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踏访森林和种树人的路上，与老人相遇。老人与树，是我心中的一道风景线。

1988年初夏，因为采写三北防护林，我去山西保德县找张侯拉。八十七岁的老人躺在坑上，额头布满了沟沟坎坎一样的皱褶，不停地说：“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当地林业局的朋友介绍，张侯拉爬了半个世纪的山，种了半个世纪的树，吃了半个世纪的黑豆。他用白面换成黑豆，中间的差价去林场购买树苗。年轻时他用两个银元的本钱，凑成一副针头线脑花花绿绿的货郎担，不挣一分钱，只跟人换树苗。他还有一个绝招：蹲在林业局苗圃边上，把淘汰下来的树秧子抱走。然后爬上九塔山挖坑种树。张侯拉过了七十岁，腿脚不方便了，便在九塔山住了十年，除了回家拿黑豆，到林业局捡树苗，从不下山。“捡来的苗苗能长成树吗？真是树疯子！”他从不辩解，只是日复一日地挖坑、种树、护林。不仅是九塔山，还有分分秒秒流失水土的九塔河小流域，那流泥淌坡之地，他是走过去的，还是爬过去的？

当人们看见九塔山已成青山，九塔河水已经变清时，这才想起了那个住在山上的张侯拉。县林业局的干部在九塔山上忙活了五天，他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张侯拉种活了多少棵树？丈量计算的结果是：九塔山小流域已成林面积三百一十亩，共三十万零七百四十五棵树，其中根植于流泥淌坡地的有二十四万棵，九塔山小流域每年流失的土壤减少两万吨。何止九塔山？群众纷纷出来指认：这几片林子、那些个山头、山洪冲出的沟坎边、黄沙圪梁坡上，都有张侯拉种的树。当地老乡告诉我：“没有主人的树都是张侯拉种的！”

山西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张侯拉只回答了一句话：“人活一辈子，总要给子孙留下点什么。”

2010年我应邀采访集体所有制林权改革，统称林改。在林改第一村——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我看见了刻在石头上的、凝聚着农民智慧的九个字：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最拥护林改的是老人。江西盛传一则故事，武宁县大山深处有一独居老人，老太太去世，两个儿子已成家自顾不暇，老人成天在山里过日子。2002年夏初万木葱郁时，村干部忽然找到老人说：“老王头，你屋后的那片竹林就是你的了。”“啥？”老王头以为在做梦，再三解释之下，老人听明白了，托林改的福，村民议决，老王头岁数太大家中无人手，就把屋后山坡上那一片竹林分给他了。老王头听明白了，撒丫子就往山坡上跑：我有竹林了！大山里回荡着他的声音。

握别老王头时，我们在竹林里转悠一大圈，陪同的村支书老余问他：“你的毛竹今年砍了多少根？”“舍不得，再多长一年吧。”老余告诉我，“山民把山林当作绿色银行，一根小竹一棵小树每天都在生出钞票。”林改还改出了造林绿化新气象，用不着动员，造林时一家人出动，林地的角落边沿乃至悬崖绝壁处，都种上树，就连石漠化山丘，也花香鸟语。

云南陆良县有种草种树三十多年的“陆良八老”，八老中最长者为王家云，八十七岁，最年轻的是王小苗，七十三岁。我踏访花木山林场时，八老中的王开和陪我转这片山。这片山实为石漠化丘陵，约有三百米高，原本无名，因为一次次造林绿化均告失败，已经被人遗忘。三十多年前，八位老人面对山民的贫穷、陆良喀斯特地貌形成的荒山荒地，他们商议：为自己，更为子孙，上山种树！据王家云的观察和试验，适合陆良石头地上生存的，是生命力顽强的华山松。因为华山松的种子落地之后只要有雨水，就能长出小苗，出苗后四十天的移栽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关键是要在石头地上挖坑、挖足够大的坑，让松的种子有居处，然后浇一大坑水。如是，天不下雨也能出苗也能移栽。王开和告诉我，“只要有锄头，就能劈开山石挖出大坑种上树。”那时最宝贵、最紧缺的是锄头，就连买锄头的钱也求告无门，八条汉子，八个家庭，一起凑钱，卖猪卖羊卖鸡蛋的钱。两三天换一把锄头，有时候挖个大坑要用两三把锄头。八条汉子从四五十岁挖到七八十岁，七千四百亩的石漠化山丘上，三十年可以计算的是挖断了数以千计的锄头，难以计算的是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与智慧。

我还遇见更多治沙种树的老人，他们中有的人倾全家之所有植树造林。我曾走进八步沙治沙老人居住的地窖，地上有残余的柴草，出口的角落还有一只破损的鞋，那是老汉穿过的鞋，是捡来的别人扔掉的破球鞋。我走近，细察，倾听，那是一只被风沙反复打磨的鞋，鞋帮已经开裂一个大口，风沙在打磨鞋的时候，也在打磨沙地里行走的老人。

回首，那些树还在，老人们大多已作古，我认识的这些老人，几乎不认字，没有动人的语言，却高扬着精神的旗帜！当我又一次面对草木，面对大森林，忽然发现那些老人并没有走远，他们都已成为时代之树的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