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下的说法，河南是个文学大省，也是个文学强省。这文学强省的标志之一，便是迄今为止，据说已有9位河南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在我的印象中，单是南阳地区出现的文学名家，就足令世人对河南文学刮目相看。

一个地方的文学兴盛和该地方文学特色的形成是环境使然，这是丹纳先生的理论。这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其中尤其是对这环境影响至巨的文化传统和民情风习，更受人关注。这种说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我总觉得过于抽象，落不到实处。环境和文化影响是一个普遍的东西，是人人必受的熏染、必得的滋养。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谁都要吃。但吃这一日三餐，并非为了当文学家，创造文学作品，而是要维持生命，强健体魄。就算是后来当了文学家，写出了文学作品，这一日三餐吃进去的东西，哪些是营养文学的，哪些不是，也无法指明，更不能具体落实到一粥一饭、一肴一菜。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受环境和文化熏染滋养的某一地域的人群，何人后来侍弄文学，成为作家，何人不操是业，另谋生路；侍弄文学成为作家的，何人写出此一种性质的作品，何人又写出彼一种性质的作品，只要不是刻意牵强附会，其实也是不能一一坐实到该地域的环境或文化影响上去的。倘能坐实，则何以同一地域的作家，所作有彼此之分，同一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有所不同。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各种思想文化民情风习经长期流转交互融汇，已不复有单一之地域文化，尤其处此环境剧变、文化速融之际，以这种地域性的环境和文化影响法去论文学，非但搔不着痒处，且有胶柱鼓瑟之嫌。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丹纳先生的理论，只在表明，一个地方的文学兴盛和该一地方文学特色的形成，固然与该地的环境和文化有关，但其成因，恐不止于该地的环境和文化影响。这种单一的地域环境或地域文化决定论，用之于封闭的古代社会尚可，用之于开放的现代社会不宜。常见地域文学研究，论者多以自拟之地方文化特色为标的，然后于文学中求证，以此厘定文学之地方性的有无和地域特色的浓厚与否。由此所得之地域文学，不过是某种“地方性知识”的证明。

中国的地域文学研究起于近代。在古代典籍中，对文学的地域特性虽有所论列，但比较自觉的研究则始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人的著述。但彼时的地域文学研究，多在南北文学之间加以区别，如刘师培之《南北文学不同论》，或如汪辟疆氏以地域划分文学派别，论其特色，其中虽然融入了从西方传入的地理学说，但毕竟大而化之，且多袭用方志之说，未以文学为文学。丹纳“三要素”（种族、时代、环境）说的传入，虽然扩大了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畴，但受基础决定论的影响，久之又流为一种环境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如同政治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一样，这种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虽然也能解释和说明某些终极问题，但却普遍忽视这种终极性的决定因素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中介关系，这个中介关系便是作家个体的独特性和文学创造的独特过程。忽视作家个体的独特性和文学创造的独特过程，这些终极性的决定因素如何通过作家的个性作用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最终作用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封闭的“黑箱”。持决定论的地域文学研究者，多偏向于这种只重输入输出两端的“黑箱”操作。结果只见“黑箱”两端的地域特色遥遥相望，却不见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身在何处。

李勇的《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也属地域文学研究之列，但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持决定之论，不用“黑箱”之法。虽然他开篇也讲河南的历史文化、民情风习和现实变革，但并非要设立一个河南的地域文化标签，而是要为展开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创作地图，构造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从这个包括“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本乡与外省”的广阔时空中，去透视新世纪河南文学的创作状况。为此，他也不用常见的演绎之法，以某种地域文化观念向作品求证，而是沿着“颂其诗”“知其人”“论其世”的路线，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从他选定的10位各具代表性的河南籍作家的创作，挖掘和发现其中包含的河南地域元素。这些地域元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文化和民情风习的，也有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既有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也有五方杂糅的现代新观念，总之，他笔下呈现的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河南地域风貌，而不是一成不变万古如斯的河南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勇这部研究河南文学的新著，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走出了一条新路。

此外，我还注意到，李勇近年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一种独特的以散文为批评的方法，这样的文章读起来温暖体贴自不待说，从中也可见作者温煦的性情。读他此著，便常有这样的感觉，希望他坚持走下去，为当代文学批评来一次革故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