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家骃，字均如（1896-1977）为原“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校长，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之一。安师中学校史写着:“龚家骃，1946-1949年任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

“私塾教育”转型现代教育

龚家骃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私塾教育”转向现代教育时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提倡的新教育运动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者，龚氏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而且身体力行，具有实践经验。龚家骃走过的教改道路，仍值得今天教育工作者研究与借鉴。

一九0五年，清廷宣布废除延续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选拔制，此举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旧教育体系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间推移到辛亥革命，各地新学堂风起云涌，私塾教育正在消褪之中。

这些新学堂引进新教育理念，吸收现代教育优点，尤其是民国后，人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与民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私塾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内有识之士研究了西学后，结合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贫民教育”等新教育理论，重视乡村教育，推动教学改革，设想以教育为手段，改善生活、改造社会结构，这些努力为教育转型创造了良好氛围。但是，长期私塾教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依然牢固地扎根于乡镇地区，在一个80%以上民众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社会里，私塾教育只是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一种“权贵教育”，禁锢了人的思想与个性，难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如何推行现代教育理念仍处于摸索阶段，龚家骃成为新教育最有代表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之一。

“太仓实小”试点，推行“整个教育”

民国十年（1921），龚家骃（下称“龚”）就读于国立南京高等学校师范教育科，其时，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由此，南京高师成为其推行教育理念的阵地。

毕业后，龚家骃回到家乡太仓县，先在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师范科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兼任江苏省立第四中学附小主事。

民国十六年（1927），龚（下称“龚”）担任太仓县教育局局长。

自此走上了一条摸索教改的道路，在任期间，积极任用学界贤能，实行师资审查定级，推动改造太仓县的中小学样制。龚氏编辑了《中心教育》周刊等，对于推行新教育制度与教学方式不遗余力，引起各方好评，且竭力推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编校了《德可乐利新教育法评述》（注1），此书由文道书局印行。

民国十八年（1929），中央大学派龚家骃到太仓实验小学（下称“实小”）担任主事，并在县府街东首筹建新校舍，民国二十二年迁入新校舍。

这所学校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九月，初名“江苏省立第四中学师范科实小学”，一九二四年更名为“江苏省立第四学校师范科附属小学”。在此期间，龚氏推行新教育理论，试行了教改实践，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革新，随着新教学体系的形成，实小声名鹊起。

一九三0年，龚家骃继续担任实小校长，开始了他的“整个教育”的实践探索，整个教育理论源于杜威的教学理念，以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为蓝图，也就是指导儿童在和谐的生活环境下，以健全的体魄，兴趣意志所在，自发自理参与各种活动，从而掌握生活中所必需的知识，培养能力、习惯、思想…，以适应未来社会生活。

龚家骃的实践为教学的转型与改革做了基础工作，在太仓实验小学的校史上写着：“一九二九年中央大学派龚家骃任学校主事。一九三0年二月，学校实行‘整个教育’，九月二十二日，龚家骃在教育厅补行就职典礼。”

“一九三三年八月，《江苏教育》第八期刊载我校‘整个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权贵教育改为“民众教育”

千年不变的科举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权贵教育，只有极少数才能掌握的文言文以及与文言相适应的科考，读书成为升官发财的唯一途径，改制成为民众教育。

龚氏成为大众教育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整个教育”就是做了最初启蒙工作，目标是培养孩子成为具有独立个性与完整的生活经验，主张为“教、学、做三者合一”，“教与学”应以“做”为出发点。“做”也就是通过在校学习，学到今后进入社会的实际知识，开始了教学改革的初步尝试。由此，龚在当年（1930）的《江苏教育》二卷九期上，发表了《整个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对所谓“整个教育”尝试，分析了它的成因与结果。

