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切斯瓦夫·米沃什写过一首诗歌《准备》：“又经过一年的准备时间/明天我要坐下写作伟大的作品/二十世纪将出现其中，真实不掺假/太阳将要升起，照耀义人和不义之人/春天和秋天依次往来，丝毫不爽/画眉在潮湿的灌木丛筑造巢穴/狐狸即将学会狐狸的记忆。”（林洪亮译）这首诗的前两节描述了一位写作者信心满满地写作“伟大作品”之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要包含很多东西，他许诺要涵盖二十世纪真实的历史，有大军奔驰穿过冰天雪地的荒原，有坦克开进集中营的画面，他会在作品中揭露真相。但是到了诗歌的第三节，写作者突然意识到了他永远写不出这样描述大历史的作品，他的脑中只有这样的一幅画面“母亲的劳累/思考女人生出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蜷缩成一团，保护头部/因为加重的皮靴猛踢；身上着火、奔跑/他燃烧发出亮光：推土机把他推进巨大的泥坑/她的孩子。/抱着玩具熊。孕育在极乐中。”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受限于个人的记忆，如果没有这些源自个人私密的经验，历史只能是空洞的历史。对真实的热情追求是米沃什对诗歌的定义。在这首诗的结尾处，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还是学不会妥帖叙事，平心静气/愤怒和恻隐，都妨碍风格的均衡”。写作者最终放弃了写出伟大作品的奢望，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私人经验中的真实与大历史呈现出来的真实有很大不同，他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写作形式来平衡，最终只能在矛盾的心态中挣扎，然后放弃。

大多数写作者在写作之前都会预设自己的写作主题，但我们能写的东西与想写的东西永远无法重合。在想写的主题与能写的主题之间，是各种艰难的沉思，长时间的静默，甚至绝望到把自己交出去，交给所谓的神秘主义的缪斯来掌握。具体到米沃什来的这首诗歌来说，更复杂的意义在于，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不但决定了我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还决定了我们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而米沃什总是会选择某种更为艰难，也是更忠实自我的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不止一次提醒我们一个人要保持自我是多么困难，开篇提到的《准备》就是其中一例，因为伟大的作品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写作者很难拒绝这种发声的渴望。

二

米沃什生在二战期间的立陶宛，当时立陶宛仍隶属于波兰。波兰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占领，被苏联解放，战后属于苏维埃政权。战前，米沃什只是一个出版过两本诗集的年轻诗人，战争期间参加过抵抗运动和华沙起义，目睹过大屠杀，波兰在战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米沃什成为了新政权里的一份子，外交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先在驻美大使馆，后在驻法大使馆工作。1951年，他主动选择了跟自己的国家决裂，成为了一名在法国的流亡者。在法国，他目睹了法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政权的迷恋，开始写作《被禁锢的头脑》。在法国生活将近十年后，1960年米沃什前往美国，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聘请，成为了一名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十年后加入美国国籍。

米沃什与同为流亡者的布罗茨基不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后来在美国，他都坚持使用波兰语写作。这导致大部分人在他1980年获得诺奖之之前，对其在诗歌上的成就一无所知。在他的家乡波兰更是如此，他的作品一直都被禁，大部分波兰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位诗人的名字。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曾经回忆，在七十年代的大学里，他为了能读到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需要院长的特别许可，才能在图书馆的一间阅览室里阅读它们，而且决不能带出这个房间。在波兰，如果看到米沃什的名字出现在某印刷品里，也常常伴随着字样“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敌人”，扎加耶夫斯基感叹说，可怜的波兰共和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敌人！

这就是米沃什流亡期间的真实境况，无论在哪里，他几乎都是默默无名，大部分人都会把他当成一个政治评论家和散文作家，写过一本《被禁锢的头脑》，往往被左派人士看作是西方的奴仆。在他所在的大学，他以讲授陀思妥耶夫斯基闻名，以另外一位波兰语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诗集译者为诗歌界熟知，他还翻译过西蒙娜·薇依的宗教作品。他第一本翻译成英文的诗集1973年才出版，直到此时，他的很多同事才知道，身边的这位文学教授，原来还是一位技法精湛诗艺高超的诗人。

