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生于并长于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我很少主动意识到自己的“少数”身份。这是片一层山一层人的神秘土地，每一层山里的人几乎都会拥有几种不同的语言；当我们说话、歌唱，先天的高亢音色和多声部的和音在这片土地上回响，就像西域大地上延绵不绝的山脉，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当我们用各自的母语亲切热烈地呼喊和应答，就会知道对面的山峦、山坳全部都是本族的地界。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光景，是身处现代文明的我们关于农耕时代镜像的回望和想象。如今，我们熟练地使用汉语交谈、交易，也用汉语思考、写作。即使在以少数民族风情为噱头的旅游城市里，我们无法通过人们的面容、衣着、神情将那些原生的“少数”从拥挤的人群中辨认而出。现代生活以它千篇一律的节奏消磨和消弭着人们所剩无几的乡愁。乡愁是不需要共同语言作为铺垫的，这个时代，只要边远地域和异质文化用自己的语言发声，无孔不入的商业文明就会立刻将其裹挟成一种粗暴的乡愁仪式，然后被消费。

很难说出“少数”的意义，对于一个不断同化和扩张的世界来说，它是否是一种坚韧的抵抗和留守。它们在自己的“慢”里，沉淀自己的记忆、习俗、血统、魂魄、根系、故土。少数族裔的身份是毋须辨认的，只要我们扎根在古老民族的根系中，我们的骨血必然会被传统所灌溉和滋养。现代生活以其迅猛的速度进行着各种“移植”、“扦插”和“重栽”，我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相似，城市像一块块在世界漂浮不定的积木，人们乘坐高速的交通工具去往他乡。只有那些根系还在土地上的人，甘于缓慢、用脚步丈量土地的，人群中的少数，他们才知道枝桠朝着向阳的方向生长，才能真正回到故乡。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确认自己的“少数”身份，如同诗人总是站在这个世界的边地。

作为一个白族的后裔，我却在藏族聚居地出生、度过童年；在纳西族聚居地度过青少年时期；在粤语文化地区生活、写作……这些生命印迹让我感到巴别塔无法建成，它也不必建成。我们在塔底寻找到栖息地，在这里我们守护着各自蓬勃跳动的心。重要的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其他形式，我们能够体认同样的悲伤和狂喜，同样的苦难与荣耀，同样的爱、信仰和美。

当蒙古长调传来草原深处的哀伤；当巩乃斯河畔的牧马人唱出哈萨克人远久的爱情；当漓江上传来男女缱绻柔情的对歌；当杨丽萍的孔雀舞带着山野的空灵寂静……我们不仅感受到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舞蹈歌吟，也在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中返回我们各自的家乡，那里有人类最基本的信念和文明支撑。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不是作为审美而存在，然而他们的天性似乎更多地保存了一种与自然万物共通的原始力量。因为“少数”总是偏居一隅，自然的恩赐和施洗，让我们更加珍视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敬畏那些我们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事物，也更加着迷于自然本身的更迭和运转。

一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生命体验和积累中形成自己的心跳节律，它有可能被外界打乱，也有可能由于自身的生长、病变而更改。它对于族裔中个体生命的意义，也许就是赋予他们一种脉搏，哪怕我们容颜已改、乡音不存，我们还是能通过相似的频率，精确地回到熟悉的呼吸吐纳中，回到我们的故乡。

诗人通过诗歌的方式与世界建立联系，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成为岛屿，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无论民族、职业、生存状况等等，用各种方式呈现的“少数”，我们都为世界提供着独特的经验、记忆，甚至富有传统和创造性的疆域。谁又能说“少数”不是“中心”呢？

不需要明辨“少数”，民族血液的根须会顽强地唤醒我们的知觉和乡愁。也不需要刻意在“少数”中画地为牢，我们的天性已然赋予我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我们的天职，作为少数中的少数，我们还乡并守护。

如是，处在更广阔的疆域里，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我，不过是通过汉语，一次又一次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