举例来说，学校模拟社会是一个“大同市”。在市府下，设科学局、社会局、业务局、康乐局，局下设所、团、社、处等单位，俨如现实中的社会雏形。

“政府”根据中心单元，拟订计划，老师指导下所属各部门做好准备，各年级采用不同的“做、学、教”，低年级（一、二年级）游戏表演；

中年级（三、四后级）商议体验；

高年级（五、六年级）研究讨论。

“做”过程中，发挥学生手脑并用，由学生搜集、访问、调查、制作、研究、欣赏，解决问题，从而在知识上、技能上、态度上、行为上提升发展；

以大同市组织“恳亲会”为例，让学生感受“做、学、教”过程：

先由“市政府”制订计划，各部门通力协作，根据“做、学、教”要求，设立报告、表演、展览三小组。

报告组，发动每人写一篇调查报告，经选拔择优作正式报告；

表演组，每人讲故事或唱歌、跳舞，择优参加表演；

展览组，收集、整理、布置展出，围绕恳亲会为中心，进行“做、学、教”模拟。

市府各局，各司其职，科学局主持报告会、展览会；

康乐局负责表演会；

“大同报社”讲介恳亲会意义；

“巡察团”负责大会纠察。

“注册所”负责接待家长和来宾；

业务局向家长送邀请书，工作均由同学操作，既动手又脑，老师仅作指导。

开会那天，校园欢腾，学生是恳亲会主角，此举不仅增强了能力，也丰富了社会经验，为学生将来进入社会做了铺垫工作。

“教生”实习

太仓师范附属小学的另一项工作是，安排“教生”实习，所谓教生，也就是每年太仓师范应届毕业生到校实习，太师附小必须要做好“教生”走上工作岗位前的实习指导。此举成为附小“做、学、教”的一部分。实习期间，老师白天指导教生实习，进行评点；

晚上共同研究教案。大家克尽职守，教生对任课教师以师礼相待，虚心听取意见。

学生称教生为“试教老师”。

一九三二年，江苏省教育厅改“太中”为省太仓师范学校，由此，“太中实小”随之更名“江苏省立太仓师范附属小学”（下称“太师附小”）。

在太师附小周围建立了多所义务小学，成人免费就读，白天学生上课，晚上办成人读书班（太师附小已具有现代学校雏形，与私塾相比有天壤之别）。

新教育的倡导者与理论家

龚家骃不仅是一位新教学推广者，更是一位倡导新教育的理论家，他将在太小获得的经验转化为理论，连续不断地发表在各种教育杂志上，指导各地的教改。民国二十二年七月（1932），在《大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儿童教育哲学基础”一文，就儿童在新教育过程中的哲学理论基础作了系统阐述。

同年第三、四期（1933），又撰写了《最近教育新趋势》，分析了当时教育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及各校新教学发展趋势，总结了经验与教训。

一九三三年在《江苏教育》二卷九期刊载他的《整个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文；

十期又刊登他的《整个教育的实施》。一九三三年，龚家骃继续在《大上海教育》一卷一期上发表了提为《生活本位中心的做学教》，就太师附小在推行“做、学、教”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分析。

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他在《教育周刊》发表了《中小学校的社会改进计划》等文，在太小实践基础上，阐述了学校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同时以自己多年实践为蓝本，编撰了《中小学校的社会改进计划》，成为全国中、小学校在转型期的指导。由于太小在全省教改上处于领先地位，声名鹊起，引起各方关注。

一九三五年江苏省教育厅专程来考察“整个教育”实施效果，对“太师附小”给予高度评价。至今太师附小仍在校史栏中，介绍龚校长的教育实践经验与他的事迹。

一九三六年《江苏教育》又发表了龚家骃的《太师附小升学就业指导实施概况》，介绍了“太小”毕业生升学、就业的状况，分析了毕业生面临的问题。

该文提供了小学毕业生面临的状况，也让人想到，与现今学校曾何相识？

可以说，龚氏不仅在教学上实施了陶行知的新教育主张，还就自己的实施过程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同时将太小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向各校传播与推广。

用今天的目光来看，他的实践与论文有的放矢，既有理论，又有举措，以及实践经验的介绍和不足之处的检讨，更有自己在实施过程中的心得心声。

可以说，龚家骃成为我国早期教学改革的先驱者之一。

从事教改的实务与理论

民国二十五年（1936），龚家骃调任南京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编辑。

此时，日本侵华野心暴露无疑，他以多年从事基层教育的经验，对抗战时期学校的教学提出了看法，在《江苏教育》杂志上撰写《国难声中的整个教育》。此文对全国教育界有举足轻重之影响。他以太师附小的实验为“整个教育”的基础，处于国难时期，教育部门应实施的举措做了详尽分析，具有纲领性的功效，学生踏进社会后，有能力应对各种问题，包括战时可能面对的艰难险阻挑战。