这种境况，在中文版的出版过程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他的中文版诗集《拆散的笔记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出版，但是回想起来，我们最早熟悉的还是他晚年的回忆录《米沃什词典》，然后是《被禁锢的头脑》，一本关于意识形态和辩证法在实践中如何悄无声息改变我们心智的经典之作，还有他在哈佛大学诺顿诗学讲座的讲稿《诗的见证》，加上刚刚出版的另外一本精神自传的日记《猎人之年》和五十年文选《站在人这边》，更是加深了我们的印象：米沃什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歌。

这种偏见主要源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无法阅读他的诗歌。在国内的翻译界，诗歌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涉及到波兰语这样的小语种更是如此，如果从英译本转译，则意味着我们会在翻译中丢失掉很多东西，更何况，诗歌翻译对译者有着更好的要求，诗歌翻译中的节奏和韵律，是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诗人翻译家相对会更好处理这种语言上的高标准，但也不免有所取舍和闪失。如果不懂原文，只能通过译文来阅读诗歌，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完整理解一首诗歌的妙处。米沃什的诗集去年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四卷本的诗集只是提供了解他诗歌成就的一个侧面。所以，我们说米沃什的散文成就高于诗歌大概也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说辞。但是，读诗人的散文有个很大的好处，借用布罗茨基的说法，散文是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诗人的散文可以诗歌提供背景解说，注解，诠释，深化我们对诗人诗学的认知。

三

在《站在人生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中，有一篇《道德家阿尔法》，是米沃什早年的经典之作《被禁锢的头脑》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这位阿尔法，年轻时候着迷于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魅力的天主教小说家，经过了战争和大屠杀的洗礼，被新政权接纳，经过了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之后，成为了歌颂苏维埃新政权，深谙体制红利的当红小说家。值得注意的是，米沃什并未用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位同行，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对我来说，过于严厉地去谴责阿尔法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了同样一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路。”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当我们看到被夷为废墟的华沙的一瞬间，当我们看到监狱囚犯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写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不是部分，否则我不能去写。我同样感到，纳粹占领期间在华沙发生的那些事件，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达都是可以的，唯独不能采用虚构的小说形式”，“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不成体统”。

如果说表达这种苦难，小说不合适，诗歌是否合适？其实开篇的那首《准备》已经多少反应了米沃什的矛盾心境。我们当然需要揭露历史留下的真实问题，需要用文学形式来表达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表达的时候，同时也饱受折磨，因为他不想成为“专业的哀悼人”，不想成为贩卖苦难的艺术家，让沉重的记忆变成消费主义的景观，米沃什的诗歌中很少有涉及到波兰的大屠杀就是因此之故。这种矛盾的心结，一直困扰他的写作，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都有所提及，比如在多年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他还强调这个问题：“现实需要被命名，需要形诸文字，却不可承受。若是触及现实，凑近现实，诗人的口恐怕连约伯的抱怨都发不出：与行动相比，艺术一无是处。不过，要想掌握现实的原貌，要想保持它固有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交缠，惟一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翱翔于现实之上。可是，这种做法却又像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了。”写作，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形式，最好不要轻易下手，正如他在一首诗歌《诗歌的艺术》中所言：“我一直渴望发现一种包罗万象的形式/它既不太像诗，也不完全像散文/它不刺激别人，又能使人们相互理解/也不会给作者和读者带来过分的悲痛。”（林洪亮译）

《站在人生这边》中收录的另外一篇文章《废墟与诗歌》，是米沃什的诗学讲座《诗的见证》中的其中一章。这篇讲稿提到了二战时期的经历对他的诗歌写作造成的影响，并且提到了如何处理这种战时的现实经验。他说，在战争中，诗歌是地下文学的主要体裁，因为一页纸就足以容纳一首诗，诗歌可以用口头歌唱的方式传播，以地下出版物的方式流传。当时出现了很多记录大屠杀的诗歌，但是，“除了极少数之外，这些诗虽然幸存下来，其作者却死去了”。出于对死难者的尊敬，我们不免要问，是否有一种完美的诗歌形式，比那些仅仅限于描写事实层面的诗歌更适合作为纪念碑？这里延续了我们在开篇提到了“伟大作品”的写作是否可能。对诗人来说，我们要警惕这样仅仅为了描述残酷现实的一切写作，因为现实已经被战争解构了，语言面对发生的残酷现实也会软弱无力，“因为语言是一块布料，所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剪裁出来的”。如果想要用一种适宜的艺术形式来表达，我们首先要先处理何为“现实”。

