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在那么大的舞台的最中间站过，你没法体会，你让我怎么指导你？”他气呼呼的。他说话总是气呼呼的，因为他的口音。他的口音在我们听来太特殊了，小城里从没听过谁这么说话。他不屑，因为他说他讲的才是普通话。当然不是。电视里的人说的才是普通话。他训斥我们，说普通话其实并不是北京话。他不是小城人，见多识广，所以该怪我们孤陋寡闻，也许他说的是另一种普通话，谁知道呢。但孤陋寡闻的人都不愿承认自己孤陋寡闻。于是我们私底下学他说话。男生们有先天优势，更容易学得惟妙惟肖，因为他嗓音浑厚，音量又真大，教室的天花板经常被他吼得仿佛楼上有人在跳操。男生鼓起的喉结让他们在这种模仿中更胜一筹。女生则要深吸好几口气，才能攒足力气，学着他的口音，吼那么一嗓。

不过效果差不多：一样的哄堂大笑。

“有些人极不知趣哦！”“脸皮城墙倒拐的厚哦！”……

大致就是这些，老师训斥学生的家常话，天底下没什么不同，这一点就算孤陋寡闻如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高三了，有些话听得太多，何况我们还一直学说这些话，就算起初怀有恶意，到高三也觉得够无趣了。但不妨碍我们依然认为他的斥骂奇妙无穷，因为他会在其中加上脏字，加的地方总是很到位，毕竟是教语文的。

我的“中气”非常不足，这是我继知道自己“没有站在过大舞台中央”这一大缺陷之后获知的自己还有的第二大缺陷。

简直天旋地转。

中午我都没有午睡，可不是为来语文老师家里听这些噩耗的。此前他在课堂上，从来对我只有表扬。

我应该在小山上，小山应该在学校后面，小山洞应该在山脚，小溪转弯的地方就是了。阿杜应该在小山洞里。他应该带上了半岛铁盒——他宣布我应该会喜欢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铁盒，因此我应该感到好奇。应该好奇的我现在应该去山洞见阿杜。还有，小山洞应该能容下我们两个。

这些“应该”都没有发生，便成为了“如果”。

没在舞台中央站立过且又中气不足的我，站在语文老师家的客厅里，没有开灯，室内暗沉，犹如秋天的黄昏，我第一次琢磨起自己是否真的气息不足——我还不习惯说“中气”——我确实感到喘不上气。不久后，我学到一个成语，万念俱灰，才明白原来我不是中气不足，而是万念俱灰。

可是“万念俱灰”不好，我需要“阳光明媚”。在学校为高三同学鼓劲加油而举行的演讲比赛中，我准备演讲的题目，就是“迎向明媚的春光”——拜我母亲所赐的题目。“小孩子家，就是要阳光要朝气蓬勃的。”她像相信冬天之后是春天一样相信我的世界没有一丝阴云，我的前途灿烂光明。我随她去。这样对我俩都好。

他家在一楼，窗外常年笼罩着墨绿的树影，刚刚过去的冬天也没有让它们“万叶俱灰”。小城的冬天那么简洁明了。属于上一年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南下，它肯定越不过秦岭，即便它侥幸越过了秦岭的山巅巅，山谷中的小城也自当安然无恙。冷空气就像割草的镰刀，像被抬举得太高的任何东西；低处的小城就像匍伏在地的稗草，仰视着冷空气的“刀锋”，不无意外地，就躲过去了。因此大概跟我一样，这里的冬天也是“中气不足”的。冬天跟我一样被困在这里了。

“可是星期五就要演讲比赛了！我来不及纠正你了!”他说。窗外树影中的麻雀，蓦地神经质地蹿出来——大概被他的大嗓门惊到了。

不像麻雀少见多怪，我应该见怪不惊的——他在课上念我的作文时，嗓门可比这大多了。我写的不是“作文”，我写的是“范文”。我听着他用我听不太懂的口音念作文时，心里往往这么想。

“朗诵比赛不是你写得好就行的！你最好不要开口说一个字。”他最后这么说。

我于是也想当麻雀飞走了。

我放弃了朗诵比赛。因为“我气息不足，说话时会吐气在话筒上，就会有‘扑扑扑’的声音，别人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了”，我这样跟阿杜解释。不过跟妈妈就说得不一样了，因为“高三时间太紧张，我不想因为这种没名堂的比赛耽误学习时间”，是“宝贵的学习时间”，我又补充。

阿杜认为我可以去练歌房试试，因为如果我“离话筒远一点，就不会有扑扑扑的声音了”。他常去练歌房。我不打算告诉他：我知道他跟那里弹钢琴的艺术生关系不错，而我对此相当介意。原因嘛，不止是因为她已经考完了艺考——钢琴十级，成都的大学随她挑。

我当然不去练歌房。弹钢琴的姐姐我见过，事实上在路上我们经常碰面，小城不够大到让我们可以绕道而行。我们总是擦身而过、目不斜视，像树林里窜行的两只动物，因为分属不同的物种，便对彼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一套我们都会，因为我们生在这座名副其实的“小”城，且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没有离开过。这意味着：我们彼此了解，宛如亲人，但我们仍会彼此视而不见。

这是一种本领。

阿杜就不会这项本领，他12岁才到小城来，之前他在重庆。所谓山城重庆，固然也是多山的，所以他很快适应了我们山谷里的小城。不过他人缘太好，因此我才说，他没学会小城这些人任对谁都视而不见的这种傲慢的本领。我知道，人缘太好的阿杜去练歌房见弹钢琴的艺考生，艺考生给了他那个叫半岛的铁盒。

