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为的负重到思想的负重，并且以若干个“疯子”的形神与命运做厚实的铺垫，反应“我”的走入极度困惑的负重状态，进而切入负重情绪的成因、承纳及化解的释然。彭素杰以惯常的素描农村小人物的功力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快感。这篇题为《负重》的乡村纪实，以冀西北山地农村为背景板，将敦厚的带着浓重农耕文化胎记的乡民请进生活的舞台，让这些看似对我们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们走入城市边缘化的大众视野，以其精神和肉体几近混沌的状态留住读者同情的良知，以其他们的淳朴善道呼唤灯红酒绿中麻木的情感。

作者的写作形式除了很唯美的韵调诗歌之外，主要是以形成了散文化的纪实文本为主，拿来其《负重》只为例析，她的这类作品很少有较复杂的情节和繁复的细节描写，但却强烈地表现着作者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态度和思想感受，加上自由随性且幽默的叙述，常常给人一种浓郁的炊烟和草香味。

从《东乡西乡》、《我和姐姐》、《父亲，你是一部书》、《堡子里的故事》、《苏醒的村庄》，以至到这篇《负重》，可以清晰地看到，彭素杰以女性素有的细腻与敏感，体察着冀西北农村乡民的生活、命运走向，尤以关照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为创作主体，使大量的似乎是被人可以忽略不计但最终证明那同样是一个有着生命光点的人物，悠悠荡荡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东乡西乡》里的韩宝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裤子到膝盖下，就是挂拉几丝布而已。五官也脏的看不清楚，没有家，随便有个窟窟窿窿就会住下。他一进院，杵在那里，一言不发，开始我们都很害怕他的模样，也害怕他沉默中隐藏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像这一类角色还有许多，《堡子里的故事》中的大金与建利，《我和姐姐》里西贤孝村在沟沿边睡觉摔死的傻子老六，以及四板子、呆九和为了村民们看戏一天徒步200里地找“汽灯”的小眼儿哥等等。即使是她德高望重的“父亲”，也只是一个从苦难的童年艰难成长起来的农村文化人，虽然清瘦，但坚毅过人，聪慧过人。虽然只读完了小学，但一生持学累积，成为积贫积弱时期中国农村最有用的那种复合型人才，而每一种角色的转换又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他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无比的崇敬，皆来自于人格的尊严与高尚，来自于内心的温良与睿智，来自于对知识的渴望与尊崇。作者以自己惯常的细腻体察着父亲深远的内心，以血浓于水的深情述说着父女之间的心性印照、人生向往和憧憬。把一个苦难的刚毅的却温情的父亲呈现给读者，让我们至今也走不出蔚州东北丘陵山坳间那沧桑的地界，因为那里站立着一位永远不愿脱离那片热土的雕塑般的“父亲”。

在《我和姐姐》里，作者则是用“盈满泪痕和感恩的文字”，将深埋在岁月河床中的苦涩与哀怨，血浓于水的涓涓深情娓娓道来。小时候家贫，因为争一件裤头把姐姐气得嚎啕大哭；成长过程中，由于家庭条件性格成因价值取向等多种原因，“我”当上了班长，而姐姐初中没念完就去打工了。之后，心灵手巧的姐姐经常用微薄的收入“寄钱给我”，“坐车到学校看我，十分漂亮的姐姐和我手拉手说不完的话，走时给我留下一件她亲自钩出的裙式上衣，淡淡的绿色，身子，领子，袖子都是不同的花样…….”再后来，各自嫁人，生活在更加偏远的姐姐，依旧接济人。那种无私，那种细致，像一面镜子，远远地“照着我”。这种让人永久眷恋的亲情，隐隐发痛的命运比照，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无数个农民家庭里，世世代代地演绎着不同的版本。

上世纪80年代末，以人性构建乡村文学，用人性与世道的复杂关系去表现衡量生活的变异，以及对道德风尚的反思，深深影响着后来喜欢写作的彭素杰。当然，也由于儿时生活的艰难青涩岁月间命运的多变，使她对生活里的“小人物”们格外的关切，怜悯之心扶弱情怀尤甚于常。掏粪的大金给她干了点活，说好了要10块钱，最后她给了30元，感动的大金都不知道该叫嫂子还是婶子了。走在乡村路上的她看到了一条凶猛的狗吓得手足无措，远远的建利弱弱地喊了一声，那狗就离开了。“我们不可以瞧不起任何一个生命的存在，他们善良地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在你无助的时候，伸出一双真诚的手，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堪当老师。”（《堡子里的故事》）。