米沃什把现实分为了两个层面：较高层面的是“包括所有形成文化的东西，即教堂、学校、大学、哲学教条、政府体系”，第二个层面是较低的层面，是“最实在的生活。人们去杂货店，使用一只碟、一支汤匙、一支餐叉，坐在椅上，开门关门，而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诗人只能处理这种较低层面的现实，战争摧毁了一切东西，文化层面上的现实早已崩塌和解体，只有这种较低层面的现实最为持久，因此诗人“在最耐久的东西中寻找帮助，因为最耐久的东西即是最基本和最微不足道的，因而可以在国家和帝国的废墟中生长”。

米沃什在法国流亡十年期间，除了亲近加缪和西蒙娜·薇依，对其他法国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萨特等人对苏联顶礼膜拜的吹捧行为，让米沃什感到了巨大的失望，他从未在法国找到过存在感，他的书在这里出版，却没有读者，多少年后他以诺奖得主的身份回到巴黎，依然耿耿于怀，他说就算他喜欢巴黎，也只不过是为了报复以前在这里遭受到的屈辱。诗人流亡者在巴黎的生活是双重疏离的：法国知识分子对另一个欧洲发生的事实一无所知，他们把苏联的扩张和胜利当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精神层面上，一个说着波兰语的无名外国诗人，通过写作讲述的某种真相被当成了谎言。

诗人面临最大的精神危机就是失语，他讲述的诗歌经验与法国诗人的经验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需要寻找某种方式治愈这种“人类大家庭的分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追问，在二十世纪，诗歌可以是什么？诗歌是“个人与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以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如同疏离这个词的词源学所暗示的，诗歌不再是社会中的外国人”。诗人与历史保持时间和空间上距离的同时，还需要从自己最个人的经验出发，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四

《站在人生这边》所收录的文章，横跨五十年，都是米沃什散文集结中的精品之作。用本书编者的话说这本随笔旨在体现米沃什“非同寻常的主题广度以及他所掌握的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这本书中的四部分中，我最喜欢的第一和第三部分，前者大都是米沃什自传性的散文佳作，后者包括他多年多自己的诗歌写作的经验总结，隔膜最深的就是第二部分，主要呈现出来米沃什严肃的宗教思想家的那一面。书名“站在人生这边”就是出自第三部分，可见米沃什对这部分文章的看重。可惜的是，我们生活中宗教经验的缺席导致了我们阅读米沃什很多诗歌的时候只能隔靴搔痒，想象出来一种类似的宗教经验，这种想象其实很贫乏无力的。阅读这本文集中的很多宗教性的文章，同样有这种感觉。

但是书中论述西蒙娜·薇依和舍斯托夫的两篇文章，让我意识到宗教与诗歌之间的关联，在米沃什看来，诗歌绝非单纯的唯美主义，在最重要的情况，诗歌是对人类在宇宙位置的探寻，这就涉及到了宗教中的善与恶问题。在米沃什的诗歌中总是在不断追问一个问题：一个好的上帝，怎么会让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邪恶？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我们不可能通过哲学和诗歌为神辩护。米沃什翻译和看重薇依的著作，正是想表明，在我们这个被各种势力撕裂成碎片的世界上，还存在着虔诚而专注的真理追求者，正如米沃什所言“也许她正是为此而活。她的才智，她的风格精确，无非是一种非常高度的注意力，注意人类的苦难”。

在米沃什的另外一篇文章《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中，他对自己的写作生涯进行了反省，但是这种反省最先从他的宗教经验开始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宗教已经日益被赶紧了私人的角落，科学的真理代替了宗教的真理，信仰遭到削弱，但是我们并没有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的心灵依然迷茫无措，无处安放。诗歌也许不能成为新的宗教，代表不了人们的信仰，但是诗歌可以抚慰心灵，前提是把诗歌从纯诗和各种矫揉造作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借用奥登的说法，诗歌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让人愉悦、悲伤、不安、发笑，它能表达每一种情感层次，描写每一种可以设想的事件，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能把供精英阅读的围墙打开一道门，我们可以把诗歌引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