补性问题，第二是间离问题。我阅读的诗歌文本集中于冯娜2016年出版的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也就是说，没有收入这本诗集的作品不在我阅读视野之内，我的观察和结论也仅仅对这本诗集里的部分作品有效——之所以作出这些看起来有点苛刻的限定，是因为我想避免一种泛泛而谈，那种缺乏创见的泛泛而谈已经并将继续损害着我们的诗歌批评。

在这本诗集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以《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出生地》《劳作》《云南的声响》《松果》《采菌时节》等为代表的一类诗。对这些诗作的解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偏爱诗歌优美的读者能从这里面读到意象、节奏和表达的和谐，这自然得益于冯娜对诗歌修辞术的娴熟把握；偏爱诗歌地理的读者会从这里读出独属于某一区域——在此主要是云南——的风景和人情。还有一种解读的视角是从族裔身份切入的，比如谢有顺就认为：“诗人是少数民族，来自云南边疆这一高寒地带，她的出生地，有各种城市、平原所难以见到的动植物和难以想象的人情风俗，这种身份背景，成为不少人理解冯娜的切口。这当然是一种角度，但过度强调这一地域身份，也容易成为一种遮蔽，使得诗人与出生地的关系紧密，而忽视了诗人的精神想象力。”我以为这是一个更有生产性的角度，也是一个目前还没有得到深入展开的角度。我之所以看重以上列举的那一类诗歌，正是在里面看到了（少数）族裔经验作为一种互补性对当代诗歌写作构成的可能。在冯娜这里，我觉得并不用担心“对少数族裔身份的强调而忽视想象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冯娜的这一类诗歌里面，并不存在一种“奇观”甚至是刻意风俗画的倾向，她也并没有特别强调她的少数族裔身份——当然她也没有拒绝这一身份。我想说的是，她的这一类诗歌几乎是以一种自然的状态涌现出了她的生命经验：

骑马过河没有遇到冬的时候

小伙子的情歌里雀鸟起落的时候

塔里木就要沉入黄昏的时候——

白桦们齐齐望着

那些使不好猎枪的人

这首《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带有谣曲的音调，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转换了书写的视角，作为他者的“树”成为了“我”，而那个在现代诗歌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孤零零的“自我”消失了。在另外一首诗歌中，这种消失同样存在：

在云南，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

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

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

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

语言在此重新神圣化，并与云、菌、大象等等事物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这里面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万物有灵”。通过“我”的消失和赋予客观物以灵性和生命，冯娜的这一类诗歌里面出现了一个互补性的主体和时空。这种互补性主要针对的是现代以来单一的、均质的世俗化时空，在这一时空里，一切都成为客观物因而显得平庸乏味。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将这种“存在重新诗意化”，这也是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个痼疾是，将这种均质的现实时空完全复制为诗歌的时空，从而丧失了文学建构“可能性”的能力，更关键的是，在一个“世界图像化”的后文学语境中，这几乎是诗歌（文学）惟一的效用性。冯娜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但如孙晓娅所言，她确实在其诗歌中“书写了不同文化与区域的地域景观，地域景观架构起诗人隐秘的精神空间”。在我看来，这种“地域景观”实际上就是一种互补性的时空，在这一时空中，诗人并非通过一种平面化的书写并建构一幅诗人的漫游图，相反的是，这一时空是垂直的、是有高度差的、是向上与向下的同时拉扯，诗歌《雪的意志》极其形象地凸显了这一点：

二十多年前，失足落崖被一棵树挡住

婴孩的脑壳，一颗容易磕碎的鸡蛋

被外婆搂在心口捂着

七年前，飞机猛烈下坠

还没有飞离家乡的黄昏，山巅清晰

机舱幽闭，孩子们痛哭失声

这一年，我将第一部诗集取名为《云上的夜晚》

五年前，被困在珠穆朗玛峰下行的山上

迷人的雪阵，单薄的经幡

我像一只正在褪毛的老虎，不断抖去积雪

风向不定 雪的意志更加坚定

一个抽烟的男人打不着火，他问我

你们藏人相信命吗？

我不是藏人，我是一个诗人

我和藏人一样在雪里打滚，在雪里找到上山的路

我相信的命运，经常与我擦肩而过

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

这首诗初读起来像是一首以时间为线索的自叙体诗，但是在我看来，最有意味的却是里面的空间结构，第一节里有两个坠落的时刻：失足落崖和飞机下坠，但是同时也立即获得拉升并获救；第二节的场景是在“上行”与“下行”中追问命运的奥秘。由此时间的平面叙述获得了空间的立体感，并在这种垂直的向度与一种更高的时间和更高的空间——它暗示了对均质现代时空的超越——连接起来。与此同时，作为独特性的族裔身份和作为普遍性的诗人身份获得了统一，它们构成了一种互补性的relations，而这种互补性的诗歌美学，正是冯娜所独有的风格，也是作为一个以汉语写作的少数族裔诗人的机缘和贡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互补性并不必然形成一种如“有机体”之类的概念诗歌，那种浪漫主义式的完全“和谐”有时候也容易让人怀疑。固定的、本质化的诗人形象是前现代审美的残余，实际情况是，冯娜并没有因为那种互补性而放弃作为后现代主体的质询和抗辩——虽然有时候她使用的是非常温婉的语调。这就是另外一类让我感兴趣的诗歌，包括《在这个房间》《雾中的北方》《戒台寺独坐》《风吹银杏》等等。请看相关片段：

他们写下的诗篇，有些将会不朽

大多数将和这一首一样，成为谎言

                    ——《在这个房间》

我还是看见了北方的心痛

被铁轨攥紧松开松开攥紧

大雾弥漫

每一块好肉都钻心刺骨

过路的人是我

——说谎的人是我

                 ——《雾中的北方》

高大挺拔

风不会吹出它树干里的苦楚

我要是再年轻一点儿

也许会站在那儿，等着它遍体金黄

                      ——《风吹银杏》

在这些诗歌中，诗歌的叙述者或叙行者被“间离”出来了，这种“间离”要求诗人有足够的自省能力和自控能力，正如卢桢所指出的：“新世纪诗歌一个主要的精神向度，便是抒情者有意识地与时代主流语境保持足够的距离”。“非间离”会让诗人产生一种幻觉，他（她）无限认同于他的语境、情感以及修辞术，但是“间离”却抽身而出，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将自己置于另外一个时空，并自觉意识到书写是一种暂时的行为，这种暂时的行为在某些时候是可有可无的，在某些时候却必不可少，由此，“间离”也构成了互补性的一部分，在不屈不挠的对话和不屈不挠的想象中将冯娜的诗歌推向一个极具辨识度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