也许我没去小山洞是对的。

也是人缘太好的阿杜告诉我，语文老师有七个老婆。

“可是他一个人住……”我努力回想那个万念俱灰的中午，记忆里遍寻不出七个女人，连七分之一个女人也没有。只有教工宿舍一楼最边角那套一居室，阴沉沉的空气里是他的唾沫星子，像肥皂水泡沫一样长久漂浮。有一些唾沫星子落在打开的大厚书上。那是本神奇的大厚书，自从它打开之后，他就不再对我大声说话了，他的嗓音变得很低沉、神秘，像是他也气息不足了，像我在卧室写作业时，母亲在客厅惟恐干扰我而放低到极致的语气。

“《中华名人大词典》，这是我……”他指尖不断落在书页上，大厚书摊开，页角卷曲成钢丝球似的。我很不容易才强迫自己不去抹平发卷的页面，这对我真的不容易。因为我面对着一位“中华名人”，绝不能丢人。哪怕我中气不足，这时也勉力憋着气。

我顺着他的指尖费力在书页角落处辨认，昏暗的光线妨碍我尽快搜寻到他小小的名字，不过他把芝麻大小的三个字都念给我听，连同名字后面的三行文字。名字旁边是他的照片，照片太小，他的五官都被他的指头盖住。手指挪开，照片上的五官仍然模糊。但如果我抬头，便会把这五官看得更清楚，只是我不想抬头，因为他正搂过我的肩。

“这是中华名人大词典编委会编辑的，还有呢，这一本是世界名人名录编委会编辑的……”他得翻开另一本大厚书，不过他只能用右手把它拽过来了，因为他的左手还在我的肩膀上，缠住了我几根头发，我只好不动脖子，为避免扯痛头发。我想我不敢动弹肯定不是因为“世界名人”“国际知名”“亚洲杰出”等等字眼接连同他的唾沫星子一道飘散出来，长久飘浮在暖烘烘的小房间里。一共17本大书里，都有他的名字。“国际知名”的那本按姓氏首字母排序，他的名字列在丘吉尔之前。

演讲比赛那天，我和阿杜都逃学了。我想要自暴自弃，演讲比赛于我无缘，很多事都与我无缘。我不是“中华名人”，也不是“国际知名”“亚洲杰出”，而阿杜，他是钢琴姐姐的。他带我去练歌房，只是因为他厌恶待在学校。我终于知道练歌房是怎么回事，只是我一直都管那叫卡拉ok。钢琴姐姐要傍晚才会出现，阿杜和这里的老板是我仅有的听众。我们在开始之前先说道语文老师的七个老婆的问题。

“也许是两三个，不过他自己说是七个，他因为什么原因来我们这小地方躲起来谁也不知道，不过肯定跟他的‘老婆’有关，就是跟女人有关嘛。他很能让女人崇拜他，不过真的假的，谁知道呢？反正我们知道他是个老单身，”练歌房老板说，“他教书倒是真不错！年年带高三，年年考第一。”老板像小城所有人一样，对所有人心知肚明。

“都是骂娘骂出来的。”阿杜说，“如果一个人使劲骂你，让你没一点自信，那你就会听他的话的。”阿杜没说错，他爸就用这办法对付他。

老板说：“学生不骂能考好吗？”

我听着他们说，貌似不动声色，实际我不敢发言，他是“世界名人”和“亚洲杰出”。难以置信，我想阿杜和老板一定都不知道，这样一个名人竟然一直潜伏在小城。这种不可置信的感觉让我的脑袋始终很混乱。不可认知的世界里我真是太无知和渺小的角色了，而我竟然还想到离开小城，奔向外面的世界？我琢磨着待会儿站在练歌房小舞台的中央那到底是种什么感觉，以及那种感觉会不会让我清醒、自信一点。

“半岛铁盒”原来是一张CD。里面唱歌那人，吐气像我一样中气不足，口音像语文老师一样含混不清。我怀疑阿杜存心拿它取笑我。我握着练歌房油迹斑斑的话筒，生怕离嘴太近，暴露我中气不足的缺陷。天知道，自从知道这一缺陷的那天中午开始，我的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7本厚厚的辞书在我眼前垒成一道墙，摇摇欲坠，却又坚固得很，以至我仓皇跑出来的时候，慌乱中也没让它坍塌，它像一座倾斜的塔，岌岌可危地立在我心上。

音乐响起，没有窗户的练歌房内昼夜无分、四季不明，五光十色的旋转吊灯就像晕了头的我，被这些人带领着，不停旋转，始终在迷失，却不能张口。直到音乐停止，或者音乐其实一直在继续，但我站在舞台中央，最终也没能开一开口，我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到处仿佛都安静得很。

这是一个寂静的春天。

大一的寒假我回到小城，不出意外地在小城与语文老师擦身而过。我们目不斜视，像树林里窜行的两只动物。我已经知道，如果想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中华名人”“国际知名”“亚洲杰出”里的价格，从一千到一万不等——类似的编委会很希望招揽到我们这种贫寒的大学生为他们做校对。他拎着几根菠菜，昂首挺胸地跟我迎面走过去之后很久，我站在春节前空旷的街道上，中气不足的小城的冬日里，却感到自己体内全是“中气”。我还想我要站得笔直，像铅笔一样直，这样心中那座倾斜的塔也许就会变得很正很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