   这里，需要细看了的是《负重》里的“王家儿子”，成天脱得精光的“女疯子”，以及那个“还没有一把大个儿”的青年男疯子。这些人物形似异类实所不然，因为他们的存在，村庄变得多元了，但做为生命的个体，对生活的向往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这种本真的欲望的发生是合理的，尽管许多外在的条件限制了它的延伸和发展，但绝构不成被扼杀的理由。“王家儿子”是因为想媳妇想疯了的，有错吗？无需回答，谁不想呢？“女疯子”仅仅是想上学，想读书。“在村里的聚集人的地方背课文，浑身晒得黝黑而朗朗上口”。 那个“还没有一把大个儿”的青年男疯子是从他乡来的，“腰肢虽纤细并不柔软，个头不高，却有高跟鞋辅助，头发齐肩凌乱，手拿话筒，浑身女装，随着节奏乱动，这形象极不正常，扭头一看，是一个没有一把大个儿的青年男疯子。他有极强的表现欲，一会儿从电三轮取出一瓶啤酒灌下去，一会儿拿话筒唱几句”。此时，是对人性解剖的开始，“王家儿子”被家人戴上了脚镣手链，成日间只能痴呆呆地用眼睛直视着从他眼前过来过去的那些挑水的女人们，那是他心中最美的风景。但有几次，他挣开了镣链，却又一次次被家人制服，后来终有一天在半夜间死去，那链子已经长进肉里。这个人物在我脑子里转了许多次，我在极力地想象中痛了许久，我说的家人是给他的那些个姐夫们留了情面，可是作者没有，这是她的性格。这个人物之所以那样地撞击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对人性的深刻鞭笞。你们娶了他的姐姐，却不允许他有想媳妇的权力，这是何等的残酷！他为什么疯掉的，都没有责任吗？戴上脚镣手链，是谁给的你们这么恶做的权力？那链子已经长进肉里，你们是他的亲人们吗？姐夫尚且如此，姐姐们呢？父母呢？这个故事的出现有着许多诘问，任由他人遐想，而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作了无墨之白，远远地留给了时空的隧道，等到无数个春秋轮回之后，这个儿时的人物才又走出来，想必这是一定有着深刻用意的。

这是“负重”的由然，还不是落笔的焦点，那些个所谓的“小人物”们已随岁月的风烟逝去，所留下的只是历史的叹息。但作为今天的乡村，依然有其教人的意义。于是作者把那个“想读书”的女疯子以及那个“还没有一把大个儿”的青年男疯子链成一个单元去做教案，放进“我与孩子”的课堂中：“我知道我是遇到困难了，不是生活上的一般困难，所以我就用沉默去接受，慢慢积累起一种负面情绪，就像布满许多蚜虫的一片叶子，吞噬着我仅有的绿色。”“终于，矛盾在一天晚上升了级，小儿子在睡前说了他端午节要出去玩儿，而且拿手机 …….我说不可以！在家无限制的玩儿已经很奢侈，你不可以对所谓的快乐变本加厉！”但孩子也似乎很不示弱，说不给他手机他就不去上学就去涮盘子挣。母亲说你就这点出息！气得几近发疯。母子俩在深夜吵得“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特别粗。”

作者选取了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家庭矛盾，以一幕极其典型的生活画面，把母亲那种无奈的忧伤，挚爱的情怀以及钩沉岁月的回眸与守望，在顷刻间，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处，沉静下含泪的心境，收拾起窗外被物质和功力的烟雨打碎的果核，以独立的精神和真诚，植入孩子那脆弱但还没有褶皱的心田。

“面对困难，我们不要选择疯掉或死掉，其实疯子与智者也就是一步之遥，转左转右也仅仅是刹那之间，就如同生活中过不去的叫坎，过去了就是成功！”她暗暗告诫自己。

女性通过抗争在社会历史中的成长必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她要面对来自诸多世俗的阻碍和抗衡，哪怕是最亲近的角色，在意见相左时，也不得不感觉到自己的力不从心。作者自身命运多舛，出生后因家境困窘差点被遗弃；三岁时掉到窨子里腿险些落下残疾；四岁时被同村的一个很霸道的大男孩将一颗豆子拍进耳朵里，致使她恐慌地只怕从耳朵里“长出豆秧”竟然服毒寻死，这件很恶做的事情给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母亲低声告诉我，出去不要乱讲，等娘和你去医院取。因为我们根本惹不起这家子人！”可以说，幼年的彭素杰内心的给养构成十分复杂十分沉重。再后来，因故中道失学，结婚后又因爱人与公爹赌博成瘾与婆家两代人积怨，而和她最要好的婆婆也因丈夫嗜赌成性和家暴过早的离世。“我的伤痛很深，不想触及！”（《苏醒的村庄》），可见，她“负重”的心情由来已久，寄托在作品中的意义又是怎样的分量——混沌愚昧是因为没有良知，文明与进步才是我希望中的未来。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她不得不再一次勇敢的面对。当然，这一次她需要策略了，因为这个孩子的倔强，她撤消了对峙，换了一种方式，她以有条件的承诺，暂缓了矛盾的发展，次日，还故作潇洒地参加了孩子们的活动。

“手机在孩子们面前遗祸无穷。”如何帮助他们走出虚幻，依然需“负重”前行。途中，她向孩子重复了“王家儿子”与“女疯子”的故事，也一起分析了那个“还没有一把大个儿”的青年男疯子内心有着怎样的秘密，强调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对于人生会有多么地不堪。应该说，她的“小人物”们在这种灵魂独白的世界里，起到了不同凡响的作用。当然，“负重”的价值不仅仅是只教育着一个孩子或者一群孩子，也不仅仅再局限于乡村了。

曹森，男，河北省蔚县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协理事，河北作协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以散文、报告文学为主，著有散文集《瘦石集》、《情撼蔚州》，中、长篇小说《临界》、《病房》等。《小岛》、《回家》、《母亲是山地的一株垂柳》、《家乡暖泉如周庄》、《骡子哥们儿下井去》等篇什产生广泛影响。作品入选22种文集，有的进入中、高等教辅读物，多次获奖；荣获“首届全国煤炭系统‘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殊荣。现系《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海外文摘·文学版》及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签约作家。