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北京香山饭店，几位退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头忽然被召集，赶着编注《古代散文选》第三册。人教社向来藏龙卧虎，相比较而言，老编辑中的张中行学问稍嫩资格尚浅，年纪略小拿钱也少。他是老头子中的年轻人，少壮应该多努力，顺其自然地成了这书的实际负责人。

　　说起学习古文，我经常翻阅的不是《古文观止》，是人教社出版的这套书。不是因为版本好，而是就在手边，找起来方便。一共三本，据说是编给中学老师看的，经常翻阅，所以也顺带知道了张中行。所谓知道，是知道个名字，与吕叔湘和王泗原相比，家里人很少提及，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如果不是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未名四老”，他也就是一个有点能耐的退休老编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然读到了《负暄琐话》，随手一翻，竟然不想丢下，于是就把张中行送的那本书据为己有。那时候，知道他的人很少，渐渐地小圈子里开始议论，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不错的散文集，作者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之歌》是个可以用来定位的坐标，一说起余永泽，都忍不住会心一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张中行晚年的行情之好，让所有熟悉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著作开始占据各种排行榜，男女粉丝众多，文化人都以读他的书为时髦。尽管和北京大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后来作为家属在燕园长期居住，他却成了北大的标志性人物。

　　张中行文章中多次提及祖父，语多赞美和感激。文革后期，张解职还乡，孤身回到河北香河老家。有一次来北京看妻女，住西郊的北大公寓，其实就是女儿的宿舍，忽然想到要去八条看祖父，兴冲冲进城，恰巧祖父出门，没见到，就留下一张条子。祖父回来看到留言，立刻去信表达未能相见的惋惜，同时为他的不幸遭遇感伤。物伤其类，祖父误以为住的公寓是客舍，想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老来却无家可归，沦为住旅店，不由得愤愤不平。

　　除了晚年无限风光，张中行一生确实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没有最后的10多年，我们大概根本不会去说他的故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同一代人中间，张的薪水会一直那么低，从1951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工资竟然从未变过，退休前是125.5元，退休后打七折，只剩下94元，还不够一张大票子。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期，能拿到100多块钱，工资也不算低，早已超过了劳动人民的标准，不过钱的多少总是相比较。老一辈人的开销与现代人不一样，一个人工资要养一大家，张中行太太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有一个岳母和四个女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水涨而船不高，这点钱自然不够用了，因此读张的文章，会发现“伤哉贫也”经常在字里行间游走。

　　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贫穷往往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不只是贫穷，痛苦也是。看张中行哭穷和抱怨以往，作为读者除了心痛之外，兔死狐悲，忍不住也会淡淡哀伤。君子固穷此话不错，可是文化人一直很穷，食无鱼出无车也罢了，常常还为肚子饥饱犯愁，这就有点不和谐社会了。张中行的解职还乡，牵涉话题很多，个中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岁数到了，该退就得退，退了也就退了，他本不是个会据理力争的人，何况当时理也未必全在他那里，只能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服从命运安排。正好是林彪事件前夕，到处在挖防空洞准备打仗，有一个流行词叫疏散，城里人都往乡下撵。避难乡间倒成全了他。

　　总之张中行在凄凉中告别了妻女，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伶仃孤苦地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一住很多年，冬天没有暖气，房间里是零下3度，夏天酷热，室内气温已高达33度。这也不是随便乱说，他带着一个可以算作古董的老式温度计，千真万确地记录在案，都写在了日记上，并不是后来的回忆。

　　最惨痛的记忆还是没有北京户口，今天这都不是问题，当年却是头等大事。张中行成了闲杂人员，去首都探望妻女，必定遭受几番羞辱。首先要乡间的大队开路条，证明他不是坏人，这路条开与不开也没个准，要看有权者高兴不高兴。有了路条才能在北京报临时户口，最多三个月，到日子还得续，能不能续又得看有权者的情绪。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碰到有权的，秀才遇到兵。张中行如果潇洒，有点玩世不恭，就不会受这个罪。那年头赖在城里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未必真会押送下乡。

　　当然张中行做不到这些，他顺从惯了，习惯了夹尾巴做人，既不会挺直了腰杆说不，又一定是有钱也舍不得花，毕竟已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这钱必须留着养老，今日有酒今日醉，显然不是他的人生态度。在乡间的这几年，他老人家退而不休，度日如年，虽然不至于再去做重体力的农活，但是背粪筐捡个粪，轧场时牵牵毛驴，这些农事还得敷衍。多少年来，我一直会忍不住想到张中行的这段经历，过去常说作家要去体验生活，这个说起来大约也可以算标准的体验了。

　　退职还乡的张中行，只能依靠三件事来打发时光。一是写毛笔字，用旧报纸抄碑临帖，虽然有些旧底子，最终也没成为书法家。二是读书，这是很多识字的人的无聊，所读之物无非一些常见古文，读了也就读了。三是写作，除了小说什么都写，反正不为了发表，躲在斗室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结果幸亏了这个第三，当时随便写写，却把埋藏在深处的写作热情给挖掘出来，本来打口井取点水喝，没想到一下子冒出了丰富的石油。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25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80岁才突然成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与其先甜后苦，还不如好日子留在后面。人间重晚晴，甘蔗从梢上吃起，越吃越甜，老树得以开花，晚就晚一点吧，可惜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生不可能自主选择，不是谁都当得了张爱玲和张中行。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成名要趁早”，而张中行显然也不是故意捱到80岁才一鸣惊人，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偷偷写作，只要有机会就贼心不死。50年代写过，60年代也写过，可是真正能畅所欲言，真正百无禁忌，则是在文革后期。这时候，天高皇帝远，文化人基本上是死了心，写作成了一件完全私人化行为，与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完全脱节。据张中行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就写于这个特殊时期。

　　这也充分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已开始萌芽，张中行是个例子，另一证据是后来风行一时的朦胧诗，写作年份基本上也差不多，都是在“文革”后期。时代是割不断的，新时期文学的大趋势中，张中行走红有个十分明显的慢热过程，比朦胧诗晚，比伤痕小说更晚。他的成功也印证了一个最浅显道理，文章首先得写出来，写总比不写好，好文章只要写出来，迟早都会有人看，是金子自然会闪光。

　　当然，作为张中行的读者，我更喜欢他未成大名时的文字，喜欢那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和从容。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些的汪曾祺更好。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些作家相比，汪曾祺明显高出一筹，与张中行较量就有差距。只是相差了几岁，情况就会完全改变，一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生可畏；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生姜毕竟老的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