抗战时，龚家骃先后任“旅湘临时中学”校长。

撤退到内地以后，龚家骃担任贵州省教育厅普通教育科科长。虽说是抗战的非常时期，龚家骃仍笔耕不缀，分别在当时最具权威的国民指导月物《国民教育指导月刊》连续发文：一九四一年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国民教育行政三联制》。

在一九四一年一卷《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期撰文《顽劣儿童的教导问题》；

同年一卷六期上写了《小学教师的待遇问题》；

一九四二年一卷八期撰写《对于小学体育教育应有的认识》。

师范生状况

在一九四三年一卷三期，龚氏写了《民众教育馆之现阶段》一文，分析了沿海与内地民众教育馆功用与现况，尤其是在《贵州教育》同年第三卷二、三期合刊写了《贵州省国民教育》，以他从教多年的独特眼光，分析贵州教育现状，对省立各中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一年制的“简师班”，训练师资多达一千多人的举措，大为赞赏。

为了吸引更多青年从事教育，师范生待遇逐年提高，一九三九年师范生每月每生伙食津贴二元一角，到了一九四三年，除了每月每生发大米外，另发食品费四十元，并将优良师范生保送到国立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及贵州师范学院继续深造，短训班加上正规师范毕业生，为大西南的国民教育提供了初步师资保障。

对于贵州苗裔民众的教育，龚主张在国民普通教育以外，将从前的方言训练班改为“国民教育方言师资训练班“，并深入苗夷同胞聚居区推行国民教育。在《贵州教育》一九四一年三卷一期上，特别为此写了《从教育政策到国民教育政策》，接下来，又在该刊二、三期合刊上写《贵州省的国民教育》，加上总结与推广。

《国民教育》一书

多年以来，龚家骃既有青少年教育改革的经验，又在地方中学师范教育的经历，从事过教育编辑行政工作，及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根据多年的实践，出版了《国民教育》一书（1941），由贵州省地方干部训练委员会印行。此书经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审定，有理论、有实例，更有教育改革实施的各种应对措施。可以说，一份不可多得的教育改革指导文件，成为研究我国四十年代教育状态的珍贵资料（注2）。

任江苏省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将“教改理论”付诸实施

抗战胜利后，龚家骃返回江苏，担任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946-1949），给了他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重拾因战事而担搁的在普及乡村教育抱负。

黄渡乡村师范，前身是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胜利后，在嘉定旧址恢复“黄渡乡村师范”，增办中师班，招收中师及初师各二个班。到任后，龚大胆任用学界贤能，只要此人有真才实学，就提拔到关键的教学岗位上，因为黄渡师范地处江苏省嘉定县，在江苏教育界，时有“无嘉不成教”之说。

龚家骃的教改实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大多成为学校教员或校长。龚家骃认为，乡村师范的毕来生并不单纯从事教学或管理，还起到乡村社会引领人的作用。

黄渡乡村师范在教学上实行“工学教育”，要求学生具有高度的动手能力，尽可能多地在实际操作中学习每门课程。

由此，作为校长的龚家骃，身体力行，他竭力提倡，黄渡师范的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乡村教师，更要成为一名乡村“领袖”，必须对乡村现状及改进乡村社会抱有明确的理想与能力。

因此，在黄渡乡村师范课程的设计上，除了基础课外，出现了许多指导社会改进内容，包括农村合作、乡村教育、乡镇社会、农业、工艺、工学等。

其中乡村教育，不仅涵盖了学校教书，还有如何创办学校，以及试办教育馆、民众学校等内容。

在农业课中，包括了农事农技知识，尤其是先进农业技术的引进与传授，当时乡村地区仍延续古老的耕作法。

在工艺课中，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工业手艺，诸如，印刷、缝纫、教具制造，以及简单家具及农具制作等。

在乡镇社会课中，除了乡村合作事业、推广优良品种、筑路、公共卫生事业以外，还有如何举办医院，推行乡村自治、村镇保卫等。

黄渡师范有明确宗旨，即，不仅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乡村教师，也培养学生成为“乡村领袖”，使他们具有乡村领袖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

龚氏不仅管理黄渡乡村师范，而且，自己为学生上课，他说，一所乡村师范设在农村，若不能推进乡村社会建设与农业社会进步，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就失去了学校教育与其存在的意义。由此，他的课，“乡村改进事业”，成为黄渡师范生的必修课，也成为必须掌握的要项。学生必须了解国情，乡村的多数人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学校责无旁贷，不仅教书育人，必须成为“改进乡村社会的中心”。

龚要求学生毕业后，必须将其所在学校培育成“改进乡村社会的主力军”，以组织民众、教育民众为己任，要与“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取得联络，建立社会组织，运用经济力量建立社会团体，辅助乡村建设，以求达到改进社会之目的。”

学生还须学会推广农业技术与良种，由此，黄渡师范与金陵农学院合作，培养适合于农业的优良品种，使学校作为良种的推广中心。

在社会改进课中，包括了开展公共卫生、防疫治疗、宣传卫生等。学校须有简易药库，教师具有治疗常见病的知识。

同时，学校还有动员村民、组织服务团、儿童团、国术团、乡村改进会等组织的义务（“乡村改进会”类似于地方自治机构）。改进会以小学为中心，教师担任指导。执行机构由村民选举，负责地方事务，分总务、建设、调解三部分。

龚的理论及实践仍有参考价值

龚氏认为，“科考教育制”固然有训练学生传统文化的优点，但禁锢了人的思想行为。教育中应当尽力发挥学生的潜能，以自己的志趣来选取专业。

他认为，科举教育有一定的优点，也应当看到，青少年阶段应当是一生中最充满活力的岁月，不应当将时间化费决定一生的科考上，这种教育体制是对生命价值的藐视，也失去了它的实际涵义。所谓“状元”只是掌握了按照卷上的“题目”做作文，完全颠覆了我国科举考试的内涵。因此，黄渡师范有明确宗旨，不仅训练学生成为合格的乡村教师，还要成为“乡村领袖”，具有乡村领袖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以今天目光审视，仍有借鉴的必要。

龚率先提出学校培养目标，不仅要使学生成为一名合格教师，还要成为“乡村领袖”，涵盖内容包括，农业科技引进、乡镇社会、农业基础、社团组织，推行乡村自治、筑路、公共卫生、村镇保卫、调查分析等课程设计。

唐宋时期，我国科技文化领先于全球，人们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每个人的出生都有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龚氏根据自己的经历，提出了：既然培养乡村领袖，还需要设置“危机管控课”。

处理突发性危机时，训练人的危机处理机智，避免索手无策，诸如，水旱灾、蝗虫、传染病、火灾，甚或，突发性战争、械斗，以及负责人的担当问题。这门课有案例，及相关处理方法，没有答案，只有处理危机措施借鉴，供探讨，成败得失，让学生自己做答案。

如果用今天眼光来审视黄渡师范设置的课程，以及龚所倡导的理念，已远超学校份内所要承担的任务，课程说明了师范教育与乡村社会进步密不可分，与民生切切相关，也可了解到，师范生的出现及实践不仅推进了乡村教育，在乡村社会改造的意义则更为深远。

龚家骃走过的路，难道不能窥探到我国近代教育所经历的里程吗？

注释：注1，德可乐利教育法，德可乐利（1871-1932）早期比利时教育家，认为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应以儿童的兴趣为中心，学校不仅传授知识，应当让学生了解社会，教育不能背离人的天性，离开实际生活。他的理论对我国早期教改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注2.国民教育，又称“公共教育”。国家为本国国民实施的学校教育。一般为国家规定的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即小学和初中教育，有的国家还包括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国在1915年把初等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实施国民教育。1922年仍改为初等小学。1940年又将初等小学改为保国民学校。各乡将完小改称中心国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再沿用国民教育名称（摘自网络）。

龚玉和，笔名庐上雁，本名龚越禾，致力于国际金融业务、旅游文创与文史创作，有多种著述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